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中的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路径

摘要：后现代语境认为后工业化文明社会即生态文明社会，除了生产生活方式重视生态因素之外，文化生活更加重视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接通并存，珍视传统文化的本根性生态基础，这不是简单的新古典主义，而是反省式、自发自觉的生态文明思潮，这也正是探索高校音乐艺术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的理论依据，其教育体系、价值观念、课程教材和师资环境都需要面对这样的生态环境而不断重新建构，只有在这种系统化工程的运行下，才有利于顺利培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音乐艺术人才。

目前，尽管中国引进了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然而中国的世界音乐艺术实践依然脆弱，主要表现为对本土传统音乐艺术的传承态势式微、对西方音乐艺术的学习盲目照搬以及对其他民族音乐艺术的关注不足，更谈不上宏观的世界音乐艺术专业学习规划，课程教学和专业建设等方面也未见明显的起色。

当下，如何在以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为主的各类专业音乐教育中实现中国民族音乐、世界民族音乐学习主体的身份认同？如何通过各类型演艺实践、学习传承、学术研究来明晰中国音乐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路径？这应成为国内音乐教育工作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历史脉络中的音乐艺术专业课程设置

纵观中国音乐史，我们经历过中国视野的音乐教育和西方视野的音乐教育，当下的世界高校音乐教育正在经历着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发展成果的影响而不断革新，对中国高校音乐教育的思路理应予以重新审视，我们亟需中国视野的多民族音乐文化教育和世界视野的多民族音乐文化教育，并需要上升到音乐艺术培养的实践层面上去。

中国自古有着礼乐教育的传统，两周时期就有计划性的音乐课程教育，既重器又重道，是一种“器与道”相结合的有机完整教育体系，即除了乐语、乐舞技艺内容外，还有“乐德”等涉及伦理道德和人生价值的教育。可见，以礼乐教育为内容的德育是古代教育的重心。

受欧美、苏联的影响，既往的课程设置重视技法、技能和技巧的传授，诸如视唱练耳、合唱、声乐、钢琴、提琴、乐理、作曲、复调、曲式、和声以及音乐史等。这种课程体系设置具有一定的剥离倾向，力求达到规范、标准和统一，如此下去，二元对立的情形越发明显，中国本土音乐的有效性传承和可持续发展遇到的艰难可想而知。其中，突如其来的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在我国逐步形成稳定的教育制度和结构体系，从观念上肯定了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从而将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弃之一旁。

可见，西方文化视野下的音乐艺术教育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世界文化视野下的中国音乐教育的弘扬发展是新时代的必然趋势，我们有理由从观念上认可这一刻的“华丽转身”，并从教育措施和教学行动上全方位实践之，推动音乐教育制度创新（在某些层面抑或是历史制度的改造和延续）。

具体到学科专业课程构建层面，应将其统归在文化内涵与外延的统一体之中。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是艺术学学科下的重要专业门类，可以看出音乐、舞蹈与戏剧之间的依附关系。不仅国乐是这样，世界其他民族音乐艺术也有其同构原理。我们的课程设置是否能够从文化体出发来考量呢？如昆曲、川剧、秦腔、豫剧、黄梅戏、秧歌、花鼓灯、琴书、二人台、侗族大歌和安塞腰鼓等。师资培养理念、师资配置政策是否也能因此而更易呢？难道名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一定能成为名师？而各地区中的名角和名师就因其没有学历学位而否定他们的资质？

鉴于国人的诉求和世人的期望，我国当下音乐与舞蹈学专业教育体系重构应发挥出综合应用型功能，集知识的传承、技能的习得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一体，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理论联系实践，批判中求认同。音乐艺术专业不仅要增设舞蹈类（舞蹈学、舞蹈编导和舞蹈表演）课程，还需增设戏曲、曲艺等文化实体课程，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

