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罗马共和初期制度建设

摘 要：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4世纪中叶是罗马共和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共和国，国家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贵族精英在经过反复的探索和考量之后，巧妙的把伊达拉里亚型和意大利型政体有机的结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罗马共和政体。罗马宪政的三巨头--元老院、执政官和人民大会在行政的实践中相继产生和完善。共和初期，罗马宪政制度的探索和基本确立为共和政制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罗马共和国；制度建设；执政官；百人队大会

从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4世纪中叶，罗马危机重重。公元前509年驱逐伊达拉里亚国王、公元前4世纪初的维爱战争、拉丁战争、公元前390年高卢兵临城下以及意大利的独立战争，这些事件都必然直接会对罗马共和初期制度的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罗马对外扩张政策的推行，城邦人民突破昔日狭隘的视眼，要求变革，而且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需求的产生，必然要求罗马不论是在政治制度上还是管理机制上进行革新，创造出新的更为复杂的符合实际的国家机器。

一、在罗马共和初期新政治体系的构建中，军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罗马传统说法，公元前509年布鲁图领导贵族联合平民推翻了伊达拉里亚王朝，王政时代结束，贵族掌握了国家政权。如果说他们是主要的赢家，那么也绝非唯一的赢家。军队的作用不容小觑，贵族必须借助军队的力量才有可能发动革命。在古代，控制一定数量的军队完全可以转换为进入政界的资本。布鲁图煽动的革命就这样在罗马爆发了：“暴动传到军营，国王非常愤怒，立刻动身前往罗马镇压革命。布鲁图闻之，改变了原来的行军路线避免两军相撞，尽管路线不同但他们几乎同时到达罗马城下。国王塔克文见城门紧闭，王政被废除的法令也不胫而走；夺取了城市的胜利者在军队的簇拥下欢呼雀跃，同时取消了国王儿子的相关头衔。”[1]

正如我们所见，公元前509年所谓的革命实则是由贵族领导、军队支持的拉丁民族大起义。新制度的设计必将考虑这两个因素，毕竟是他们联合推动了革命的胜利。然而，贵族名利双收，牢牢掌握着军政大权，建立了长达百年、绝对的贵族共和国。相反，军队出力不讨好，一无所获。当然，这样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不仅军队不赞成，就连贵族也会为了维持统治秩序作出必要让步。因为当外敌进犯、国家危机之时，他们还得指望军队拯救国家和人民于危难之中。故他们意识到，无论是否心甘情愿，都必须在构建新政治体系时给予军队一定的权力和相应的地位。

二、为预防专制独裁，权力制衡在构建新政治体系时的考量必不可少

统治者四面楚歌，不仅要预防旧政权复辟，还要设法巩固国内革命胜利果实，任务艰巨。为摆脱这种困境，他们必须得考虑建设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眼前，可供他们参考的治理模式主要有伊达拉里亚型和意大利型。伊达拉里亚，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在当地贵族不断给国王施加压力的情况下，王权走向衰落。一年一任的执政官取代了国王，他身着传统意义上象征君权的紫色长袍，还有两名助手，也是一年一任，他们无疑分别是后来的营造官和财务官一类的官员。相比，在意大利人聚居区，实行同僚制或集体制（即一职多人负责制）。总之，两种制度理念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政效果，伊达拉里亚形成了有规律、有组织的官阶制，每个职位由一人担任并享有广泛的权力，权力比较集中，有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办大事；意大利人聚居区则实行同僚制和集体制，权力比较分散，有利于抑制专制独裁。两者的共同点是：根据建立共和政府的原则，所有官员都有任期限制，一般是一年一任。这就是罗马贵族在推翻王政后建设新制度时可以参照的两种行政模式。

