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中国的“人学”

《论语》是中国的“人学”，孔子学说是中国人的“人学”。一部《论语》，孔子教人学做人，学做事，学做学问，归根到底，就是教人学做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可以学习不同的学问，从事不同的工作，开创不同的事业。可是，有一个根本点，或日立足点，就是首先必须学做人，学习做一个道德高尚、品质优秀、习惯良好的人，一个有意义的人。

一部《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孔子说“学而时习之”，究竟以何者为学？换言之，孔子学说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一直很少看到明确的回答。焦f《焦氏笔乘》说，南宋宣和年问，赵孝孙与李衡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赵曰：“公颇读《论语》否？”李曰：“三尺之童皆读此，何必某。”赵笑着问：“公既知读此，且道‘学而时习之’以何者为学？”李衡一时“茫然不知所对”。这个“茫然不知所对”，其实是许多人的共同反应。天下读《论语》者多矣，有几人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呢？李贽《四书评》说：“读《论语》的人，从来都是瞎子。”李贽语固偏激，而这种针砭，却非空谈。所谓“瞎子”者，即对此类根本性问题不加思考，或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者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说：“‘学’字是兼所学之事与为学之功言。”这是王夫之的思考。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说，黄宗羲晚年对听自己讲课的官员说：“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也。”这是黄宗羲的思考。这些看法，当然可以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参考，却不能代替每个人自己的思考。通读《论语》，不难发现，孔子所谓“学”，就是要人学做人，学做一个道德高尚、品质优秀、习惯良好的人。《荀子・劝学》篇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日：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这就等于说，只有坚持“学而时习之”，才能成为一个人，否则就会如同禽兽。这个“学”，成为人禽之别的分水岭。说《论语》是中国的“人学”，孔子学说是中国人的“人学”，根据就在这里。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论语》是“人学”这个概念的，是张载。张载说：“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这个观点意义重大，可惜湮没在《张子全书》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有的学者似乎没有看到这句话，真德秀甚至认为这是尹焯的观点。真德秀《潭州示学者说》说：“后世之言学者，其不谬于圣人鲜矣，独尝于唐之阳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阳子曰‘学者，学为忠孝也’，石子曰‘学者，学为仁义也’，尹子曰‘学者，学为人也’。是三言者，庶几圣门之遗意乎？”陈栎《送吴玄庵序》对此继续分析说：“窃谓三子之言若三而实一。‘忠孝’者，人所以为忠臣孝子也；‘仁义’者，人之道所以立也。学为忠孝，学为仁义，即所以学为人也。”真德秀说的“阳子”、“石子”，今人可能很生疏；他说的“尹子”指尹焯，字彦明，宋河南人。朱熹《四书集注》引用过尹焯许多意见，却无一字介绍其“学者，学为人也”的观点。张载说“学者，学所以为人”，尹焯说“学者，学为人也”，都没有引起朱熹重视。可见，“学为人”的观点，多么受人冷落。这样来看上文说赵孝孙与李衡讨论，李衡“茫然不知所对”，也就毫不奇怪。朱熹编《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记程子语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李衡《乐庵语录》记赵孝孙当时语，说：“所谓学者，非记问诵说之谓，非缔章绘句之谓，所以学圣人也。”赵孝孙的父亲是程门弟子，明白“所谓学者，所以学圣人也”的道理，也就顺理成章。其实，“学圣人”与“学为人”既不存在矛盾，更非互相排斥。人皆可以为舜尧，“学圣人’也必须从“学为人”开始。

现代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前人有很大进步。童书业分析孔子的教育，认为“他首先研究人性，以为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习惯的不同而分歧了；惟有上智和下愚的人是不为环境所改变的。因此，他以为大多数的人都可以用教育熏陶成好人”。这样看，说“学而时习之”是着眼于教大家学做人，符合孔子本意。马一浮给复性书院制定《学规》，说“学而时习之”之事“亦即笃行之事，亦即修德之事”；他在《（论语）首末二章义》又说：学习《论语》，必须“认明君子是何等人格，自己立志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要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既有道德又有学问的人。南怀瑾《学而有何乐》则说：“普通一般的说法，‘读书就是学问’，错了。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学。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做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梁漱溟有一篇名文《读熊著各书书后》，说：“在近代西洋学术风气占统治地位的今天，来看儒家所讲求的学问，乃显得十分特殊。请问他们师弟间所致力的究竟是一门什么学问？在今天学术发达，门类繁兴，却竟难有其适当归属。它固然不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亦不是什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说是哲学吗？亦全然不适当。在这现代学术界所不加措意、不列学科的，而在儒家一方面乃为其毕生精力之所从事。两相对照，何其睽异！”学术风气浮躁，丑闻接踵而来，一言以蔽之，根子就在把“做学术”与“做人”割裂开来，学术界成为名利场。二十一世纪之初，李常庆编《北京大学教授推荐我最喜爱的书》，汤一介推荐读《论语》。汤一介说：“一部《论语》是从‘学而时习之’开始的。学什么？学如何做人，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有理想的人。”

