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1960年代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特点及启示

【摘要】韩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是以国家主导型的资本主义、“矛盾与让步共存”的民主化进程、稳妥的外交政策、健康发展的文教卫生事业以及由此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等，形成了独有的特色，不仅具有良好的研究和参考价值，而且为同处于“东亚模式”中的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鲜活的启示和借鉴实例。

【关键词】韩国 政治发展 政治文化 市民社会 教育政策

韩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政治发展道路概述

迄今为止，韩国实行现代化的经济开发政策已有40余载，在这40年中，其政治发展道路大致又分为四个阶段：

“李明博―朴槿惠”时期。第四个阶段是从李明博政府的统治持续到现任总统朴槿惠上台。新国家党的保守主义得到了全面性的回归，“阳光政策”的重心一度由“经济援助”移至“半岛无核”，而这种“保守威权主义”也得到了反对派的诟病。但是，李明博政府的强硬政策并未妨碍其党内伙伴朴槿惠的当选，而韩国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仍然在以稳定健康的态势持续发展。

韩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特点

第一，政治文化兼具东方的集权型与西方的民主化两种特征。因其自身历史中与美国的特殊渊源，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韩国很早便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中汲取了营养，这在其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和具体运作方面无疑都有所体现。然而，韩国政治文化的特色并非全盘西化，而是表现为一种继承、学习和创新的产物，使韩国的民主政治始终有别于西方。韩国建构新型民主政治模式的一个根本资源就在于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儒家的社会伦理和思想，这使得韩国的政治传统偏重集权政治，强调集体高于个人，权威高于自由，责任高于权利，反映在韩国内部的民主政治建设上，则表现为：提倡“集体意识”（communitarian sense），而非个人的权利，个人更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难以占据民主和社会所关注的首要角色；同时，这种政治模式要求人们尊重和服从权威，维持秩序和尊重官僚机构被看作是核心观念，“在韩国，并不存在反对国家的人权传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个人权利被承认，但它被看作是由国家创造的”。①

第二，政党体制具体表现为“等级关系层级性”及“儒家式地域主义”。在对韩国的政党发展历史进行细节化的观察之后可以发现，韩国曾经试图建立起以党首为核心的“家长制”集权式组织结构。在党内权力结构上，实行党首高度集权。这不仅与其战后所建立的军人权威主义管理体制有关，也与其历史上的儒家文化背景有关。在现代社会不同环境的作用下，诸如“三纲五常”等若干儒家的价值和伦理观念也不免滑入了世俗化的深渊，在韩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这种“家庭首脑式”的儒家政治思维进一步地、更直接地表现为政治等级关系，随着儒家政治文化的层层渗透，这种等级关系由观念演变为规则，在韩国的政治组织中得到官方性质的规范，逐渐固化下来，最终在正式组织中造成了“等级关系制度化”的现象。

如果站在政治行为规范的视角上对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及儒家文化进行横向对比观察，不难发现二者之间一脉相承的相似之处，例如，它们都对社会关系的层级结构保持高度强调，其价值目标也均为对既存的政治秩序进行最大限度的维护。具体而言，韩国的政党制度更具有浓厚的地域主义色彩，因其不同政党都以其党首的家乡为中心，建立了独立且自成系统的政治活动场域。这种范例在韩国政治史上比比皆是，例如，30多年来一直活跃于韩国政坛并形成所谓“三金时代”的金泳

三、金大中、金钟泌及其政党基本上也是依靠来自家乡的选票而上台执政或取得合法性的，这些史实均在一定程度上为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提供了有力例证。 第三，对历任政府的“政治遗留问题”持有审慎态度。考察韩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国家发展道路，全斗焕权威政府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韩国处理这一威权遗留问题，主要是通过“五共清算”来进行。在具体处理过程中，时任总统卢泰愚表示反对将斗焕全送上法庭，而是以较为温和的态度提出了意在“和解”的处理方案，即使全斗焕“落乡”，并交出财产，予以致歉；另一方面，对于“光州事件”，政府也做出了颇具诚意的弥补性举措，即对光州人民的斗争重新给予官方定性，承认其为正义的民主化斗争，并使事件参与者的名誉得到切实恢复。此外，对死者的遗族和尚存于世的事件伤残者，由国库向其支付300万至3000万韩元不等的“生活安定资金”。对于已经失去绝大部分民心的全斗焕政府，卢政府仍然没有在组织、态度和清算的涉及面上采取大规模的覆灭性举措，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五共清算”的不彻底性。但是，从长远来看，韩国政府在处理国内政治中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谨慎态度仍是较为稳妥和明智的。