那么，他们究竟会如何抉择呢？当然，一切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建设都以维护贵族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王政时期，贵族就有对抗国王权力的专属机构――库里亚大会和元老院。国王被废后，这两个机构被保留下来，作为贵族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但是，他们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对外他们需要确保国防安全；对内要维护贵族特权，对抗来自平民的威胁。因此，他们一方面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另一方面为避免形成个人专断独裁，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贵族带着这样的务实精神，在两种制度模式中寻求折中，最后巧妙的将两者合二为一：取伊达拉里亚强有力的执政官这一理念，取意大利的一职多人负责制。将最高权力授予两名行政官，后改名为执政官。执政官拥有统治权，但是与真正的王权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选举制、短任期制、卸职后究责制和双位同僚制是使执政官这一最高行政长官区别于君主的独创之处。李维对此这样描述：“自由起源于此时，只因执政官的任期限于一年而不是因为君权被削弱了。正如第一任执政官保留了国王的所有大权和特色。”[2]正如李维所说，执政官继承了王的所有重要权力，包括民事、军事、司法以及象征权力尊严的象牙椅和扈从。但是创新之处在于两条限定：第一，设置两位执政官，他们权力平等，相互制衡，彼此拥有否决权，如若双方一旦发生冲突，必须提交元老院进行仲裁；其次，他们任期只有一年不再是终身享有。双重保证以维护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防止出现任何个人专权的行为。

三、独裁官的设置对双位同僚制起到了完善的作用

双位同僚制在内政实施方面确实效果显著，可是，一旦国家面临紧急情况，就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它不便于集中权力采取非常措施。随着外部危机加剧，这种不足就显得越发突出。李维写道，在公元前501年，“考虑到等待重大事件来临所产生的心理焦虑，贵族第一次谈到要设置独裁官一职。但是我们不知道设置的具体年份、是在谁执政期间……也不知道谁是第一任独裁官。”[3]因此，为弥补这一不足，设置独裁官一职就提上议事日程，最后在参照伊达拉里亚型的基础上附加了两个限制条件：其一，时间方面，任期最长不过六个月，没有丝毫延期的可能；其二，权力方面，有骑兵长官作为助手，实则变成限定独裁官权力的工具。 基于王是联系罗马国家和上述权力、人民大众和上帝在传统意义上必不可少的纽带，故国王得以保留，但是他的权力只限于宗教领域。后来，这一权威也被分解，作为王在这一领域的继承者“圣王”或“祭祀王”只不过是一种象征，其地位卑微、由大祭司长任命和管辖[4]。

四、罗马贵族共和国的形成

目前为止，所有的共和机构包括库里亚大会、元老院、执政官和独裁官甚至只有象征意义的国王都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政府完全被贵族垄断。他们操控局势、运筹帷幄，当然乐意改革就此止步。可是，军队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况且贵族也需要军队为其统治保驾护航。自古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军队也不例外。因此，贵族不得不扩充百人团大会的权力，允许大会享有广泛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王政时期，百人队大会具有鲜明的军事和经济色彩，无缘参与政治。共和时期，发展成为最重要的人民大会，他们有权决定战争还是媾和、选举高级长官、颁布法律、剥夺公民权以及对司法案件作出最后判决等。总之，在这次权力的大洗牌中，不论贵族受益多大，军队所得无疑让他们的胜利图景笼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罗马初期，就其国家性质而言属于贵族专政。后来经过平民与贵族近两个世纪的斗争，民主制因此才逐渐渗透到贵族制中，二者相结合才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罗马共和政制。正如西塞罗所说：“罗马国家政体不是由一个人建立的，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经过数个世纪由数代人建立的。”[5]纵观罗马500余年的共和国史，元老院人数和职能基本维持稳定，是整个罗马民族精英的大殿堂。他们都是身经百战行政经验丰富的民族栋梁，总能根据形势需要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而且，元老们终身任职，是不死的掌权者，这样确保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结语：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选择罗马共和初期的制度建设进行剖析，旨在说明其制度建设过程的曲折性。它从台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邦发展到囊括地中海，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与其共和制度的优越性不无关系，如能对今天我们国家的“制度文明”建设有所借鉴，实为意外惊喜。

参考文献：

〔2〕〔3〕李维.建城以来史（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陈可风.罗马共和时期的国家制度[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4.

〔5〕西塞罗.论共和国（中文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