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阴影下的本性回归

摘 要：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因其具有直指人类意识本源的普适性和深刻性，伴随着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浪潮，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论成长于以个人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念和环境中，中国自古以集体意识和更为森严的等级观念作为社会的核心，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需要着重其社会性一面的探求，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形成典型范式。激变环境下，可以凸显作品中人物精神的复杂，《桃花扇》描绘了明末清初社会的动荡，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感情为线索，即是社会演变的画卷，也是精神激烈变化的悲歌，具有典型性。以《桃花扇》为引，通过分析集体与等级下，官场造成的心理阴影和压力的转移，以及归隐情结，或许能够为精神分析在明清文学分析中的应用，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社会性精神分析；桃花扇；多重压迫；本性回归；心理史学

当代社会，多元化与多样化并存，全球之间的联系迅速加强，西方文艺理论蓬勃发展，对中国文论的发展有了越来越深入的影响，而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先导的精神分析文论，凭借其直指人类心理本源的锐利性及深刻性，跨学科的新视野，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作为植根于西方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要在中国取得发展，必须中国化，否则难以在中国取得长足的发展。而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作品背后深层次的心灵探求则非常有限。激变中可以更好的展现社会不同阶层的精神形态，《桃花扇》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感情变化为主线，故事背景处于明清交替的激变期，在小人物的感情背后蕴含着社会变迁与衰亡的脉络与斗争，作为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的戏曲，具有代表性，并且呈现出整个封建社会的精神形态。以桃花扇为引，分析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国化和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应用，或许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力比多”本源与集体等级观念本源

在精神分析领域中，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的各种意识，行为和思想源自于性欲，性欲的积累即力比多的积累，形成冲动，推动思想和行为的运行与进展，“因为性力一开始便触及了我们同外部世界的交流”[1]。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是源自于西方源远流长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强调个人欲望的最大化，以人来作为世界的本源和中心。从源流来看，个人主义和个人欲望的诉求源自于古希腊，在希腊的传统神话中，神人同形同性，作为神，希腊先民并没有把它塑造为高大神圣，高不可攀的威严形象，而是与人有着相同的权力欲望和求美心理，如天神宙斯与欧罗巴的传说，特洛伊战争的传说，赫拉与美神以及雅典娜的争风，由此看来，在上古时期，希腊先民以自身的欲望与形象去塑造神。在希腊哲学的萌芽时期，普罗塔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个体的人被视为宇宙的中心与主宰，人心成为判断世间是非的依据，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再到近代资产阶级的利益底层意识，无一不是以个体的人作为服务的对象与中心。弗洛伊德受到个人主义发展与流变的影响，立足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力比多”作为精神分析的本源的主张，因其植根于西方社会，而在西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这也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反映。但理论是有地域性的，不同的地方，理论的运用也应该多样化，尤其作为精神分析理论底层的本源理论问题，更需要因地制宜。

在中国，上古先民的神话中，充满着对于神，天地以及其他未知自然力量的敬畏，对于有特殊技能的部族首领会产生天然的个人崇拜意识与依附意识，这与古代希腊人意识外化为神的情况不同。例如中国的上古感生神话，“姜履巨人迹而生后稷”，“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等等，无不体现神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等级意识，尤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大集团。中国早期的精神意识是社会的大集团意识和等级意识，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人是集体的人，而非个人的人。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三纲五常，法家的“势，法，术”和道家的天人合一，再到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到明清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再到近代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发展到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一不是强调“社会―人―社会”这一模式的，与西方“人―社会―人”的模式存在本质区别。中国自古到今的意识形态是打上集体烙印的，社会下的人，与社会的矛盾运动，构成人自身意识的发展，集体与等级的本源应作为开端，以此来体现民族“原意识”的特点与个人意识的演变。

