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特征及启示

[ 论文 关键词] 中国 传统社会福利制度 制度保障 民本性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社会福利体系具有自身的 历史 渊源、固有风险和运行机理，它具有局限性、民本性、剩余性、家族性和协同性的典型特征。在 现代 性的话语背景下，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在 科学 发展 观统领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必须做到：吸取有益精华，发扬传统优势；剔除历史糟粕，克服时代局限；倡导与时俱进，实现持续创新。

传统社会福利制度是在农业社会状态下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众生活保障措施、规则和方案，是以政府、家庭、社区、宗族为主体的福利提供模式，也是建立在家庭保障基础上的制度体系。尽管传统社会福利制度有别于现代公共福利体系，但它却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基础，它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影响。当前，以传统生活保护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社会政策和 经济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继往开来和面向新时代的历史前提。而把传统问题纳人现代视野来研究，更成为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的重要取向之一。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历史不仅具有过去的精神，而且还指示着未来的命运。恩格斯也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a3“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z}zsa可见，传统社会福利问题正是一个现代性的命题，理论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部门必须澄清思想理念中的模糊认识，白觉地走出一条通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有鉴于此，笔者拟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上，着重对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议题展开以下三个层次的分析、论述与阐释。

一、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践运作的制度机理

中国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积聚了十分丰富的社会福利实践经验。从制度、体制和机制的角度看，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具有自身的内在机理，社会福利规则、约束和期待的形成，是一个有机的建构过程。社会福利学家确信，“制度是非常稳定地组合在一起的一套规范、价值标准、地位和角色，它们都是围绕着某种社会需要建立起来的”;[3]453“制度是根据角色和情境之间的关系界定适当行为的相互联系的规则和常规的集合”。f4]160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落后的生产力使人们无法获取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成为传统社会中人类始终难于摆脱的生存风险。人们利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生产，通过自助努力来满足生活的需求和安全的保障，并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生活共同体互助共济，抵御生存风险带来的危机。只有少数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没有抚养对象的孤寡残疾者，由民间或统治者以慈善、施舍的形式进行选择性和区别对待的救济，帮助他们抵御生存的风险。

(一)传统社会福利体系的历史渊源

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源头，早在远古社会的古人就曾提出过所谓的“大同之世”，社会生活共同体之间的共济互助和彼此相恤成为社会保障的实践内容。时至先秦时期，原来部落共同体的抚恤习俗逐渐被制度化、政策化和长期化，“保民”、“明德”和“仁爱”成为社会政策的基本前提。此后，越来越多的封建王朝通过设置专职机构来实施、推行和践行社会救助政策。“中国自古以来，评论统治者常以仁政政绩为标准，而白唐尧始的救济事业，也使救济贫民成为帝王的责任。封建帝王将相和统治阶级普遍把某种形式的生产救助和生活保障作为强化 政治 统治和提升社会控制能力的重要工具，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正是在社会成员之间彼此互助以及政府“敬德保民”实践基础上发展走来的。可见，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渊源与传统的社会结构、制度基础和文化体系密不可分，传统对现代的影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和理论反思。

(二)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固有风险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否则人类就一天也无法生存。但自从人类出现以后，由于生产能力极其低下，社会抵御和防范风险的能力相当有限。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中心，社会成员自我防备的能力十分脆弱，因此难以凭借个人的力量来谋求安全独立的生活。只有依靠共同体下集团的相互扶助，才可能有社会的存续和每个人的生存。由于当时人类认识和支配 自然 的能力极其低下，社会生产力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人们不得不面对由于食物匾乏带来的生存风险，以及严酷的自然界侵害生命生存的风险。社会成员如果遭遇不测事故、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其他事故来袭，人们就需要最低限度的生存保护，但传统社会的流离失所和生活失去保障却成为常在的现象。私有制的发展，逐渐剥夺了一部分人的保障后备手段，在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同时，不堪苛捐杂税重压的贫民为了争取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不断举起义旗进行抗争。周而复始的战争、起义和暴动毁灭着社会的财富和人口，自然灾害的侵袭又使人们赖以生存的、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粮食供给雪上加霜，社会底层贫民不能获取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成为生存风险的首要因素。

(三)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机理

面对基本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不足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和风险，传统社会主要把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拥有作为手段，维持自我的生存。他们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通过形成生活共同体的方式同舟共济。同时，社会也通过相互扶助和提供慈善救济的形式，为少数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依靠的老弱病残人员提供最低的生活保护。任何个人对于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都非常有限，为了摆脱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严重不足而带来的生存风险，人们主要通过各种手段来维持彼此的最低生活需求，贫民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几乎在维持最低生活的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封建制度下的农奴以服劳役或把收获的一部分缴纳给地主和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代价，换取生产工具以及对土地的使用权来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在传统社会，一方面，人们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社会生活共同体而营生;另一方面，政府则企图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来建构政府主导下的生活保护体系。在传统社会，“社会保障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关心、密切协作的领域，其具体实施呈现出官民结合的运作实态”。

