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荷塘鸳鸯戏水纹三彩枕的年代问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叶县文集遗址出土有一件荷塘鸳鸯戏水纹三彩枕，十分引人注目。本文对其上所绘画面加以分析与品评，并根据其形制与装饰花纹特征，结合伴出器物，引证相关资料，指出其制作年代，并对同类风格的三彩器的年代予以校正。

此荷塘鸳鸯戏水纹三彩枕出土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叶县文集遗址的一个灰坑H487中，破裂为十余块，枕面中部与枕右端一角皆有残缺，修复后长度为52.5厘米，宽、高最大值皆为14.5厘米。枕面兼以刻划与描绘两种手法绘有一幅以荷塘鸳鸯戏水为内容的工笔花鸟画，因三彩器所固有的丰富的色彩，此枕画面比传世古代绘画作品更显得鲜艳夺目，其清新雅致的田园韵味令人赏心悦目（图1）。

此枕整体大致呈稍微弯曲的束腰长方体，横断面呈梯形，前低后高，前窄后宽，两端略上翘，枕面稍宽，底面略窄。除底面裸露赭红色胎外，枕面与周边四立面（即里面、外面、左右端侧面等）分别以赭红、杏黄、青绿、淡绿、亚白等多种色彩，描绘出一幅幅内容不尽相同的花鸟画、花草画与装饰图案。据观察，三彩枕绘画的大致步骤是：首先用刀尖在柔软的泥胎上刻划出画面的基本轮廓，再入窑素烧成干坯；然后用不同的色彩描绘填实其间，也有仅勾勒出笔画而忘记加添色彩者；之后在画面上施釉；最后入窑烧制，使釉色固定下来。这样，附丽于三彩枕上的一组图案才算最终完成。

枕面的绘画可区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在三者之间，用两条竖向亚白彩条带作为间隔。其中部为主题画面，左、右两部分的绘画内容基本相同，且相互对称（图2）。

枕面画的中间部分是一幅荷塘鸳鸯戏水工笔画。此画的上边缘饰以多组弧线（每组皆为三条弧线）相连接的外连弧纹，恰如一个内施白彩而外施青绿彩的拱券形精美画框。画的中央绘一只鸳鸯刚刚出离荷塘水面，正展开双翅腾飞。鸳鸯身体各部施彩丰富：尖喙为青绿色，头顶为黑色，耳部为赭红色，颈部为杏黄色，胸腹部为赭红色，背部为亚白色，尾羽上面为黑色而下面为白色；翅膀展开后的羽毛分为三层，相互错列叠压，分别施以杏黄、淡绿、青绿三种色彩；向后收拢的双蹼足呈杏黄色。这种以不同色彩相互搭配、互为衬托以增强反差的手法，取得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可惜枕面在鸳鸯身体部位因有缺块而画面不全，给人留下美中不足的缺憾。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鸳鸯面向右前方飞翔，其右翅根部应当被其身体所遮掩，然而画家为使观者见其全貌，特将翅膀画得很完整，显然是违背了绘画的透视原理。或许正如毕加索的人像画中特将看不到的另一侧面的眼睛移植于同一平面来表现的手法一样，这幅画是一幅源于现实而超于现实的绘画作品。

鸳鸯的左右下方各有一片倾覆的荷叶，荷叶的下方各有一朵盛开的荷花，荷花的白色花萼末端点赭红彩，颇为写实。在这些画面的空隙处，填充以三叶浮萍、三叶草、折枝花草和其他水藻类植物叶片以及水波纹等作为补白。主题绘画的左右上方，均各用淡绿彩绘一组内容相同且相互对称的缠枝忍冬纹作为点缀。

枕面画的左、右两部分，绘出花纹大致相同且基本对称的荷叶、荷花、三叶草、三叶浮萍、水藻等水生植物，作为对鸳鸯戏水主题绘画的陪衬。单就其中荷花而言，与前者稍有不同，此为纯白色荷花，未点染红彩。

枕里面（内立面）的画面是一组写意花草图案，被限定在一个上边缘做内弧形的亚白色彩条带围成的长方形框内。首先以青绿色彩作为背景，以淡绿彩描绘出梭形荷花花瓣（也称花萼）。花瓣拼接成连续“八”字形，以亚白色框其周边。然后在每一组花瓣的空隙处各填一只以青绿色圆点为花蕊的杏黄色花朵作为补白，借以凸显荷花花瓣的装饰效果。

枕外面（外立面）大致呈上边缘做内弧形的长方形，首先在其四角部位各截取一个三角形，并在其中施淡绿彩作为镶角画框，中间部分则以杏黄色衬地，作为绘画的背景；其次绘出依次相间的两片青绿色荷叶与两朵盛开的纯白色荷花，自左向右排列，均向右侧倾斜。然后在画面的空隙处以青绿彩绘出三叶草、三叶浮萍、水藻等水生植物，以表现荷花的生长环境，且使画面疏密得当（图3）。

枕左右两端侧面大致呈梯形，与枕外面绘画的布局手法相同，也是在梯形四角各截取一个三角形，施青绿彩作为画框，预留中间部分为一个由多组外连弧纹连接成的椭圆形，用以作画。两端面的绘画内容相同（因枕的残破致使右端画面大部缺失），是一组折枝花卉图画，被限定在云朵般的椭圆形内，显得紧凑，亦可省去补白。画面中部绘有一朵盛开的有五瓣花萼的黄花，被周边的绿叶簇拥着，简约而不松散，疏朗有致，散发出清新气息。

此三彩枕不仅与河南济源县所出北宋三童嬉戏纹三彩枕（图4）、首都博物馆所藏北宋荷花纹三彩枕（图5）、北京房山县金墓所出金代萧何追韩信故事纹三彩枕（图6）、上海博物馆所藏金元时期磁州窑花鸟纹三彩枕（图7）所饰“八”字形荷花瓣纹相同，而且与首都博物馆所藏荷花纹枕的荷花瓣末端施红彩的粉红荷花、绿色荷叶与水藻类植物大同小异，尤其是与这几件三彩枕的形制还十分相似，因此其烧制年代当在宋金时期。

此三彩枕的“八”字形荷花瓣纹，还见于国家博物馆所藏北宋剔花题款词曲白釉瓷枕、山西大同市青瓷窑遗址所出辽代剔花白釉大缸、故宫博物院所藏金代荷花瓣纹青釉执壶；其缠枝忍冬草纹，也见于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宋剔花白釉瓷瓶、南京博物院所藏北宋白地黑花白瓷镜盒。其荷花瓣末端施以赭红色点彩以示粉红色荷花的方法，同于故宫博物院藏金代荷花瓣纹三彩玉壶春瓶。由此可见，“八”字形荷花瓣纹与缠枝忍冬草纹习见于北宋与金代。此三彩枕与本遗址另一灰坑所出一件三彩花鸟纹方盒（图8）相比，从所饰缠枝忍冬草纹及绘画背景为淡绿色的绘画风格看，二者显然出自同一位画师，属于同一时期的产品。与此三彩枕伴出的数十件钧瓷器与青瓷器，专家学者推定为金代晚期物，所以三彩枕的年代也应为金代。无独有偶，前引济源县所出北宋时期的三童嬉戏纹三彩枕，枕面绘画也以淡绿彩为背景色，且画中有柳树，与三彩方盒全同（图8），其二者年代应大体相当。再者，出土此三彩枕的灰坑还出土有白地黑花纹折沿瓷盆，其年代可确定为金代。

鉴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这件三彩枕的年代为金代，继而可将上述所引用三彩枕的年代大致都推定为金代或金代早期，至于那些被定为北宋的可能失之偏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