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鲁迅交恶原因之探讨

一

不论在鲁迅研究界，还是在胡适研究界，胡适与鲁迅交恶的原因，都是一个焦点话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学者认为两人的分歧在《新青年》时代的“双簧信”事件中就已见端倪，也有学者认为两人真正交恶开始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时期，因胡适亲近“现代评论派”，鲁迅也就恨屋及乌了。

学者房向东在他的《鲁迅与胡适》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也有涉猎。书中指出，《新青年》时代，在《新青年》的编辑方针问题上，胡、鲁两人有分歧，不过，他也认为：“应该说，这绝构不成所谓的冲突。”

也就是说，胡适主张发表宣言不谈政治，鲁迅则认为没有必要发这个宣言。虽观点不同，但两人书信沟通，字里行间也心平气和，这一微小的分歧似乎构不成胡适与鲁迅交恶的原因。但确实是在这一时期，两人关系不睦了，那么他们交恶的原因何在呢？本文想通过陈望道给周氏兄弟的一封信，来探讨一下胡、鲁交恶的原因。

二

先说两人关系不睦。证明两人关系在这一时期不和睦的文字来自鲁迅。

1934年，刘半农逝世。应李小峰的要求，鲁迅写了《忆刘半农君》的文章。文中，鲁迅回忆这一时期，他写道：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73―74页）

通观此段文字，鲁迅认为，陈独秀直来直去，可以信赖。胡适则要“侧着头想一想”，提防着些。这就是鲁迅对胡适的印象。显然，这时，鲁迅对胡适已有了成见。

对鲁迅的这一回忆，学者张耀杰有所质疑。据他考证，鲁迅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新青年》的编辑会。张耀杰给出的证据是周作人给曹聚仁的信。信中，周作人写道：

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份。例如《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2页）

由周作人的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新青年》编辑部的编辑会议。鲁迅的这段话，未免有失真之嫌。

张耀杰的这一辩伪，还可以通过晚年胡适的批语得到印证。晚年的胡适系统看了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在《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中，胡适看到了王忠匡、江山撰写的《鲁迅笔下的胡适》一文，文中就引用了鲁迅的这一段文字来批判胡适，而在这一段文字旁边，胡适写了一句批语：“鲁迅说的大谎。”（《胡适研究通讯》2013年第4期）

既然鲁迅没有参加《新青年》的编辑会议，那他的这一段话也就大打折扣了。毕竟，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论断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过，鲁迅如此写，至少说出了当时他印象中的胡适。那么，鲁迅对胡适这一不好的印象是怎么得来的呢？我认为，这可能与陈望道给周氏兄弟的书信有关。

三

这封书信也涉及当年《新青年》编辑部成员分裂的具体情形。为方便叙述，这里有必要先说一说《新青年》内部的分裂。

看到这封信之后，胡适给陈独秀回复了一封长信，信中给出了三个建议：

1.听任《新青年》成一有色彩的杂志，另办一个以文学、哲学等内容为主的杂志。

2.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移到北京，并发表原本就有的“不谈政治”的戒约。

3.停办《新青年》。

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下：

第三条办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太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弟虽在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转引自：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809099/）

看到陈独秀这封火气甚大的信之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商讨，胡适给陈独秀回了一封信，信中胡适对自己前一封信的内容做了解释。收到胡适这封信之后，陈独秀将这封信转给陈望道看了，结果这封信的内容让陈望道很生气。这封信中，有两点让陈望道非常生气。

第一点，信中胡适写道：

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呢？（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9页）

信中“素不相识的人”指的就是陈望道，陈望道看了此信，自然有闷气。

第二点，胡适写道：

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0页）

此时的《新青年》，正由陈望道主持，胡适批评“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在陈望道看来，矛头指向的正是他陈望道。

陈望道因胡适这封信而动气，可以从他给周氏兄弟的两封信中看出来，这两封信也影响到了鲁迅对胡适的认识。

四

陈望道先后给周作人写的这两封信，涉及胡、鲁交恶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全文抄录出来。

