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文学化的思想史

六个字母的解法，刘禾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

很久没有如此畅快淋漓的阅读体验了。作为一个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职业读者，这显然让人很郁闷。我不是说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没有读到过一本好书，也不是说阅读中没有体会过顺畅，我指的是这两者的合一。在我近年的阅读经验中，《六个字母的解法》就是这样一本书。

说一口气读完，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老老实实说，阅读过程总也还是要被吃饭、喝水、抽烟、电话、短信之类的日常琐事打断。可是，被打断的时候竟然有一股子迫不及待的念头，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读侦探小说欲知后事如何的好奇心呢？因为有人说这是部侦探小说，而且，作品的叙事动力就是要找到纳博科夫自传中一个化名人物奈斯毕特（Nesbit）的真身或曰原型。但与其因此就将其界定为侦探小说，倒不如将它看成是刘禾对侦探小说形式的“征用”。刘禾是将这个被纳博科夫隐去了真名的人物当作一个进入历史的通道，以纳博科夫的方式，对其编码进行解码。于是，整个阅读的过程成了我们在作者舒缓裕如的带领下进入如今被主流历史研究所遮蔽的历史现场的旅途，一如作者在各种文献和各个实地查证、思考、想象的旅程。

《后记》中，刘禾表达了她对无力应对“这个纷纷乱乱、假象丛生、怪诞不义的世界”的“当代思想理论”的不满。面对这一乱象和糟糕的现实，“躲进象牙塔做学术”是“很多知识人的选择”。但这两者何为因，何为果？或许那个糟糕的“当代思想理论”界恰恰是因为知识人躲进小楼造成的，但这似乎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学术体制，这个体制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人。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体制既是象牙塔，其实也是铁屋子，甚至比当年鲁迅感受到的铁屋子还要坚固，因为屋子里充满了诱惑，进了这屋子的人自甘于此，根本不觉得有出来的必要，更有甚者，会因为学术的“纯粹”而自命不凡、自觉高尚；当然还有一种更荒唐的逻辑，本是闭门造车的勾当，却偏偏说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刘禾不甘心被这一体制操纵，想“为学术界之外的读者写点东西”。于是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它既不同于学术研究，也不同于小说虚构，而是一个综合多重叙述元素的写作”，因为，“也许只有这种开放式的写作才能让我充分地、自由地讲述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既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关，也和我对二十世纪蹉跎岁月的整体思考有关，其中包含许多内心的困惑和纠结。”可以说，《六个字母的解法》的写作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对体制化的写作方式的反抗，是一次自觉的选择。

但我们还是可以，也应该追问，反体制化的写作方式有多种可能性，为什么是侦探小说？所有的侦探小说，无论艺术成就高低好坏，都是对真相的剥洋葱式揭示。就《六个字母的解法》而言，正是在对真相的追寻上，两者是相通的。有时候，眼看着柳暗花明，却又因发现了新的证据而再次陷入黑暗中；有时候，仅仅依靠文献并不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叙述者也常常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侦察科长彼得罗维奇那样，对追踪的对象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在更加晦暗的心灵、思想观念、情感的世界探寻；有时候，似乎豁然开朗，不料却是个断头路，不得不重新返回起点。这里，当然有智慧，有想象力，但同时也有常常被忽略的探长的职业伦理，或责任感，一定要找到“真凶”，确立真相。而在这一文本中，叙述者要寻找的是被掩盖、隐藏、歪曲的历史真相。精彩的历史研究著作都应该像侦探小说，最终揭示出历史的真相，甚至不唯历史研究如此，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著作或论文都应该如此，让我们跟随着作者的分析、论证和逻辑，最终见到真理和真相。

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历史中去，回到时代，跳脱出文学理论的框架，摆脱被化约为一套又一套概念范畴的形式化的方式，来讨论《六个字母的解法》。雷蒙・威廉斯说：“既然所有的环境都具有活动因素，这样的实践便始终是积极能动而且能取得根本性发展的。……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都深深蕴含在写作自身的实践中，也蕴含在这些写作得以阅读于其间的种种关系中。以不同方式写作就意味着以不同方式生活，而这又意味着以不同方式阅读，在不同的关系中阅读，并且常常是由不同的人们来进行阅读。”[1]一个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另一个是作为实践的能动的写作，两者以怎样内在的方式勾连、接合在一起？勾连本身就揭示了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秘密，而接合则是写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具体形式。

如果说对真相的求索就是作为学者的刘禾的生活方式，那么，当我们抛开侦探小说之类专业化的迂腐知识，再来看《六个字母的解法》，或许我们可以说，刘禾征用这一形式，除了对体制化写作方式的反抗之外，还隐含了对读者的争夺，而这一争夺显然是基于对这个时代的基本判断，侦探小说的深入人心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需要，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各种类型的侦探作品又基本上只是一个个虚构的故事，而历史的叙述中却掩埋着太多的真相，必须重新再现这些真相，它既可以满足阅读的快感，更可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刘禾的写作其实是一次“大众化”的实践，虽然因其历史知识的广泛而带来“大众化”程度的不足。

