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人性化转型与环境崩解

摘 要：顾名思义，“环境悬崖”即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处于危险边缘，若人类继续目前的行为方式，则人类及其环境便将坠入深渊绝境。“环境悬崖”作为一诗意的表达，可用来概括我们的处境，激发人们投入环保的热情；但若被当作科学的表达，则有失精确性。科学的“环境悬崖”观可被理解为“环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或“经济增长对自然环境依赖程度”的陡然降低。这种前瞻式的“环境悬崖”观虽可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但其是否可能本身值得怀疑。然而，无论如何理解，我们的环境形势确实非常严峻，它正趋于“崩解”。环境趋于崩解的根源，一般认为是“人类中心论”，而对应之道便是“生态中心论”或“弱意义人类中心论”。但无论“生态中心论”还是“弱意义人类中心论”，都与“人类中心论”有共享的前提：以人类的利益和福祉为目标，都不足以阻遏环境崩解之势。实际上，当今环境趋于崩解的根源在于量化、物化的效果论思想以及以之为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阻遏环境崩解，需要我们摆脱效果论立场，去另寻资源，促进以其为根据的社会转型。阻遏环境崩解，一靠技术进步，二靠制度创新。技术进步由于其天然的局限，无法根本阻遏环境崩解；而建立在尊重和善待一切存在者本性基础上的，能使一切存在者各得其所各遂其性的制度创新，以及因此向“敞开的社会”的转型，将成为阻遏环境崩解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社会制度；人性化；转型；环境崩解；功利主义；资本主义

盛洪的《水权制度和治水哲学》一文指出，现代社会的“水资源”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和水的关系，一是人和人的关系；与此相应，人类社会与水的互动（通常情况下是治水）也包括两个方面：工程治水和制度治水，“所谓制度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它通过给出合理的游戏规则或解决方案，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以此改善人们在分配资源和争夺资源方面的紧张。2盛洪此观点虽然是针对水资源和治水问题，但其思路对于环境问题实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3以来，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一个受到全方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领域共同关注和热议的“全球性”问题，以至于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都不得不聚集起来，商讨如何应对当今的环境问题1。当然，一方面是多数人认为当今的环境恶化是由现代以来特别是工业化以来的人类活动造成的，因此，人类社会应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去保护环境，学会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另一方面是少数科学家（如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虽然承认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确存在且是人为造成的，但仍然怀疑当前用以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各种“短期”措施（人们因此将其称为“环保怀疑论者”）。此外，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环境的恶化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等问题将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调节得到解决2。尽管在结论方面存在着分歧，但是这些观点都认为我们面临的环境形势严峻，需要人类社会认真对待。至于是否可以叫作“环境悬崖”则是可以讨论的。

一、环境悬崖

“环境”原意是环绕全境或全部所辖区域3，后来逐渐扩大为“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4。英文“环境”写作environment，源自古法语，由en-（在），-viron-（环，来自动词virer转圈）和-ment（名词后缀）构成5，意思是“在……的周围”，与汉语“环境”意思相近。“悬崖”意思是“高而陡的山崖”6，而“崖”或者“山崖”的意思是“高地的边”或“陡立的山边”7，“悬”则意味着“距离远（或高）”和“危险”。“环境悬崖”顾名思义，即我们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也就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在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如果身处其中的具有能动性的人类继续目前的行为方式，那么人类及其环境便将坠入完全崩坏且不可恢复的深渊。

当然，上述说法仅仅是从字面来理解的“环境悬崖”。它饱含文学的色彩，是一种诗意的形象表达。这样的说法，如果是用来激发人们投入环保行动的积极性，当然是有效的；但如果把它当作一种科学的或学术化的理解，不免有失精确性。因此，对环境悬崖的理解，不能以这种“顾名思义”的方式来进行。因为，环境作为一个自在地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复杂性系统，其发生恶变并展开逆生态运动或面临“悬崖绝境”的条件是它的自组织功能和自在运动方式遭受超强外力破坏，所以，理解“环境悬崖”的涵义、回答“环境悬崖”是否成立，就需要回答“持续的超强外部压力是否存在”、“环境生态临界点是否已被突破”和“环境自身的逆向编程运动是否已全面展开”等问题，简而言之，它要求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说明，且这种说明是对业已发生的事实的一种精确说明。

