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选择的童年之书

对关注孩子阅读的父母们而言，最初的也是最费心思的问题或许是：怎样为孩子选书？这个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看：童年的孩子能够读到哪些书，是由谁以及如何决定的？大人们常常允诺要给孩子自由，那么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孩子们有多自由？在选书这件事上，我们不妨有更多、更深入的观察与思考。

可见的滤网

对当前热火朝天的童书市场而言，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风波。一本以三岁左右的幼儿为主要目标读者、品质相当不错的小书，因为内容涉及身体器官而被一部分成年人误读，紧接着视角被修正，误解被澄清，家长们终于可以放心地将这本书送到孩子的面前。整个事件显示出社会大众在儿童阅读观念上的进步，让人感到欣慰。但换一种情形，如果被置于舆论放大镜下的是一本确实有问题的书，可能的后果或将会完全不同：图书会下架，出版者会被追责，甚至会触发出版、教育主管部门大规模的整顿行动。

或许我们没有读过这本书，但从这个小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童书到达孩子们的手中之前，早已经接受了层层的过滤。这些滤网的设置者，包括童书的编辑、出版审查机关、销售商、购买书籍的教育机构，还有每个孩子的父母。如同关心奶粉和零食的安全程度，他们会努力确保提供给孩子的每一本书都是无毒无害的。

父母审查官

但是对于关注家庭阅读的普通父母而言，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对童书的要求，除了安全无害，还有希望它富于营养、有益健康。更进一步，我们可能还希望它适合自己的孩子，或者孩子会喜欢。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所有无害的书都是有益的或者合适的。于是，第二次过滤和择取势在必行。那么，父母们会依据什么标准做出自己的选择？不难想见，许多因素会影响父母为孩子选书时的判断。比如父母自身的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他们会从个人的阅读趣味出发，来考量哪些书有趣、哪些书无聊；自身的知识面与视野，决定了他们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熟悉的领域，而常常失去接触陌生读物的机会；对童书的特点的了解程度，会直接形成他们对童书品质的鉴赏能力。父母对童书的关注程度，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儿童读物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获取的童书出版信息的渠道就越多，发现好书的机会就越大。

而最重要的影响，则来自于父母对孩子的理解。大家都在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那么，对于自己的孩子，什么书才是适合的？什么书他们可以读？什么书坚决不能读？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性情特点、长处与不足，他们各自需要读些什么？在这些问号之下，父母们精心地挑选着每一本书。一方面，他们期盼着孩子能读到更多的好书，得到更多的收获；另一方面，那些被认为“不合适”的书，被他们义不容辞地挡在家门之外。如果说挑选和购买是一种审查，那么父母或许是儿童读物最严厉的审查官。父母的习惯、能力、态度和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书架上能够摆些什么书。而最严厉的审查者是那些对阅读漠不关心的父母，因为他们从不为孩子买书，书架上除了课本一无所有。

无形的审查

除了家中的父母，学校的老师也是积极的审查者。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是教育者的责任所在，其中当然会包括禁止孩子们在学校阅读“有害”的读物。一般情况下，如果孩子在学校阅读的书籍被老师们视为对学习无益或无效，也会被劝阻。许多学校禁止漫画书，便是最直观的见证。一所学校的管理者对阅读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不仅能够反映在图书室藏书的数量上，也会决定学生书包里课外读物的丰富程度。

从家庭到学校，对孩子阅读的审查从未缺席。既然如此，提供给孩子们的童书中理应不会缺少优秀的经典读物。但让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好书那么多，孩子们读不到？为什么质地平庸的流行读物反而能够胜利地占领孩子们的书包？如果一路向上追溯便会发现，最大规模的审查并不是让孩子不读什么书，而是有什么书可以给孩子读。对生产者而言，童书是一种消费品，生产童书最重要的目的是利润，而不是为哪一个孩子的成长负责。从作者、出版商到销售商，他们更关心一本书能否畅销，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一本童书写得再好，如果缺乏畅销的潜质，便可能永远无法与小读者见面；那些不具备畅销潜力的普通童书，出版商不愿印，销售商不愿意卖，能够见到的必将越来越少；而那些直奔商业而去的畅销书，经过精心的营销宣传，长久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为书商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长此以往，童书市场上最容易获得的，便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畅销读物。让孩子们自由选择的前提，是有丰富多样的童书可供选择。而一个消费时代的市场，会用无形的审查，让这种多样性逐渐消失。

自由的限度

父母也好，学校也罢，我们在为孩子选书时所做的一切判断，建立在我们的儿童观念之上：儿童是什么？儿童能做什么？儿童需要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童书实际上的审查者，是社会对儿童的观念。一个社会的儿童观，会决定这个社会的儿童能阅读什么。经济上独立的不可能性，已决定了儿童在与成人世界关系上的弱势地位。层层过滤和审查之下，对于有什么书可读和读什么书，儿童显然只有很少的选择余地。成年人的态度似乎永远是：你可以自由选择，但只能在我们所认可的安全、有限的范围之内。

我们已经看到，从童书作家写下第一个字，到一本书抵达孩子的手中，有一段多么漫长的路程要走。作为父母和老师，为孩子“选书”固然是出于善意，而且作为一种保护和协助也必不可少，但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成年人的局限？我们费心尽力所做的选择，有多少是出于成人自己的目的？有限的选择，也是对无限可能的终结。成人所谓的“选择”，会不会恰恰是一种剥夺？

在为孩子的童年之书作出选择，也意味着我们在用自己的或别人的观念塑造他们。我们的孩子首先是他自己，是值得尊重和敬畏的生命。一个“有协助能力的成人”，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孩子提供选择的机会，而不是帮他们做出选择。我们与其在“应该读”和“不能读”上纠结，不如多做些自我完善的努力，让自己少一些狭隘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