二、社会性精神分析视角下的《桃花扇》

（一）集体与等级本源与明代后期党争

在一定的社会集体中，在长期等级制观念的压迫下，会出现两种意识分化，一种便是卑躬屈膝的奴性意识，委曲求全，万事畏首畏尾，另一种便是基予强烈个人目的的权力欲望，权力欲望经过长期的积累，会影响到集体内部，积淀为集体对异己本能的排斥及无意识的斗争。前者以《桃花扇》中的杨友龙为代表，无论是对阉党，还是对复社文人，似墙头草一般的讨好与奉迎。而权力欲则直接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的东林与阉党的党争。太子的人选问题，只是诱因和外物，可以说只是一种条件，通过太子的问题来实现个人对于团体的影响与操控，体现自己在皇权体制下，权力欲望的满足。党争发展到南明时期，即为小说中的时期，东林党对于阉党的排斥，已经深入到复社文人团体的意识当中，积淀为一种无意识，“人的心理除意识外，还有无意识现象，这是人们在正常情况下察觉不到，也不能自觉调节和控制的心理现象”[2]，在《桃花扇》第一出听稗中侯方域说到“既是这等，且到秦淮水榭，一访佳丽，倒也有趣”[3]。在聚会地点被魏府徐公子占后，侯方域为聚会的顺利进行，指出去秦淮的烟花之地，虽然表面上看是为了聚会的顺利进行，但从这句话中，无意识的流露出在他内心深处对于“魏”的鄙视，与秦淮的烟花女子形成对比。在伦理意识中，风花雪月是为文人所不耻的，但“魏”比烟花女子还不如，可见复社文人对阉党余孽的讽刺之深，客套话无意识流露出鄙视，延伸到有意识的斗争，可以体会到现实权力斗争的深刻与残酷。 （二）形势的压力与转移―李香君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心理学基础上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是以个体的为对象而进行分析和探求的，但在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中，由于作品具有自己的主旨和核心，有自己的“魂”，所以在压力的转移方面，同一种心理阴影下的压迫，或是来源于社会环境，或是来源与自身，而且这种压力的转移与暴发不只是体现到一个人身上，或是体现到多个人身上。在《哈姆雷特》中，对于现实的怀疑和质疑的压力，集中体现在哈姆雷特身上，爆发于哈姆雷特的复仇，寄托了作者对于社会的批判和对哈姆雷特的同情，对于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如此，对于集体与等级本源为核心的中国更是如此，在《桃花扇》中，对于明代党争的谴责，对于黑暗社会现实和封建伦理的批判与抗争，集中体现在李香君人物形象的塑造当中。

李香君有闭月羞花之容，是秦淮一带有名的烟花女子，在《桃花扇》第二出传歌当中，提到“烟花妙部，风月名班；生长旧院之中，迎送长桥之上，铅华未谢，丰韵犹存。”在这段对于青楼的描写，丝毫不带讽刺之感，说其“铅华未谢，丰韵犹存”，表现出的是一种赞扬，因为有李贞丽，更是因为有李香君，在昏暗的社会环境下，纯净的青楼乍一看显得十分突兀，但对于现实的讽刺却通过景物描写显示出来，为李香君的出场烘托了环境，奠定了感情基调。在官场阿谀奉迎，结党营私，互相诋毁，内部争斗的同时，在外部，满族崛起，清兵入关，吴三桂背叛明朝，民族危亡，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史可法英勇抗敌，但却因内讧，和阮大铖等人的私欲与陷害，而郁郁不得志，侯方域的政治理想也因阉党余孽而不得实现。黑暗的社会现实构成心理阴影，而对于现实的无奈，愤懑和抗争集中爆发于李香君却奁“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当李香君听说自己新婚的妆奁是阮大铖所赠，即使是价值连城，也轻如鸿毛。对于一个女性，对于美丽和耀眼的追求是天性，但在大义面前，能够明辨是非，刚正不阿，实属可贵，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且通过与侯方域妥协软弱，贪婪无能的对比，更显示出李香君的形象的高大。“‘名自香’一语有双关之妙：李香君名中之‘香’，凡夫俗子，肯定要解读为脂粉之香，而她本人显然解读为人格名节流芳百世之香也。”[4]李香君的反应越激烈，就说明现实所造成的心理压力越大，心理压力在转移过程中，就越能凸显出爆发性和激烈性，作者对于现实的谴责就越明显。另外，情节由盛转衰，并把文章推向高潮的奠基之篇是《守楼》和《寄扇》两出，李香君为侯方域守节，不惜毁掉自己的如花貌，对于感情的忠贞可歌可泣，这既是以一个女性的方式，对阉党余孽的近乎极致的反抗，同时这也体现了李香君性格的二重性，一是抗争与不屈，二是对于封建意识形态下对于封建伦理的认同和妥协，同时反抗的方式也体现了男权社会下女性自身的弱点，面对黑暗的官场党争，封建伦理和女性地位的三种心理压迫，最后的无奈与思念只能化作断枝残花，伴着血泪和哀叹化作一叶桃花扇，万般思绪在一身，不由想起《红楼梦》的黛玉离世和《京华烟云》中的红玉离世，可悲可叹可惋可憎，悲的是命运，叹的是终不可得，惋的是佳人离世，憎的是无耻的世道。

