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对干部道德建设的正能量探究

摘要：红色文化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发展，凸显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道德诉求和革命精神，对于当前干部道德建设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其中，无私奉献、严于律己、舍利求义、精神传承、家风纯洁，对于干部职业标准构建、防止干部物化异化、干部政治伦理价值观判断、干部特殊身份的道德诉求和干部取信于民、赢得人心，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红色文化;干部道德建设;干部作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我们党历来重视党政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基本准则。干部道德建设是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直接影响到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我党涌现出了如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牛玉儒、任长霞、沈浩等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神圣职责的践行者，崇高的道德使他们在世人面前熠熠生辉。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信念动摇、道德滑坡、行为失范等问题，有的甚至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形态，它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发展，凸显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道德诉求和革命精神，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伟大的时代价值。实质上，红色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属于先进的社会意识范畴。对于承担着特殊社会责任的干部群体来讲，红色文化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恒久的正能量。

一、 无私奉献：干部职业标准的内在要求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干部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执掌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掌管国家事务的权力。正因如此，作为一种职业，干部担负着领导、组织、管理、指挥和协调社会事务的职责，这也决定了干部的社会角色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和示范性，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较，这一点极具特殊性。干部行使权力、服务人民，最主要的途径还是通过其职业来实现的。干部的职业素质，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整个社会事务的进程，是干部在职业活动中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特殊的职业性质，要求干部在工作中要努力做到坚守岗位、以人为本、敢于担当、求真务实、无私奉献。毫无疑问，在这些职业标准中，无私奉献是职业本身对干部的内在要求，也是高标准的要求。而产生于革命年代的红色文化所倡导的英勇无畏、奋不顾身、无私奉献精神为此提供了理论思想源泉和动力支持。

生命凭骨骼而挺立，人类因精神而伟大。无私奉献是红色文化弘扬的伟大精神之一。毛泽东先后在《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文章中强调：“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是对无私奉献的科学界定。

二、 严于律己：干部物化、异化的坚固防线

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和信息爆炸的社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不正思想严重影响了干部的行为和作风，使其备受考验，以致一些手中掌权的干部开始抵制不住各种诱惑，逐渐背离了职业身份，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被物化、异化，甚至被妖魔化，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网络背景下，“手表门”、“眼镜门”、“赌博门”、“艳照门”等干部失德失范的不良事件逐渐曝光，刺痛了人们的神经，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新时期的许多干部，在可以清醒地明了怎样做一个“经济人”的同时，却没法明确认识怎么做一个“道德人”，由此使他们难以用确定的、具体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1]究其原因，莫过于内外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物质世界的刺激、名人名流的膜拜、亲戚朋友的影响，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和行为准则。但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也就是一些干部没有把好道德关口，软肋凸显，防线脆弱，不能够严于律己、时时处处作表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基于干部的特殊身份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各级干部通过定编和考试逐步转变为公务员。但名称上的改变并没有真正形成职业身份上的转变。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仍旧享受着诸多优势待遇，诸如享受着政治地位的话语权、社会事务的决策权、行政职务的晋升权等优势特权，并且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稳定。[2]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这些优势待遇会促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滋生和蔓延，有些干部很难在“义”和“利”的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这也成为当前干部政治伦理建设的突出问题。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部分，从古至今，关于“义”和“利”取舍问题的探讨和争辩从未停止过。传统义利观在整体价值观的影响下表现为重利轻义、重义轻利、义利并重、义利并轻等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则肯定了物质利益的取得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3]社会主义义利观在充分汲取中国传统义利观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时代特点，提出“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以义导利、义利统一”的价值观思想。就干部群体来说，无疑这点也是应当坚持的。但干部群体又相对处于优势地位，有其特殊性，在特定环境下，舍利求义是对干部政治伦理的价值观判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群众和社会对领带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对有能力拨动主旋律和释放正能量的干部，给予了很高的期待。

四、 精神传承：干部特殊身份的道德诉求

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在人类所创造的的历史中，最具有继承性的莫过于精神的传承。许多物质的内容在经历历史的考验后烟消云散，唯独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被人们代代相传，且日益丰富。红色精神，即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苦奋斗与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丰富而又宝贵的财富。这种精神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应运而生，凝结了历代共产党人信念坚定、不畏艰难、不怕牺牲、顾全大局、开拓创新、实事求是的优良品质，体现着党的先进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2002年12月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指出：“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首先是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求也告诉我们，传承红色精神必须从各级领导干部抓起。党和人民赋予干部掌管国家事务的权力，特定的权利造就了干部的特殊身份，特殊的身份又要求干部必须承担特定的职责，主动传承党的红色精神，如发扬党的好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学习党史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推动老区革命精神的弘扬、学习革命先辈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思想，等等。

新时期，在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各种矛盾凸显的形势下，党肩负的使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繁重和艰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把握时代发展需要，体现时代特色，切实认清肩负的重要职责，强化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常怀感恩之心，兢兢业业工作，扎扎实实为民服务，传承党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做到在继承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领导干部能否自觉主动地传承红色精神，关系到革命精神能否在全党全社会发扬光大。

五、 家风纯洁：干部取信于民、赢得人心的重要举措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5]江泽民也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千千万万家庭家风很好，就会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各级领导干部的家风很好，就会带动和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体保持良好的家风。”[6]可见，家风是党风、政风、世风的缩影，拥有纯洁、良好的家风，是干部取信于民、赢得人心的重要举措。

从严治家、严格教育和管理配偶子女，历来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基本要求。新时期，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能够认识到教育管理配偶子女的重要性，带头树立良好纯洁的家风。但不可否认，少数领导干部虽然在工作上能够从容以对，但在亲情和人情的压力下就容易把握不住分寸，守不住道德底线，最终一步步走向腐败的深渊。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人民群众赋予干部掌管国家事务的权力，同时也给予干部极高的道德期待。领导干部应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养分”，释放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2]王淑芳.正确认识与把握干部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规律性，领导科学[J].2006

（11）.

[3]马列原著选读编委会.马列原著选读[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17.

[4]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03.

[6]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