二、世界民族文化领域内音乐艺术“一主多维式”培养体系

观察中国高等院校专业音乐教育的历史，无论是仿照欧美或是借鉴苏联，我们都没有真正摆正主体身份。当下，无论是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社会，我们身边的音乐艺术行为已经拓展至世界文化领域。在该领域内，从主位出发，以中国视野、西方视野或者是更宏观的世界视野来观照中国音乐、西方音乐和世界各民族音乐是颇具现实性和前瞻性的一种考量，在此可以称之为“一主多维式”培养体系。

对我们来说，以不同视角来观照中国本土音乐艺术是该体系的立足点，那么以此观照西方音乐和世界各民族音乐艺术是对音乐艺术专业培养体系的巩固与拓展。这种多维视野下的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网络体系的学习是提升学生音乐艺术素质的关键。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学习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闭门知晓天下事，走出国门游世界，学习活动无处不在，时刻都在进行。在当下音乐文化跨界传承传播趋势带动下，音乐文化的跨界学习已经成为必然。

中国曾有徐霞客游记，也有马可波罗游记，更有游走于世界各地的华裔文化工作者。玛丽・麦卡锡说过：“本质上，只有真正在世界视野中教授音乐，一个人的转变才可能发生。”①由此可以触类旁通地说，只有在世界视野中培养音乐艺术专业人才，我们高校音乐艺术教育的优化转变才可能发生。今天的世界更需要中国人的足迹和声音，中国音乐院团在海外的音乐会展演（如叶小纲“《中国故事》音乐会”在美国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活动事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除中国民族音乐外，现阶段国内的世界民族音乐教育缺乏海外音乐事象②的鲜活材料和实践成果，而引进国外材料依然不能改变其被动地位。我们应发挥国人的主体作用，自我反思（自省）与宏观认知多元音乐艺术（外观）相结合，树立世界多元文化视野的整体观。

唐代七部乐、九部乐以及歌舞大曲的多元文化集群化传承精神值得我们继承，或者躬身为局内人对海内外音乐形态、演奏技能等具体音乐艺术进行体化实践③；或者从整体观思维出发对世界音乐艺术事象进行宏观认知和微观把握。我们需要通过艺术实践传承学习本土与异域的音乐文化，通过音乐文化差异的比照学习来推动中国民族和世界民族音乐的更新。

对于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来说，提升培养青年师资水平，吸纳优秀传统艺术传承人都是壮大中国音乐艺术专业师资队伍的有效办法。当下各大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并不是本土音乐教育的传承主体（仅仅占极小部分），而本土音乐的传承主体则由于种种原因被边缘化。这样的现实反差正是改善当下本土音乐教育传承现状的最大障碍。重构教师群体、转化师资评聘机制、修订教师考评标准和更新教育观念势在必行。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技能和知识储备不能更新，学生群体的传习方式就无法转型，本土文化传承任务终将落空。

因此，走出既有的藩篱，努力培养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艺术的实践主体团队，传承活态文化视域下的文化艺术实体是中国音乐艺术教育发展的紧急要务。在落实高校民族音乐传承的方案中，教学模式再也不能人云亦云了。音乐艺术教学措施应视该艺术的文化内涵来定。不同的音乐文化因循着不同的乐理体系，音乐世界没有标准统一的普世原理。

众所周知，教育需要把握三个层次，即知识的传承、技能的传习并全方位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高校音乐艺术人才培养，同样也包括音乐文化知识的传承、表演唱奏和舞蹈技能的传习，它可以使人体各方面潜能得到充分展现，促进、完善个体或群体的多方位全面发展。

三、后现代语境中的音乐艺术专业人才培养路径

高校音乐艺术教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包含了对传统礼乐教育、近现代艺术教育的改造式传承、继承和批判的多与少，视后现代语境的现实基础而定。在后现代语境中，看问题需要从普遍联系中、历时动态中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中综合来考量。对于历时阶段的音乐艺术专业培养理念，我们既要认可它的历史合理性，又要批判它的现实局限性，从而移易出适合各地实情的培养路径来。这种自立的多元视野音乐艺术教育路径，当有利于人机体的全面发展和人潜能的充分挖掘时，既“成人”又“成仁”，统筹认知目标和情意目标，从而构筑生态文明社会。路径基本方向为：

