大声说“我是黄种人”,错了吗

“我们不是黄种人”的背后站着的是人类平等，还是“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另一个变种？是意味着我们是不输列强民族的追求天下大同者，从而也鼓舞第三世界的人们奋发向上，还是意味着我们也是和西方白人一样优越的高等种族？

宁泽涛勇夺百米自由泳世界冠军，他更是喊出了那句近代以来一直回荡在中国人耳边的声音：“我是黄种人，我是中国人，今天我做到了！”看到新闻，我本人立刻想到北大历史系学者罗新两年前为奇迈可著《变成黄种人》一书写过的书评《我们不是黄种人》。果然，宁泽涛夺冠后，这篇文章被一些学者重新翻出。

这是一篇令人受益匪浅的书评，但放在宁泽涛夺冠的气氛下拿出来，需要一点勇气。一些网民表现出不满，认为这是掉书袋、吹毛求疵，甚至有网友不客气地请作者再写一篇《我们不是炎黄子孙》。

其实冷静阅读这篇《上海书评》年度最佳文章可以获得很多有趣知识。简单归纳，就是“以肤色划分人种”是一个西方的近代发明，正如“民族主义”也是一个近代发明。马可波罗时代，西方人到东方旅行，惊叹于东方璀璨的物质与文化文明，在他们眼中，中国人的皮肤和他们一样白，或者是略暗的白色而已。随着东方的衰落被西方人感知，西方“科学家”在进行人种分类时候，开始使用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来描述东亚人，“黄”在此时出现了。

在视觉经验上，中国人的皮肤无法用一个黄字概括，有人比很多白人要白，有人肤色比较深，但终于被西方种族“科学家”归结为黄种人，并视之为从低级的黑人到高级的白人之间的一个过渡。某些生理特征和病症被描述为黄种人专有，比如眼角赘皮显得“面容狡诈”，既然这种特征只在欧洲儿童身上会出现，于是在进化论的视角中被看作低等人种的特征。“黄祸论”也伴随着人种“科学”诞生了。《变成黄种人》一书揭露了很多此类荒诞历史。

仅仅科学能够战胜种族主义吗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开始，黄种人认同很少出现于大众文化领域，黄种人认同的回潮是在1980年代以后通过大众传媒和娱乐的兴起实现的，这方面程映红教授发表在《文化纵横》上的《当代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说》说得很清楚。罗新教授提及的《龙的传人》恰恰是在1980年代爆红。加上著名纪录片《河殇》的“黄色”论述，以及诸如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刘德华《中国人》、谢霆锋的《黄种人》等广为传唱的歌曲，黄皮肤黑眼睛成了新民族同声合唱的闪亮音符。程映红认为，海外华人与大陆隔阂太远，只有通过表面的黑头发黄皮肤或者抽象的“血脉”之类外貌公约数，才能很容易找回彼此的认同。

对比罗新和程映红，我们会看到虽然“黄种人”不科学，但分类无法避免，所谓“非我族类”是一个政治现象。他们反对的是“黄种人”背后的歧视观念甚至是种族主义。程映红没有说的是，当时中国刚刚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强调以爱国主义而不是阶级斗争来统合最多数的全球华人。关于中国心或者黄皮肤黑头发的歌唱，虽然有谬误，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是化解伤痕重整人心的有效做法。

罗新认为：“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果真如此？即便西方科学界已经抛弃种族思维，但媒体和大众意识有没有抛弃这种思维呢？答案并不难找。

经常观察西方媒体，可以了解他们在这方面高度的操作技巧。即便不再使用race这样的词汇，也可能使用别的词汇代替。长期驻法国的中国记者郑若麟先生对此有详细分析，比如法国媒体如何制造“丑陋的中国人”形象，比如关于法国《观点》杂志辱华事件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搜索相关文章。

就大众意识层面来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完全可以看作一个文学版的《我们不是黑种人》，虽然感人，但是梦想有没有实现？在美国，种族隔阂依然深刻，从白人、黑人互相射杀的弗格森骚乱到白人社区游泳池被驱逐的黑人青年，此起彼伏。十年前出版的《魔鬼经济学》一书讲了一个有趣的“大数据”研究。作者调查全美包含四千万用户的约会网站数据，发现大部分人在公开的信息里都会宣称自己对种族不在意，可一旦进入筛选约会对象阶段，种族倾向就暴露无遗。也就是说，美国人民也擅长“说一套，做一套”。他们不是没有种族歧视，而是像《菊与刀》里描述的日本人那样，小心翼翼地掩藏起来。

在体育界，这种歧视无处不在，东方人在田径、游泳等“体力”运动中夺冠，总是会惹来兴奋剂质疑。宁泽涛的同行叶诗文伦敦奥运夺冠后遭遇的媒体攻击就是典型。宁泽涛本人在百米自由泳夺冠后，英文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很多对他和中国人的谩骂。

人种是体育界的敏感因子。我还记得美国黑人网球冠军阿什，在因输血感染艾滋病之后，曾致信NBA巨星“魔术师”约翰逊，批评他因为自己的滥交和艾滋病而强化了人们对黑人的刻板观念。显然，体育运动员背负的不仅是先天的体质，刻写在生命个体身上的，还有国家实力、社会经济水平、训练科技水平、生产关系，等等。对人种的歧视也绝不仅仅是针对“人种”而生，只是以“人种”或者“肤色”为幌子表现的政治敌意。即便我们能禁止使用肤色描述人种，“文明的冲突”依然在被运作。面对列强，你不可能寄希望于他们通过在媒体和科学界消灭种族歧视来保持和平，只能寄希望于提高自身实力来威慑和回击歧视与侵略。体育界和军队类似，强者就是强者，竞争就是竞争，胜负就是胜负。宁泽涛的呼喊是体育界人士面对竞技领域现实做出的正常反应，虽然不“科学”，但是其批判效果无与伦比。