二、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呈现的典型特征

基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有着自身独特的性质。传统社会生活保护制度的运行机理说明了，人类的生存风险主要来自于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不足。为了获取 和掠夺社会财富，高居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对社会低层课以苛捐杂税或横征暴敛，并不断以战争的形式互相争夺。失去维持最低生活资料的低层贫民不断以起义和暴动等形式进行抗争，社会财富和人口在征战中消亡，迫使人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风险。尽管彰显于外的阶级统治职能很容易被人们察觉，但封建社会并非不存在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只不过是表现形式较为虚弱而已。在传统社会，人们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相互扶助和慈善救济的实施，进行生活保障以抵御生存危机和风险，一定意义上官方的社会福利职能则起着巨大的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相对于现代社会保障，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呈现出以下较为典型的特征。

(一)以低级福利为救助实态，呈现出制度保障的局限性

传统的慈善救济不仅在救助水平上呈现出低级性，而且同时还具有选择性和区别对待的特征。[B〕传统社会福利的低级性主要表现为救助力度往往不能满足被资助对象的生活需求，选择性则表现为救济的对象局限于生活共同体的内部，特别是没有劳动能力和抚养对象的老弱病残者、孤儿，异乡人很难成为救济扶助的对象。社会在鼓励有劳动能力者进行生产自立、互助共济的基础上，选择性地把没有劳动能力且无依无靠者作为慈善救济的对象，统治阶级和上层贵族作为施善的主体，其目的在于共同体的维持和存续，通过施善活动彰显其仁德，以维持他们在地区社会中的声望地位。因此，这种慈善救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选择性区别对待的慈善救济未能充分考虑被救济者的需求和感受，以施善者的一厢情愿为基础进行任意安排。作为受惠对象的被救济者只能感恩戴德被动地接受，甚至付出人格的代价，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救济者为了缩减被救济对象的规模时常对受惠者进行耻辱性的、居高临下的施舍。

(二)以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呈现出制度文化的民本性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以仁义、爱仁和民本为特征。孔孟之道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政府试图从仁政的角度来实现惠及万民的福利事业，但在资源缺乏、机构不完善、人权观念尚未发育的情境下，政府却只能在发生天灾人祸的特殊场合为民众提供有限的救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贵君轻和民本思想成为最为基本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原则，确信救灾济贫是仁道互助主义的实践和每一个人良知应尽的天职。“在社会治理理念上，历史救荒者都以‘一民饥，日我饥之，一民寒，日我寒之’为体恤民众的原则，将施粥、居养、给药、赎子视为治灾救荒的重要对策。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确立了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以民为本成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人性本善”和“仁、义、礼、智、信”则成为处理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已越出国界，传到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成为东方社会福利思想的渊源之一。“重人”、“顺道”和“人和”成为民本思想的延伸，古为今用则使传统文化永葆美妙的青春。

(三)以问题解决为救助形式，呈现出制度结构的剩余性

剩余性的社会福利模式是相对于普惠性的社会福利模式而言的，它主要表现为出现天灾人祸后政府采取有选择性的临时救济措施来安抚灾民。北京大学的王思斌教授指出:“在旧中国，福利思想始终是‘剩余型’思想占主导地位。因为处在政府腐败、战争频仍、灾荒连年的历史环境下，即使是‘剩余型’福利也无法实现。; } u 73aa中国古代的仓凛制度和济贫、养老、育幼等慈善事业，基本实践就是以丰补歉和储粮备荒，常见的做法就是等到问题发生以后组织专门力量实施救济和帮助，其根本目标则是维持秩序、安抚人心和稳定天下。可见，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视为政府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消极应付和善后处置使其呈现出剩余性的典型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说，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缺乏战略思想和管理主义的视角，政府的危机应对和突发事件处置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被动地解决问题，前瞻性、预测性和战略性则无从谈起，救济不力和缺乏应有的覆盖面也是临时应付和剩余性的典型表现形式。