今天的人为什么要读《论语》？借钱基博《某社存古小学教学意见书》中的话说：“要使教者受教者胥知人之所以为人，且知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钱氏此语虽非专为读《论语》而发，对于阐明“人学”的底蕴，阐明包括《论语》在内的“好古，敏以求之”的学习宗旨，却一语中的。对当今世界而言，《论语》这门“人学”，已经成为一门无可替代的人生必修课。

说“学习”

现代人对“学习”的思考，由来已久。陶行知《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说：“从学习的原则看起来，事怎样做，就须怎样学。譬如游泳，要在水里游；学游泳，就须在水里学。若不下水，只管在岸上读游泳的书籍，做游泳的动作，纵然学了一世，到了下水的时候，还是要沉下去的。”这种思考，等于在探索“学而时习之”的新解释。2002年5月28日，杨叔子在清华大学演讲《重读（论语）》，提出一个新观点。他认为“学而时习之”的“习”字，是指实践。这是一种新发现，突破了传统的解读。

从《论语》看，“学而时习之”的意思，就是接受新知，并且时时践行所学，通过实践来认识所学、巩固所学、发挥所学、完善所学。这是《论语》的精华所在。用《论语》的实例说，《颜渊》篇颜回“问仁”并“请问其目”，就是“学”，就是具体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及要求；而“请事斯语”，就是“习”，就是对所学内容加以实践和创新。这在孔门是一种风气。颜子“克己”是“习”，曾子“三省”也是“习”，子游为武城宰、子夏为莒父宰，都是“习”。这种“习”又必须与时俱进，才有创造，才有创新。可见，学习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来自于学习。所谓学习，应该是创新的阶梯。如果把学习仅仅理解为模仿，也就谈不上什么创新。《子罕》篇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个“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正是孔子与时俱进进行学术创新的巨大成果之一，当然也是孔子师徒“学而时习之”的共同成果之一。纵观孔子的一生，他自己一辈子确实都是在“习”其所“学”，一辈子都是在忠实地践行、不断地创新自己的学说。《论语》就是这种学习、实践和创新的忠实记录。《论语》的内容本身为准确理解“学习”二字的意蕴，提供了无穷的启迪。而这一点，恰恰为许多读《论语》的人所忽视。

前人解说“学习”，傅山讲得最好。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十一有―篇《“学”解》，文章说：“学”字本义为“觉”，由启蒙而觉悟，由启发而觉醒，这才叫做“学”。又说“学之鄙者无觉”。换句话说，学要有所见，有所见才叫做学。“无见而学”，则如盲人登泰山、泛东海，不是没有听说泰山之高、东海之深，只是这种高与深，是别人眼里的高与深，与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傅山此说，可谓振聋发聩。由启蒙而有所传承、有所发扬，由觉悟而有所扬弃、有所发现，由觉醒而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才是对“学习”最准确的解读。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有一篇《依样葫芦》，讲一个裁缝做西装的故事。“乾嘉间初弛海禁，有一西人身服之衣敝，当时又无西人为衣匠者。无已，招华成衣至，问：‘汝能制西式衣否？’成衣曰：‘有样式即可以代办。’西人检旧衣付之，成衣领去。越数日，将新制衣送来，西人展示，剪制一切均无差，惟衣背后剪去一块，复又补缀一块。西人骇然问故，成衣答曰：‘我是照你的样式做耳。’”辜鸿铭由此叹息说：“子曰：‘学而时习之。’朱子注谓：‘学之为言效也。’余窃谓学之义甚广，不当作效字解，使后之为学者只求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所谓依样画葫芦者是也。”这种见解，值得叹服。

说“人不知而不愠”