第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走极具亲和力的“文化外交”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便开始着手制定其文化产业方面的政策，其最初目的是为缓解越来越流于世俗的大众文化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以期使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现代化精神实现对接。然而，因为历史原因，美国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文化的霸权”牢牢占据着韩国的文化舞台，使其本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根基动摇艰之又艰。20世纪80年代起，韩国人开始认识到提倡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并意识到传统民族文化的复兴将势必与恢复民族自尊的道路紧密相联。从此，韩国政府开始试图从传统民族文化中寻找整合社会的力量，并跳脱出抽象的文化思维，使其传统民族文化变得更为具象，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极力凸显其传统文化形象。事实上，这种“文化觉醒”的意识已经为其后期的“文化外交”理念奠定了有力基础。现今，韩国文化已经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韩国的“文化外交”仍在持续发展，且与现代世界的精神相契合，展现出不同的政治气质。

韩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启示

政治精英阶层：核心人物之间的和解与妥协对政治局面的稳定至关重要。“由于韩国的政治转型是以权威体制内部的改革派的全面妥协而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所以它与那些在权威主义统治的框架内通过渐进的民主改革来实现的政治转型不同，韩国的政治转型是首先通过民主化宣言放弃权威主义统治，进而通过朝野谈判与协商建立新的民主体制。这种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是从与权威主义断绝关系开始的，故被有的学者称为‘逃避型的民主化’。”③实际上，韩国政治转型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妥协性，基本上是一种从外部进入体制的转型。同时，韩国多党政治的巩固过程也是政治精英借助深厚的民间的民主力量，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不断争斗、妥协与合作的过程。这种政治精英及核心人物之间的妥协与和解，正是现代化后进国家需要关注的。

中产阶级：强大市民社会是催生现代化民主的主力军。庞大的中产阶级通常是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产物。在韩国，中产阶级已占其总人口的60%左右，这无疑使其成为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支不遑多让的重要力量。对于亚洲的现代化后进国家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普通民众对民主持有何种态度和认识”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这甚至比精英阶层在行为上的认同和转化以及制度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普通民众的价值观不发生根本性的改观，那么正在巩固过程中的民主就很难稳定下来，其合法性更是会时时遭遇自下而上的挑战。诚然，因为参政能力等限制，民众改变观念的过程或要比精英适应民主程序的过程更缓慢，但仍只有前者才能对民主制度的巩固予以根本性保证。正如亨廷顿所言，“当人民明白民主只是取代专制的一种方案，而不能解决其他问题时，民主就巩固了”④。而在这些人之中，中产阶级无疑是先遣部队的主力军。

平民化阶层：稳定劳工关系保障了经济迅速发展的微观政治环境。弗・戴约在分析韩国现代化的成功时指出：“韩国的出口竞争力是工业化的关键，它高度依赖低成本和守纪律的劳动力。在政治上和社会中保证劳动力的秩序、限制劳动力成本是增长的必要条件。”⑤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而最终达到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廉价而有纪律的劳动力与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的结合。而政府在促成这种结合上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它行使的经济职能已远远超出了提供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强政府的正确主导，是理解‘东亚奇迹’的一个关键。其主导作用主要是围绕着两个方面―培植现代市场经济和通过经济计划化、保障经济高速有序增长展开的，这体现了市场理性和计划理性的结合，综合表现为一种‘市场理性’（Market rational）。”⑥

国内发展环境：政治稳定是后发国家现代化顺利展开和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对于亚洲那些相对后发的国家而言，实现现代化无疑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困难，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秩序是先于其他一切价值的”⑦，但大多东亚国家却没能有效维持秩序，为发展提供有利环境。而对彼时的韩国来说，威权政府在此种现实背景及发展要求下出现，坚定无他地奉行“政治稳定第一”这一铁律原则，恰好有效地（或是无意间地）使社会秩序得以快速恢复，并在这一基础上还原了一个稳定的政局。正如缪尔达尔所言，“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切阶层、乃至乡村的社会纪律的加强，要促成迅速的发展是极端困难的”。⑧因此，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稳定政治秩序应该理应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提至首位。而韩国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提供了一个范式。虽然这种通过高压政策和强控手段获取的稳定势必存在着一定局限性和时效性，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其积极意义是居于首位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应置于次席来考虑。

国际发展环境：后进国家政治发展的健康推进需考虑全球化因素。全球化加速推进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的主要时代特征之一，因此，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必将成为左右国家政治路线和对外政策的首要因素。事实上，现今的韩国政府不仅已经意识到这种趋势，而且正在并仍将尽其所能地改善历史遗留下来的朝韩问题。纵观韩国历史，这个国家身处于中、美、朝三者之间的复杂局面中，一直在针对时势不断作出国家政策方面的调整，试图并的确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惊人平衡，这是其他处于相似局势中的现代化后进国家难以达到的。因此，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注意到，在新的环境下，全球化的发展视野必将成为发展现代化的利器。只有将本国的发展置于国际背景下，才能统筹全局，作出正确的道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