(四)以宗族保障为社区单元，呈现出制度运作的家族性

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以血缘关系和家庭邻里为 网络 形成的社区福利与救助单元，传统的福利观念与家庭、家族和宗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社团、群体和邻里的互助网络中，福利观念强调以家庭为中心，先照顾自己的亲人尤其是父母、兄弟、姊妹，然后才是别人。所谓“推己及人”的思想，主张和体现的就是明显的亲疏和远近的差别化对待。 中国 是一个强关系的社会，大量重要的追求需要经由强关系的社会资本来实现。费孝通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实际上存在着差序格局，人们对自家人、自己人和外人的认知总是径渭分明，“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样投人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越薄”。李培林也认为，“中国社会的信任关系大多建立在亲缘或类亲缘的私人关系基础上，所以中国人对圈内人有特殊的信任，对外人却非常不信任”。ysyoz0宗族在社区福利中将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联系在一起，形成范围较小的社会福利网络，祠堂、宗庙和伦理把这种具有地域关系的人们集合成为一个体现亲情的福利系统。

(五)以官民结合为实践特色，呈现出制度运行的协同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很早就重视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实施自救，为了抵御 自然 灾害，大型水利工程由政府负责修建，小型福利设施则由农户协作修建。传统社会福利体系的结构单元并不是绝对封闭、互不往来、彼此割绝的体系，而是存在着官方与民间以及民间与民间的多元互换、相互交往、彼此互助的社会福利系统。在自给自足的社会运行机制下，政府济贫制度的福利实践多以“储粮”和“义仓”为主要手段，从汉朝的“常平仓”到隋朝的“义仓”，再到南宋社区福利性质的“社仓”，都成为具有传统生活保障色彩的福利措施。在官方财力有限的境况下，政府总是尽力引导、动员和协同社会力量，使其参与到制度化的福利体系中。同时，以绅士、社长和乡绅为民间发起者的基层自组织实体，为了获取地方事务的控制权，也主动请求政府授权来大行形式化的所谓“济贫”。在社会福利的空间格局上，政府和民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和共同协作，使传统社会福利的制度运行呈现出官民结合的协同性。

三、 现代 性语境下传统福利制度的启示意义

通过对传统社会生活保护制度运行机理和基本特征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生产能力的落后，导致了人类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不足，成了传统社会中人类遭遇生存危机的首要风险因素。但同时，传统的农业社会并不存在着社会福利制度的空白或缺失，而是表现为制度不力、范围有限和层次较小等问题。在传统社会，人们通过生活共同体的形成和慈善救济的展开来践行同舟共济和互通有无，特别是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与生产资料进行有效的结合，来尽力实现在生产劳动中满足自己生活的需求和安全的保障。这种生活保护方式有效地把民众的生存风险控制在家庭和生活共同体的范围内，使民间的生存问题始终没有演变为普遍化的过于严重和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可见，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是人类的智慧在千百年来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结果，这种制度具有其 历史 合理性的一面。然而，这种生活保护方式的局限性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无法从根本上使全民受惠。当前，中国正迎来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深人研究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功过得失和历史局限性，在认清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兴利除蔽和场长避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吸取传统精华，发扬有利优势

(二)}I}除历史糟粕，克服时代局限

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与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和“人治”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一些陈旧的、落后的和不合时宜的因素也包含于其中，如何剔除糟粕性和克服局限性的做法，已经成为具有时代性的新兴议题。与新制度主义相关的所谓“李约瑟之谜”的确发人深思，按照李约瑟博士的提问—“为什么中国在公元3一13世纪之间能保持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 科学 水平?而在16世纪以后为什么在欧洲产生了现代科学而却没能在中国产生?”李博士的答案是，中国传统制度中的消极成分压制了近代科学的兴起，财富不能给人带来智慧，商人之子的愿望是在官场中步步高升。事实上，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制度上的结构和陈旧糟粕促使新的公平、自治和进步理念受到了压抑。在总体的定位和评价上，传统社会福利体系的消极性、陈旧性和剩余性都应作为历史的陈迹而置于历史博物馆，新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应时刻不忘马克思主义的“扬弃”观和科学发展观。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全面推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必须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把握发展 规律 、转变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而不能照搬历史传统，忘却传统社会福利模式的历史局限、制度局限和时代局限。

(三)倡导与时俱进，实现持续创新

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有着内在的规律、规则和机理，在与时俱进中有效实施体制创新战略成为提升建设绩效的重要途径。西方学者科斯(Ronald Coase)曾经指出:“社会行动是与制度创新密不可分的，离开制度创新，任何意义的行动都会失败。‑[16〕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如果说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及时实现制度创新，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搞好新时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关键同样在于创新。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战略选择必须把促进体制创新作为基本途径。为此，在实践探索中应牢记“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力求做到“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n， [I8]”奋力开拓社会福利事业的新局面;必须优化相关的政策文件，畅通政策运行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在静态上保证相关政策系统的各个子系统能够实现多重优化，在动态上保证政策系统能够实现良性运行和良性循环;必须坚持多视点多途径多方向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和方案，注重创新方法的综合运用，在搞好战略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持续有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