另外一种对“环境悬崖”的理解，或许可由几年前美国政府面临“财政悬崖”的启发而来，它将会对未来人们如何行动产生一定的指导作用。2012年2月7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克南生造了“财政悬崖”一词，用以形容美国政府在2013年1月1日这个时间点的财政状况：由于政府债务规模突破违约上限、以致政府启动减支计划以削减赤字，适逢金融危机后美国为刺激经济而采用的减税政策同时到期，两相叠加、导致政府财政支出被迫突然减少，其财政支出曲线状如悬崖。如果以这样一种近似于科学的或学术化的方式来理解，那么它表达的意思似乎是这样的：自从工业革命起人类开始使用非生命动力能源和不可再生的资源来增加生产、提升劳动效率以来，人类依靠破坏自然环境、“剥削地球”过着物质充盈的高质量生活；但是，现在的地球环境退化、资源能源枯竭、气候变暖等问题相互叠加，要求人们自觉地减少物质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对环境贡献的依赖，我们可以把这种“环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陡然降低称为“环境悬崖”。

但是，这样一种对环境悬崖的理解是否成立？首先，从历史上看，人类未尝有一日离开过环境（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来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从原始时代到农耕时代，人类都是从大自然的馈赠中获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进入工业化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工业化时代和农耕时代在这方面的差别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农耕时代，人类主要靠自然环境的“利息”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资料；工业化时代，人类则变成了“吃”地球的“老本”了。但无论怎样，人类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的来源都是“环境”。其次，从现实的角度看，尽管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创新看起来似乎“降低”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但实情并非如此，因为，如果没有自然环境提供的物质基础，技术无论如何进步也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相反，技术的进步还导致人类不仅要依赖自然、同时还要依赖具有“双刃剑”作用的现代技术，陷入“双重依赖”中。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的技术进步只是改进了我们对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方式和效率，并没有在根本上降低人类对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的依赖，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关注环境问题了。再次，人类是否会“自觉”减少其物质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对环境贡献的依赖，转而依靠自己？从“无主地悲剧”的“囚徒困境”博弈1来看，由于环境的所有权或产权在根本上的不清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极不乐观的。最后，尽管人类一直依靠自然环境来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人类确实可以通过区分环境、技术、制度等各自在经济增长中的比率，了解人类物质财富累积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或许，随着技术的创新和社会转型的进步，尤其是当清洁能源（太阳能、风能等）利用技术不断进步、社会制度转型使得饥荒的真正原因不再是不公平的（全球）分配制度时，人类物质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依赖程度应该会降低，但能否达到“陡然降低”的程度，以使“环境悬崖”得以存在，这是值得探讨的。 尽管“环境悬崖”这一基本概念由于面临上述质疑而有待研究和确定，但不可否认，当今的环境确实存在着大量全局性的或虽局部但影响深远的恶化趋势，因此，如何认识造成当今环境趋于崩解的根源，应当以何种方式来应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在当下的严峻形势，是有识之士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

二、环境崩解与功利主义

谈到当今环境趋于崩解的根源，许多人可能会马上联想起西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于是，他们所开出的“药方”便相应地成了“非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但这种思考显然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与对价值的“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intrinsic value & instrumental value）的区分密切相关。所谓内在价值，是指作为目的自身而不再考虑其是否可用作其他目的之手段的事物所具有的价值；工具性价值则是作为其他更高目的之手段的事物所具有的价值。人类中心主义有“强意义”和“弱意义”的不同，前者赋予人类唯一具有内在价值之存在的地位，后者却认为人类具有比任何非人的事物更大或更多的内在价值，因而为了保护或促进人类的利益或福祉1而牺牲掉非人的事物将最终接近能得到确证。这种唯一只关心人类的利益或福祉，或把人类的利益或福祉置于远超出非人类事物的首位的观点，有可能会认为像虐待动物、人为造成的环境破坏等行为，其自身并非完全错误，并因而承认它们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实践中的这样一个“罅缝”，给现代的、工业化以来人们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某种契机。

只是这种观点没有意识到，由于人类的福祉在本质上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环境，或与这个稳定的、可持续的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对环境的破坏终将会损害到人类现在和将来的福祉。因此，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伦理学从两个方面向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发起了挑战：一方面质疑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物种相较而言的、假定的道德优越性，另一方面去考察理性论证自然环境及其构成具有内在价值的可能性。尽管有些相关的理论家认为“无需发展出新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并提倡一种“开明的（或明智的，enlightened or prudential）人类中心主义”，坚信人类对环境的所有义务均源于人类对自身的直接义务，但仍然有理论家坚持一种激进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非人类的环境拥有内在价值。

