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纪实成为一种精神

摘 要：徐肖冰在长达70余年的摄影生涯中，尤其在革命战争年代，用生命换来许多无法复制的摄影作品。这些作品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了解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和记忆。在摄影数字化下的今天，拍摄方式和传播手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纪实精神仍热是时代的需要，纪实精神也是徐肖冰及其摄影留下来的一个重要财富。倡导关注社会的纪实精神；倡导用负责任的、严肃的态度关注当下；倡导以独特的、创作性的视角和影像表达方式反映当下的时代。

关键词：纪实精神；徐肖冰；革命摄影；数字化

一、徐肖冰及其革命摄影

（一）徐肖冰的摄影之路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

徐肖冰这段人生经历和他的摄影之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家道中落，使其无奈地到上海谋生学艺。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中国电影业蓬勃发展，使之与摄影结缘。抗战爆发，“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大精神，促使他走上了一条红色革命摄影之路。他说：“我虽不会打仗，可是我能用我手中的照相机，把八路军抗日的英勇行为报道出去，让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了解八路军，了解共产党，让全世界知道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所犯下的罪行。我还可以拍记录电影，把八路军与日本鬼子的战斗场面拍下来，既可作为宣传抗日的好教材，也可以作为珍贵的资料保存来……”[1]于是，摄影在徐肖冰的手中获得了表达现实和叙述历史的可能。

（二）徐肖冰革命摄影概述

1937年和1949年是徐肖冰革命摄影生涯的起点和顶峰，这期间他拍摄了一大批质量较高的摄影作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出于抗日战争宣传的需要，八路军政治部组建电影团，电影团的第一个任务是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徐肖冰是电影团重要成员之一，这个时期，他在太行山前线和冀中平原一边拍电影，一边拍照片。纪录了百团大战、陈赓攻打榆社等许多战争场面。抗战时期，徐肖冰生活在延安时，记录了当时延安地区丰富的军民生产和文化生活，照片充满着生活和生命的气息。拍摄有部队训练、“抗大”学生学习和体育活动、边区人物、359旅开发南泥湾、外国记者和观察团到延安以及中共“七大”等题材。徐肖冰因为摄影得以与许多高级将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结缘。在战火和生活中拍摄了周恩来夫妇、朱德、彭德怀、毛泽东、刘伯承、左权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八路军高级将领，留下了他们举手投足的影像。解放战争时期，徐肖冰先是在东北拍摄反映剿匪和土改的照片。随后，他在北平迎接中共领袖进京，并拍下了《毛主席观看解放南京捷报》等照片，完成了为胜利写真的任务。

二、徐肖冰革命摄影的纪实精神

（一）摄影的纪实精神

摄影是在“求真”的驱动力下诞生的。摄影师借助镜头和感光材料等手段，对世间现存之物进行拍摄，再现了事物的细节并按其基本事实来呈现，恢复了概念化事物的客观性，摹仿、复制了现实，以影像的方式提供“可视之物”。由于摄影无法拍摄到一个已经过去的对象形象，它所提供的图像与现实对象有了一种“现场”关系。于是，摄影常常成为可靠的目击和见证的手段。“影像是真实世界的重要显现。而大众对图像的真实性的需求，确信与执迷，使摄影图像的见证性，客观性、真实性，被广泛的引入大众的日常判断中[2]。”

罗兰・巴特语：“任何一张照片都是一张证明，证明一种存在。这项证明是照片的发明为图像家族引进一个新基因。”[3]

摄影的纪实特性，从其诞生之日起，便被用来满足社会对于视觉的各种需求。作为纪实的摄影，在中国早已被视为记录与见证最可信赖的工具。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均被摄影图像记录与见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拍的大沽炮台，横陈着清军的尸体，这些影像作为确凿的“史料”对摄影的纪实性做出了最佳的诠释。

纪实是一种风格，一种精神。纪实摄影是一种创作姿态和方法，它要求拍摄者更多的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美国FSA摄影的核心人物罗伊・斯特莱特（Roy Stryker，1893―1975年）曾这样描述：“纪实摄影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技术；一种确认，而不是否认。纪实的态度并不是对于任何艺术品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准绳加以否认……拍什么题材和使用什么相机不是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我们的一切事物都有重要意义，任何技能完好的照相机都可以使用。摄影师的职责是找出题材本事的重要性，以及与环境、时代之间的关系和功能。”[4]

（二）徐肖冰革命摄影作品中的纪实精神

徐肖冰摄影活动时期，适逢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抗战爆发，抗日救亡成为严峻的现实，摄影同其他艺术媒体一样，作为一种表现现实的有力武器，在现实中寻找题材，开始偏向辅助政治和革命功利性的要求。于是，摄影在徐肖冰的手中获得了表达现实和叙述历史的可能。徐肖冰以更加直接，更加有力的摄影方式积极投身于社会革命之中，他说：“我是摄影机后观察历史的人”。 1.直接、单纯的记录现实

