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冬月》的翻译看“风韵译”中的创造因素

从《冬月》的翻译看“风韵译”中的创造因素 从《冬月》的翻译看“风韵译”中的创造因素 从《冬月》的翻译看“风韵译”中的创造因素 精品源自数学科

摘要:在纷繁复杂的诗歌翻译理论及实践过程中,郭沫若基于自身的个性才情,提出“风韵译”的诗歌翻译思想,让翻译和创造结合在了一起,翻译的痕迹几近消失,大大提高了译诗的可读性和审美性,成为诗人译诗,以诗译诗的典范。

关键词:郭沫若;风韵译;创造

翻译是跨文化交际活动,众多显性和隐性的因素都对其产生影响。就文学翻译而言,更不是简单的符码转换。文化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远远超越了翻译技巧问题,隐性地引导着译者做出种种的选择。原文背后所隐藏的艺术文化精神,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等,定然同译人语文化中的这些因素发生冲突和对峙,译者必然要面临选择,而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左右他的价值取向。具体体现为在翻译中对原文内容的重视、排除、删节、增添、改动,这是译者自身对原文所作的解读。因此,翻译实际上是符码的转换和对文化信息的处理。译者对原语和译入语的态度,翻译标准的厘定,翻译方法的选择,对原文文化内容的注意,以及译作的用途等等,构成了译者的翻译思想。

一、郭沫若的“风韵译”思想与创造精神 在《翻译的动机与效果》一文中,郭沫若再次肯定了翻译中的创作精神:“我们试问,翻译作品是不是要有创作精神寄寓在里面?这我恐怕无论是怎样强词夺理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一定会答应一个‘是’。那么我们又问:翻译家要他自己于翻译作品时勇气创作的精神,是不是对于该作品应当有精深的研究、正确的理解,视该作品的表现和内涵,不啻如自己出,乃从而为迫不得已的逐译?这个我想,无论怎样强词夺理的人,恐怕也要说一个‘是’”。

基于此,郭沫若坚信只有在不损害原意的情况下,对原诗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改变,这样才能做好翻译。这种改变并不是歪曲原诗的结构和意义,也不损害原诗的魅力。对于这种“合而为一”的创造性翻译的另一种解释就是:翻译诗歌,好像是译者自己在限制条件内创造诗歌。创造为郭沫若的译诗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让读者读译诗就好像是在读原创,翻译的痕迹悄然无踪。

郭沫若显然采取了一种比传统翻译更积极地翻译姿态。他的翻译实际上是对原诗的改写,自己再增添些新的东西。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寻求字当句对,而是吞食,消化原诗的精髓以后,摆脱原文形式的束缚,把握原诗核心的意象,自己创作一首新诗。他既没有模仿原诗的形态,也没有沿用主体文化惯常的相应形式,而是让诗歌的意义自然形成“独特的诗歌形式”。应该说,郭沫若译诗不是“临摹”而是“变形”,是“剥离原诗的语言”,将其中的符号“解放”出来,再用另一种语言重新组装,创作一个“类似文本”。因为他认为,如果按常规翻译诗歌,那只能是糟蹋诗的精华,徒剩毫无生气的糟粕。因而,他在诗歌翻译中反对因袭,主张独辟蹊径,大胆探索与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在他的诗歌翻译实践中,翻译与创作交织在一起。诗意的忠实与否不在考虑之列。重要的是意象新奇,韵律新颖,新人耳目。因此他以创造发明为己任。旧瓶装新酒,原作发新声。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原则,不落他人窠臼。他没有字斟句酌的照原文翻译,常省略掉典故,大大提高了译作的可读性和审美性。翻译既是郭沫若创作的动力,也是郭沫若才能的展现。

二、从翻译实践中看“风韵译”的创造精神

《英诗译稿》共有译诗五十首,多为外国抒情名诗。由于郭沫若坚持“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自觉反抗僵化的文学传统,文笔优美,译笔多变,常借用古典诗歌形式,语势神韵,化用中国典故,抒情浪漫贯穿其中,充分体现了“风韵译”的精髓,更具文人气息,明显带有归化与文化翻译的性质。有的译作同中文古诗有共同之处,形式整齐,意境相似。以郭译EvelynScott的诗作WinterMoon为例:

WINTER MOON 冬月

EvelynScott

A little white thistle moon 初月如银钩,

Blown over the cold crags and fens: 吹过冰岩沼;