无论其漫长，还是短暂，20世纪都已经成为历史。[2]只要是历史，就一定有若干东西在现实中延续。然而，如果将20世纪视为革命的世纪，在它终结之时，难道就真的意味着我们除了“告别革命”外，就“别无选择”了？很显然，这是作者不愿意见到的。所以，她要以纳博科夫及其奈斯毕特为线头，引领我们重新回到历史深处，见证百年前以他们为核心在那个时代由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共同组织成的社会关系图谱。然而，往事已矣，当年的社会关系已随着当事人的逝去而不复存在，作者能做的必然是一次次地重组，这一重组中也就必定包含着想象和复原。历史还原并不意味着彻底摒弃想象，甚至必须依赖想象的参与，正如刘禾在书中借张承志的体会所表达的那样，“有时候，想象力和洞察力似乎比铁证还重要”（P100）；但想象在历史还原中又并非完全天马行空、漫无边际，它必须建立在已经掌握的材料之上，想象是在已经显现的蛛丝马迹之中寻找、发现可能的关系，是一次对存在于历史中的社会关系的再组织。在这一过程中，纳博科夫和奈斯毕特是其再组织的两个枢轴，而奈斯毕特是更核心的一个。由这两个枢轴辐射，以及因奈斯毕特本身的不确定性而不断进行的重组，构成了其叙述的基本结构。这一结构就正是不断变化却又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正是这些社会关系使我们见证了历史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因此明白这些曾经实实在在存在的社会关系因为不同的线头而形成的历史叙述的差异。这些差异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为制造以假当真、以偏概全的虚假或不完整的历史“真相”，那就是我们特别需要小心对待并保持高度警惕的。这一点其实从乔治・奥威尔成为知名作家以来一直享有的盛誉，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极其巨大的影响力就可以清楚看到。

而也正是因为“社会关系”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义，使我们在充分领略阅读快感的同时，也感觉到了一些叙述和理解的局限，也许在更大的范畴中，这些局限是人文学科要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难题，譬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譬如历史真相与历史叙述的关系，譬如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

刘禾提供了一种对纳博科夫的解释，她将纳博科夫看成一个完全拒绝政治的文学家，也就是说，纳博科夫是个纯粹的人，一个只追求审美价值的人。这虽然有纳博科夫自己的说辞为证：“多少年来，我思念我的故乡，因为我痛感自己逝去的童年永不复还，而不是在哀伤一大叠丢失的钞票。”（P41）但是，除了作家自述的可靠性之外，我们仍然要追问，一个贵族少年的童年与一个普通百姓乃至贫困孩子的童年有什么样的差别？由此，我们再来进一步思考，纳博科夫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在普遍性的意义上，我们更要追问，一个纯粹的人是否可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特别是在那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做一个纯粹的人需要什么条件？对纳博科夫来说，如果他确实是个纯粹的人，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支撑着他将纯粹的人作为自己的理想？进一步，这些力量究竟来自何处？是知识、情感、经验的共同作用，还是与生俱来的？具体地说，他对故乡的热爱和对母语的热爱是不是可以脱离政治？但这里仍然有需要更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政治是不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换言之，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取消政治维度？

刘禾在后记中特别谈及选择中文创作的考虑，“彻底把英文甩开，用自己的母语搞一点创作。”并说，“……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徘徊不已。这常常让我想到纳博科夫，他在俄语和英语之间的挣扎，我自己也感同身受。”（P241）我们当然都应该还记得书中引录的北岛的诗《乡音》：“我对着镜子说中文……/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祖国是一种乡音……”就文本本身而言，确实如叙述者的感受一样，“让人心悸”，“一个人独自对着镜子说中文，这近乎疯狂的举动，比任何一种修辞都能够传达流亡者的心境……”（P45）母语之于流亡者的意义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然而，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将“流亡者”抽象为一个名词，一个具有同一意涵的身份，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很显然，我们绝对不能将纳博科夫与萨义德相提并论，即使刘禾对“流亡者”概念的使用也正是爱德华・萨义德所定义的意涵：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流亡者，但纳博科夫也绝不是萨义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流亡者”的双重意涵――政治和隐喻――上，他们都存在根本的区别。回到母语的话题上，在我看来，母语的问题，或写作语言的问题，必须从其物质性的、社会性的、实践性的角度来理解。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包括其概念是否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但是，无论如何，刘禾以举重若轻的、非学术化的写作方式，即使因其题材本身及其他限制因素而无法做到更彻底的大众化，《六个字母的解法》也在给我们全新阅读体验的同时，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文体的问题，重新面对写作的意义和实践的可能；更为重新打开20世纪这一被简单化、被过度意识形态化的空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六个字母的解法》看成是思想史写作对文学形式的一次有效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