1941年9月，八路军攻打榆社，战斗持续三天，最后终于把榆社攻下。在清点战利品时，有人不小心拉动跑栓。当时炮筒里还有一发炮弹，滑膛而出的炮弹落到徐肖冰不远处爆炸，徐肖冰当即被震晕过去。当别人把徐肖冰从土中救出、晃醒，他就本能地拿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照片冲出来后，焦点都是虚的，但徐肖冰觉得那些模糊的照片是战场的真实见证，他以一种特殊的影像方式真实地记录了这场战斗。

无独有偶，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年）也有类似的照片，1944年6月6日早晨6时31分，罗伯特・卡帕在奥马哈一个令盟军受到灾难性打击的海滩上拍摄，照片记录二战中诺曼底登陆的一个现场，炮火震撼着的大地、浪涛冲击着战士身躯。虽照片模糊不清，但正是这种虚浮模糊的影像使我们仿佛置身战争岁月，极具现场情景。

2.对人性的关照，近距离的观看

为了拍到真正表现战斗的镜头，徐肖冰到战斗前线。1941年，八路军攻打榆社的战斗中，他亲眼看到身边的一个小战士被敌人的机关枪扫中了脑袋，壮烈牺牲。他含着泪水用特写定格了画面：满头满脸鲜血，浑如泥浆。画面直接真实，震憾人心。这些战争照片的珍贵在于照片所报道的战争场面本身，也在于摄影师出生入死的目击，将永不重现。

《彭德怀在前线》是徐肖冰另一幅著名作品，画面记录了百团大战期间彭德怀的英勇气魄。“当时，在距日军控制的关家垴垴顶不足500米的地方，彭德怀近距离的对日军阵地观察。炮弹不时打过来，他坐在壕沟边上，拿着望远镜向远处看。他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就像一头发怒的豹子，因为随时可能出现敌情，他的神经绷得紧紧的。我就紧跟着他，瞅准机会就忙按快门。当他足抵壕沿，手拿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日军阵地时，我拍下了一个珍贵的镜头[5]。”

3.寻找平凡、寻常的重要性

徐肖冰亲历战场，直观地记录了抗战的一些场面。同时他也以其个人独特的经验拍摄了中共领导人的影像，为我们展现了领导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作为领袖身边的摄影师，徐肖冰能够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到他们寻常且充满人情的一面。毛泽东有众多儿女，但由于身处战争年代，真正在他身边长大的只有李纳一个。照片《毛泽东和女儿李纳及秘书叶子龙女儿叶燕燕》中，李纳翘着手指，低着眼睛自顾自玩，毛泽东开怀的抱着她。这些照片表情、手势极其自然随意，充满生活情趣。

4.感动大众、影响人们采取积极的行动

纽约现代博物馆摄影部的创始人博蒙特・纽豪尔（Beaumout Newhall）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纪实摄影家“首先是一个观察家，他在照片中注入自己对照相机前面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但他拍摄时并非无动于衷……他会把他对问题所触觉的情感置于他的摄影中，因为他认识到这是教育他所面临的公众的有效方法[6]。”

徐肖冰以摄影作为革命宣传的武器，积极投身于战争之中。他拍摄的众多的画面，对鼓舞人民斗志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树上的哨兵》这幅照片中一棵造型别致的柳树，树干笔直，枝条蓬勃向上，站在树上的哨兵持枪透过树枝注视前方。这些照片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使人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使其相信中国抗战是有光明前途的。

三、徐肖冰革命摄影的当代意义

21世纪数字摄影已经成为摄影的主流。数字摄影的记录方式从银盐的物质实体变成了虚拟的电子像素。数字技术使影像的生产、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延展了摄影原有的概念和边界。摄影借助数字影像图像处理及电脑软件，大大开拓了其表现手法，创造了新的可能性，虚构场景、虚拟影像、拼贴与复合等等手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模糊了现实和想象，数字摄影颠覆着传统摄影的言说方式，让摄影进入到了一个高度自由的王国。

纵观摄影发展的170多年，传统的工艺与技术并没有消失，各种摄影技术和方法也并存共生。不同的摄影师以各自的方式，根据自己的表达需求选择恰当的方法和材料。今天，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但不管摄影媒介发生如何的变化，当摄影的魔幻色彩渐渐减退，它的纪实功能和精神，会得到普遍认同和接受。纪实摄影，作为一种摄影风格和精神，总是和社会现实联系的那么紧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也发生着关乎人类和命运的种种问题，每个时代也都有许多摄影师，以纪实的方式记录现实，留存历史，影响并促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

目前，很多摄影者拿着昂贵的数字专业相机不知道怎么拍，也不知道拍什么，更不知道拍了要干什么。也有许多人陶醉于仅仅满足自我娱乐和自我情趣的娱乐摄影之中。今天重提徐肖冰及其摄影，并非倡导回到以前的创作材料以及方法上。对于当今数字化大环境中的摄影，不管是用传统的摄影方式还是用当代的数字影像，我们都倡导以负责任的、严肃的态度关注社会；倡导以独特的、创作性的视角和影像表达方式反映当下时代。这就是徐肖冰革命摄影的当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2〕〔4〕〔6〕孙京涛.纪实摄影――风格与探索[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5，14，10.

〔3〕罗兰・巴特.明室[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137.

〔5〕童煜华.为胜利写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