A little white thistle moon 如钩初月白,

Blown across the frozen heather. 吹渡寒郊草。

汉语之美,美在古朴典雅,美在简洁庄重,此美多源于对传统(文言)的承传。应当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娴熟而又典雅,明快而又灵动的汉语语感来自一定的文言功底。语言的品味来自传统文化积淀和继承。一味拒斥文言,追求百分之百的白话的结果是丧失典雅,味同嚼蜡。文言的介入,让凝练的语言有了令人回味的余地;让雅化的语言有了书卷味和文采。郭沫若自少年时代起,基本已经形成一种以文言为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语感,相随他成人,相伴他终生,奠定了他的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文字表达的“下意识”,使得他运用语言词汇时,总是那么纯粹,凝练,古朴和典雅。他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描摹,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传情,传心,传意。

原诗的情绪,意象和内容形式,译者的感受力,悟性和表现力无不体现在译诗里。原诗颇妙,一三诗句完全相同,二四诗句首字相同,一句中的“white”对应第二句中的“cold”和第四句中的“frozen”。短短四句,把冬日的萧瑟清冷刻画得淋漓尽致。郭译更妙。郭沫若并没有完全临摹原诗,但用词细腻精巧,选词范围灵活,凸显“诗眼”。“银”字对应“白”字,译诗并没有一字不苟地呆板地重复原诗,而是将词序颠倒了一下,产生了强烈的修辞效果,诗句和谐对称,韵味浓郁,由于汉语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讲究骈四俪六,加上其他原因,在措辞方面的对偶和整饬上,汉语略胜英语一筹。这种古典修辞手法尽管使一三句译诗意义不变,却有了抑扬顿挫之感,形象生动,变化灵活。有骈俪之美,更兼音韵之美。非英语原句可比。原诗中的“thistle”(蓟)被故意忽视了,蓟为苏格兰国花,小圆形。圆月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美满团圆之意,很难表达愁苦之精神。郭沫若没有因袭原诗用词,而是改译为弦月,让这一“诗眼”在中国读者心中尽显悲凉之意。郭沫若译诗为五言绝句,押abcb韵,虽较原诗在形式卜有改动,但更能让中国人联想起那些耳熟能详吟咏月亮的五言古诗,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卜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如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郭沫若是个极其感性的人,他对诗歌中情绪的敏感无人能出其右。译诗中所体现出的激情尽在情理之中了。郭沫若将原诗隐含的意义连接表层化,形成显形衔接;逻辑联系,简洁,紧凑,并置自然构成意象。如此翻译,译文便别有一番情调,笔触精确,句意饱满,文意显豁。译诗的文采,感情色彩,甚而胜过了英语原诗。郭沫若创造精妙,译笔传神。译诗文采斐然,扬汉语之长,更具诗意。好的译文,善蜕变,能跳出。所谓蜕变,即能求其神似;所谓跳出,即能进入化境。此译诗即是一例。同时深感译者笔力不凡,才思纵横。

中国文学作品独标“意境”,以境界的高低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优秀的文学艺术往往能使情与景,意与境相交融,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也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身入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郭沫若的译诗虽与原诗有出入,但他用艺术的语言所表达的诗情诗意诗韵同国人的情趣心境的一致,达到了在精神层面上中外文化的通合融汇之境界。

郭沫若译诗在尽量忠实于原诗形式和内容的前提下,对原诗所进行的大胆再创造,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诗歌翻译,而同文学创作结合在了一起。通过补充其“简约”的表现,体会出了其“丰富”的内涵,原诗的意境和神韵美跃然现于眼前。译诗的形神兼顾是他秉承民族精神,翻译不以洋化为主,而让译诗在汉语肥沃的土壤中成活的结果。译诗使原诗的内在韵律诉诸心而不诉诸耳,强调了情绪自然消长的审美体验,符合“形美,意美,音美”的“三美”原则,充分体现了“风韵译”的思想,可说自成一篇美文。读后让人如饮醇香美酒,回味无穷,真正体会到了外国名诗动人的魅力。诗人译诗,以诗译诗,诗意更浓,译诗传神。郭沫若将原诗的思想内容与符合汉语诗歌表达习惯、具有音韵之美的语言结合在一起,用精熟的汉语自然地呈现原诗的风貌,从而为读者奉上了一首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佳作,这才是艺术家的译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