1.契合地方文化资源，强化本土身份认同

在一些民族国度里，音乐表现会有所侧重，从深处追查，都透露出音乐艺术的生态文明色彩，对此我们应有深刻的认知。对中国和非洲来说，音乐是有内在律动机制和外在身体动作的。西方认为音乐是听觉艺术，我们既有的很多课程曾受此影响而侧重于听讲和欣赏。从艺术人类学视角来分析，耳朵并非是音乐的专利，视觉、触觉包括所有感官应统一调动，在音乐教学中逐步拓展，让音乐活跃其中，让内心情感通过身心表现得以释放。

音乐的发展观念对树立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主性尤为重要。中国音乐教育的改革，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不能为了迎合局外人的视听喜好而折损了局内人的传统观念。应当防止“拆了东墙补西墙、捡了芝麻丢西瓜”的现象不断重演，扰乱了音乐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如黄梅戏《贵妇还乡》的西方音乐剧化倾向，不仅失去了中国基层观众群体，也违背了依地方语言而发展音乐的优良传统。在印度，他们的社会音乐传播份额中，本土古典音乐达60%以上，西方音乐比例却小于5%。④这种突出传统音乐主导地位的音乐教育认知，值得我们多方位借鉴。我们的音乐发展模式尚未走出“依赖模仿”的教育定势，不断转换培养观念，发挥主位自信心，契合地方文化资源现实基础，承担音乐文化艺术的传承重任势在必行。在高校层面，安庆师范学院黄梅剧院的音乐艺术人才培养路径值得我们借鉴。

2.营建文化生态系统，融入世界多元网络

人类文化社会是一个生态系统，音乐教育也隶属其中，音乐作为生活的生态因素之一，不应束缚我们的身心，而应解放我们的思想，激发我们的活力，服务于我们的社会，作用于生态文明社会的和谐建设。在生态文明社会即将到来之时，我们应从认知理念上进行全面反省，既要面对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实情，又要拥有世界多元音乐文化视野。传统是一条河流，传统依然可以顺应自身的方式绵延发展下去。口传文化、载体文化不再是亚文化，文本音乐并非标准。生态需要回归，文化需要反哺，当下的音乐教育观念认知内核重构当是必然之势。

无论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艺术，或者是世界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艺术，都需要放在客观的学科发展角度来观照，中国学者应有信心从主位出发，逐步成长为世界音乐的表述主体和实践主体，开创中国高校音乐艺术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格局，实现世界民族音乐艺术资源的中国学术观照、中国演艺实践和中国教育传承，从而服务于中国生态文明社会中的高校音乐艺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之构建。

总之，在世界多元音乐文化视野中，必须基于人类学的胸怀积极重构中国音乐艺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拓展生态文明社会中的音乐专业人才培养路径。这不是对教育传承对象内容的权衡取舍，而是培养具备世界多元艺术能力和多重乐感的新生群体，不仅要把握好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价值内涵，也要在世界文化多维网络中挖掘世界各民族音乐艺术的风采旨趣，从而探寻弘扬与发展中国音乐艺术以及世界各民族音乐艺术的立体交叉复合式路径，带领高校音乐师生群体走向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广阔世界中去。

作者附言：

注 释：

②“音乐事象”术语借鉴于民俗学中的“民俗事象”术语，该“象”区别于“项”，具有民俗学、社会学、生态学上的整体多重含义。

③“体化实践”（incorporated practices）是从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Connerton，P.）那里借用的术语，特指记忆在身体实践中积累的一种相对于刻写（inscribing）实践的类型。

④ 管建华著，《管建华自选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