“黄种人”的话语实践

奇迈可的《变成黄种人》一书，提醒人们警惕西方中心主义，不要把别人的异化观念内化于我们自身。在认识论层面，我赞赏这样的追求，接下来是实践层面尤其是文化实践层面的事情。按照卡尔・施米特的说法，“真”与“假”是科学范畴的问题，就像“善”与“恶”是伦理学范畴的问题，“美”与“丑”是美学范畴的问题，而政治范畴的问题无法离开“敌”“我”“友”，至少今天依然如此。人种学既然不是科学，则作为政治观念无所谓真假，其诉求只在于现实影响力。 罗新教授的文章自身也提到文化实践的特殊性――“黄种人”观念在中国很容易被接受，在日本却不容易，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黄是一个好词，炎黄子孙、黄道吉日、黄袍加身……中国化的词汇、观念终会具有不同的含义。

有趣的是一个类似的例子。数年前，一些网民对新浪网英文名称“sina”发起批判，声称sina是“支那”的日语字母写法，认为新浪网的日资背景导致其名称就含有对中国人的歧视，要求其道歉并改名。新浪网当然没有因此改名。大部分网民也没有这么敏感，没人愿意歧视自己的民族。但sina既已成为日常词汇，使用者不赋予其歧视含义，它也就失去了歧视的作用。在我看来，“黄种人”一词也一样，渐渐会成为一个波澜不惊的词汇。

现实中，国家间实力的此消彼长造成的变化比观念自身的发展更生动。我们不妨大胆假想，如果未来中国成了世界一哥，世界范围不是没可能出现泛黄阵营和泛白阵营的对立，非洲人将加入泛黄阵营（正如今天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始亲近中国一样），甚至不排除有西方人否定自己是白种人，而是黄种人的一支。

我略担心的是，知识界在反对歧视的时候，如果一味强调意识正确，反而可能陷入另一种“格调”陷阱。不妨类比当代女权主义的例子来说明。女权主义曾是启蒙时代以来的一项重要进步，但在失去政治经济结构层面的挑战力之后，部分知识精英的女权主义单纯在政治正确的领域发展。最典型的如同齐泽克所说，当你跟她们说“女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她们会马上纠正你：没有你说的那种女人！没有你说的那种笼统的“女人”概念，只有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女人”。对人种学的警惕应该导向何方？“我们不是黄种人”的背后站着的是人类平等，还是“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另一个变种？是意味着我们是不输列强民族的追求天下大同者，从而也鼓舞第三世界的人们奋发向上，还是意味着我们也是和西方白人一样优越的高等种族，如果是前者，宁泽涛们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不必为此担心。

反思民族主义该注意什么

民族主义是历史中的政治人群面对性命攸关的重大利害做出的决断，有成功也有失败。反思民族主义造成的问题势所必然，但同样需要注意，很难有完全“走出”这回事。在历史中诞生的主义及其实践无法截然否定，更不可刻意消解，只可在批判、吸纳、扬弃中超越。

罗新举了两个东方国家的例子来说明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土耳其有一个小部族叫拉孜人，原先好好的，但自从一个德国人为他们发明了民族起源的新说法和书写语言，从此就再也不安分了。这个例子意在说明，既然国家层面大力建构民族神话，就无法阻止国家内部小部族发明自己的民族神话，从而引发冲突，导致政府的双重标准。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带来的恶果比比皆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在“民族自决”意识推动下陷入碎裂和战争的往事就是前车之鉴。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的狂热民众暴力攻击研究并解构民族神话的学者。在我看来，这个例子和法国查理周刊惨案的例子类似，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在单纯的宗教/世俗斗争或者民族主义/普世主义斗争的范畴中理解都会失之片面。与其怪罪抽象的民族主义，不如反思印度正因为没有进行过像中国那样结合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世俗化民族主义革命，才导致今天的乱象。

罗新谈到欧洲史学界正在艰难地试图超越各民族国家历史，追求统一的欧洲历史。所谓近代民族国家既然是欧洲的发明，解决其导致的问题也是欧洲内部生发出来的问题。中国这种被逼出来的民族国家，语境不一样，反思民族主义实践不必照搬西方思路。无论是按照西方人的模式接受还是反思民族主义，都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中国人有追求天下大同的传统，又必须面对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现实状况。从多元一体到五族共和再到社会主义，我们有更多的历史和思想资源以资反思民族主义。

历史学会在反思中获得新生，需要小心的是，反思的结果如果沦为所谓告别狼奶的羊奶史学，也会变成空中楼阁。

学术要避免被政治绑架，但这不是说学术就不该具有政治家的魄力和洞察力。进行学术回应不是我撰文的本意，只从我的观察角度提供一些思路。将要写完本文的时候，又传来消息：台湾有新闻媒体刚刚把宁泽涛说的“我是中国人”篡改为“我是大陆人”。比起抽象的政治正确，这种现实的事件又是多么的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