（三）死亡本能与归隐情结

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死亡本能有两重含义：一种是侵犯性与破坏性，在侵犯与破坏后，回到最原始的前生命形态。另一种就是死亡后的升华。这与中国传统视角下道家的“物极必反”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性相似，也与佛教中轮回和因果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老人在与自然搏斗后，再看大海，出现了静谧平和的景象，与老人内心的无畏坦然和强大形成相互映衬，这是死亡本能的体现之一即“死亡”后的升华，而在《桃花扇》中，则体现的是死亡本能的第一个方面，体现为归隐情结。中国的阴阳观念讲求和谐，儒家讲求中庸，道家讲求无为，对中国士阶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当士阶层对社会感到失望和痛苦时，很少组织起义和抗争，直面现实与死亡的行为比较少，更多的则是在死亡本能的驱使下，把仕途埋葬，去追求一种超然物外的解脱，回到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例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桃花扇》借名于桃花，取自《桃花源记》，这暗示出了后文两人栖真的结局，全文的文眼句“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莫负渔郎指引之意。在乱世与动荡，以及统治阶级的腐败中，不如早些入道，放下情感，以避免人间灾祸之苦，少些情仇感伤，与自然为一体，自得其乐，与《红楼梦》开篇中的石头的经历相类似。在第四十一出栖真中也有道长怒斥二人在国破家亡时，割不断儿女私情的语句，两人听后恍然大悟，好似大梦初醒，最后各自修道，摒弃尘世，这是对于南明衰败的不得已为之之举，“在孔尚任的世界观中，用世和避世并存，避世观是他用世观的补充，避世是他用世幻想破灭时的一种拯救”[5]，也是死亡本能驱使下，前程埋葬后，对于人生之路的重定向，是对原始状态的再回归。

三、结语

精神分析理论以其对于文学文本分析的通适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其它文学批评方法，社会性精神分析与心理史学相结合，有助于借助文本，来透视中国人的心理世界，剖析价值观念，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一种价值观的导向，同时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发展，满足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而在与《桃花扇》为代表的明清戏曲中，甚至是小说中，进行社会性精神分析，要注意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和心学及其异端化的影响，运用“集体等级本源―官场心理阴影和儒家伦理压力的转移―死亡本能”这一社会性精神分析顺序模式看待明清古典小说，能够帮助我们窥见那一时期的士阶层和市民意识形态，探求文本的社会背景和分析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而减少对于文本的过分解读，更好的传承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国化探索不是一朝而就的， 需要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及后来人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2〕胡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孔尚任.桃花扇[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翁敏华.桃花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