启明先生：

大著小说三篇已登八卷六期;九卷一期稿，请设法搜罗一点来。

诗稿也很缺乏，也请先生尽力。

胡适先生口说不谈政治，却自己争过自由：我们颇不大也请教他了。但稿颇为难，在京一方面只有希望先生与豫才，守常，玄同诸先生努力维持了。先生病好点吗？很记念着。

望道

一九二一年一月廿八日

（《陈望道书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三期，第19页。）

启明先生：

来信敬悉。收到两大作后，曾有一函奉复，想也收到了。大作定当编入九卷一号。

潘君作品，我已在编辑部中搜寻过一番，找不到。当写信去问仲甫先生，如果时间所许，定当编入九卷一号。

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适之给仲甫信中的话），在有“历史的观念”的人，自然格外觉得有所谓“历史的关系”。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底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但这也是个人意见，团体进行自然听团体底意志。

先生们在北方，或不很知南方情形。其实南方人们，问《新青年》目录已不问起他了。这便因为他底态度使人怀疑。怀疑的重要资料：《改造》上梁先生某序文，《中学国文教授》，《少谈主义》，《争自由》。

胡先生总说内容不对，其实何尝将他们文章撇下不登。他们不做文章，自然觉得别人的文章多;别人的文章多，自然他有些看不入眼了。人们各有意志，各有所学，除非学问诚足以支配一世，如“易卜生”，何能有“易卜生主义”足以范围一切。实则，易卜生主义也不曾范围一切。

总之，所谓“周氏兄弟”是我们上海广东同人与一般读者所共同感谢的。多如先生们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新青年》也许看起来，象是“非个人主义”，“历史主义”，却不是纯粹赤色主义或“汉译本的‘Soviet Russia’”了！！

先生说，“自从钱刘噤口以后，早已分裂，不能约缝”。诚然诚然。祝先生贵恙早日痊好！鲁迅先生有文来，我很欢喜。不但欢喜有文章给读者，因此便知他底病（据说曾有病）已经痊好了。

陈望道

一九二

一.

二.十三日

书信手稿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如果说第一封信中关于胡适的笔墨是几句闲笔的话，第二封信中的相关笔墨更多了，也更有针对性。他明确告诉周氏兄弟：“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底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

这些话若生硬地说出来，恐怕会很难让人接受，但陈望道说起来则巧妙得多。

信中，陈望道先叙编辑事务，让人体会其辛苦，再引胡适给陈独秀信中的话语，说自己“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如此辛苦却被认为是“素不相识的人”，其委屈、哀怨溢于言表，让人心生同情的同时，也让人觉得胡适不可理喻――怎么能说“素不相识的人”呢！接着自然地就说到了对胡适的认识――“不能信任”。

虽然说胡适“不能信任”，但也只说“是个人意见，团体进行自然听团体底意志”。似乎是个人意见，不想影响看信人对胡适的认识，但接着却说，你们在北方不了解南方：“其实南方人们，问《新青年》目录已不问起他了。这便因为他底态度使人怀疑。”其意在说，这不是我个人的偏见，大家都这么看他，只是你不了解而已，再次加强了“胡适不可信”的观点。

接着又就《新青年》的内容，诉说自己的委屈：“胡先生总说内容不对，其实何尝将他们文章撇下不登。他们不做文章，自然觉得别人的文章多;别人的文章多，自然他有些看不入眼了。”

说到《新青年》的内容，陈望道不忘向时常给《新青年》供稿的周氏兄弟致谢， 同时又强调，有你们给供文章，《新青年》不会是“汉译本的‘Soviet Russia’”了！

前面说过，胡适曾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讨论《新青年》的内容等问题，当时说到过 “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也说到过《新青年》在上海，陈独秀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呢”。

显然，看过胡适此信的陈望道将自己与信中“素不相识的人”对号入座，在给周氏兄弟的信中，一次次针对胡适的这封信，传达胡适“不可信”的信号。这两封信，虽没有剑拔弩张、义正词严，但层层铺垫，逐渐加强这种观点。而且，信中，他那种略显委屈的诉苦，也更能将读信人拉入自己的战壕。作为语言学家，陈望道不愧是深谙语言之道的革命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鲁迅与周作人兄弟还没有反目成仇，两人正处于兄弟怡怡的时期。此时，他们两人还住在一起。周作人收到陈望道的书信之后，很快就给鲁迅看了。这两封信后来由鲁迅保存了下来。

鲁迅对胡适有“表里不

一、老谋深算”的不好印象，或许与陈望道的这两封信息息相关。10多年之后，鲁迅将这种印象写在了《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因鲁迅走向了政治神坛，他对胡适的这一论断，也成为人们对胡适形象的惯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