所谓“人不知而不愠”，是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何晏《论语集解》说：“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乐详《论语补疏》对此分析说：“言‘人有所不知’，则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有所不知，则亦有所知。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愠之，矜也；人所知而我不知，又因而愠之，忌也。君子不矜则不忌，可知其心休休，所以为君子也。”乐详字文载，河东人。《后汉书・谢该传》注引《魏略》称乐详“少好学，闻谢该善《左氏传》，乃从南阳步涉诣许，从该问难诸要。今《左氏问》七十二事，详所撰也。杜畿为太守，署详文学祭酒。黄初中，征拜博士十余人，学多偏，又不熟悉，唯详五业并授。其或难质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可见，乐详本身就是个“人不知而不愠”的人。朱熹《朱子语类》说：“不愠不是大怒，心中略有不平之意便是愠。此非得之深、养之厚者不能如此。”胡宏《知言》说：“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从而与人较者，非能有者也。”李光地写过一篇八股文《学而时习之》，说：“人之不知，如彼不愠如此，吾知其于学也，足于中，无待于外。”这些解释，从不同角度说明怎样才能做到“人不知而不愠”。 但是，“人不知而不愠”不是天生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不知而不愠”其实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从原来做不到，逐步向能够做到过渡，最终真正做到的过程。有学者曾经看到这个过程。张履祥《备忘录》说：“朱子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不知’岂特为人忽易而已？甚者贱辱之，咎责之，怨恶之，无所不至。舜之于家，文王于朝，孔孟于春秋战国之世，一时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当时而能不愠，岂非甚难？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张履祥说“当时而能不愠，岂非甚难”，是一句老实话。但是，他却用“盛德”掩盖起这个过程，好像他所列举的这些人，比如孔子，在这个问题上天生就是圣人。这种见解就开始荒谬起来，从此束缚住《论语》研究者的手脚和思想。他们读《论语》不能说不认真，却似乎都没有看见孔子说的“我非生而知之者”这句话，也就不经意间否定了孔子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从而抹杀了孔子思想发展的过程。

孔先生当年怎样对待这个“人不知”的实际问题，《论语》有真实的纪录。开始面对“人不知”，先生也有牢骚。《公冶长》篇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于说，如果总是得不到任用，还不如漂洋出海。《子罕》篇说“子欲居九夷”，等于说，不跟你玩了。但是牢骚归牢骚，毕竟没有那么做。后来也有过动摇。《阳货》篇说孔子放弃过两次机会，一次是“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没有去。另一次是“佛胖召，子欲往”。这一回子路提醒说，先生您说过“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伞是什么人您还不知道？您怎么能与他同流合污呢？孔子只好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但是，孔子终于接受子路的批评，再次放弃从政的机会。人当然不是“匏瓜”，无法“系而不食”，所以面对现实世界各种诱惑的时候，是首先考虑能够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还是首先考虑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人生考验。孔子终于通过了这种考验。《庄子・让王》说，“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哉！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有学者评点这一段故事，说“说明得道者不把穷通放在心上”。一部《庄子》，写孔子正面形象的笔墨不多。可是，这一段记载却让人看到一个真实的孔子。“人不知而不愠”，到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考验面前，想做假也不容易。2005年8月26日，香港《文汇报》发表王志《（论语）首章的“学”和“朋”释义》―文，文章说：“孔子不被时人所‘知’的地方多了，但是他并不气恼，也不沮丧，而是充实自得，逍遥于仁义之途，对不理解他的人则温良恭俭，循循善诱。这不正是君子所当有的‘不愠’的风度与境界吗？”王志这种分析，抛弃了以往经学家的崇圣心态，比较实事求是。

程石泉《论语读训》说：“‘人不知而不愠’，《论语集解注疏》释‘愠’为怒。郑玄注《论语》（陈鳢辑本）云：‘愠，怨也。’见《宪问第十四》‘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此章‘人不知而不愠’即‘不怨天，不尤人’之谓也。”我赞成这种解释。王夫之说得好：“‘不知’则有所‘腽’，亦学者之通病。”这种通病，就是怨天尤人。钱穆《论语新解》说：“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今之为学，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然即在今日，仍有时习，仍有朋来，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学者内心，仍亦有悦、有乐、有愠、不愠之辨。”知识分子不是圣人，谁也不可能生下来就做到“人不知而不愠”。需要不断修养，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心里要有底线，不能忘记自己首先得做一个人。总是怨天尤人，远不如反求诸己。连横《雅堂笔记》卷二《诗荟余墨》：“人不可自恃其学。自恃其学，则不日进而日退。孔子曰‘学而时习之’，荀子曰‘学然后知不足’。吾虽下愚，以此自励。”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曾国藩《（王船山遗书）序》说“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也许真的很难。但是，别人知不知，或者说让别人知不知，至少都应该做到问心无愧。《晋书・胡威传》说，晋武帝有一回问胡威：你们父子俩相比，哪一个更清些？胡威老老实实承认说，自己不如父亲。那原因，就是“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远也”。如果连自己的荣耀都“恐人不知”，这种荣耀当然也就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