不过，非人类中心主义因面临着提供可靠论证的理论负担而很难被接受。一种可称为愤世嫉俗（cynical）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即使我们在日常思考中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在更高的层面我们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1

因此，有学者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可以休矣”，我们现在应该接受一种“去中心论”的态度。因为这两种观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针锋相对，但其实并不构成对等的对手关系：一方太强而另一方太弱。同时，人们在关于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也基本不再坚持“二元对立”的观点，而是强调二者应该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全的复杂系统，因而，其实践建议是应该兼顾二者，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至于其如何实现、谁能真正去“代表”那些非人类的事物等问题，并未被提到这种观点的议事日程中来。

当然，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可以休矣”的观点，并不是要取消这种争论，而是要超越这种争论。超越一种争论，就意味着要找出争论双方共享的前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或环境中心主义）争论的背后，共享的是一种“效果论”、结果主义的规范伦理立场，更具体说，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立场。因为，无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它们都是以人类或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福祉为任何实践方式的衡量标准2。在这个问题上，它们是没有争议的，它们的分歧只在于实现人类或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福祉的最好方式：到底是直接去关心人类的利益和福祉，还是通过维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从而间接地增进人类的利益和福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造成当今环境崩解的根源就在于物化、量化的功利主义以及以之为根据的资本主义3生产方式。

因此，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阻遏环境崩解的趋势，需要我们摆脱功利主义的或效果论的立场，另外去寻找资源，并促进以其为根据的社会转型。

三、社会转型与环境崩解

前文说到，盛洪关于“水权制度和治水哲学”的文章不仅止于“治水”，也具有普遍的启示价值。因为不仅“水资源”问题，而且一切环境问题甚至实践问题都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它所反映的是人们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可能借助的两大武器――技术和制度；技术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于自然的利用方式；制度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处理人和人关系的方式。因此，在思考阻遏环境崩解趋势的方法时，技术和制度将构成其两个不可缺少的成分。

西方学者、政客和科学家们一般是从技术的方面入手来回应问题。例如，关于气候问题，自1992年世界各国的首脑济济一堂、通过《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责令所有参与国作出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承诺起，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通过，2009年制定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都是力图用减少碳排放的技术方式来解决问题。而像比约恩・隆伯格这样的“持疑的环保论者”，一方面承认气候正在变暖且由人为造成，另一方面却怀疑《京都议定书》等所提出的通过减少碳排放减缓全球变暖趋势的有效性，然而，其所提出的解决问题方式也仍然是技术性的：发动能源生产革命，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技术，降低绿色能源的成本和价格。1他怀疑目前的环保主义者：怀疑他们保护环境的“诚意”，因为这些环保论者只满足于作出承诺、提供目标，却并未打算信守承诺；怀疑他们所采纳的通过减少碳排放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因为这是最低效、最昂贵、最微利的方法，是引发问题比所解决的问题还更严重的“治疗方法”。所以，他主张，与其把这么多的精力和资金用于低效、微利的碳减排，还不如将其用于绿色能源技术的开发、地球工程学的研究，以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清洁饮水、卫生设施、基础的医疗与教育等方面，因为把同样的资金用于上述方面比起用于削减碳排放来效率更高，解决的问题也更多。 我们并不怀疑隆伯格的“真诚”，也相信真正有前途的解决气候问题的技术手段是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技术、降低绿色能源的成本和价格，但是，事实是发达国家开发出来并垄断了绿色能源技术，在他们尚未真正“大捞一笔”之前，他们愿意全球共享吗？在全球或国家粮食并未短缺却常常有人遭遇饥荒的分配方式下2，仅靠发展农业生产的新型多样化，能够解决全球的或国家的贫困和营养不良问题吗？归结起来，在资本主义以邻为壑、只为牟利的行为方式下，仅靠技术手段来阻遏环境崩解的趋势，真的是可行的吗？

由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阻遏环境崩解趋势的问题上，以制度促进社会转型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选项，但关键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制度促进社会向何种方向转型。

在这两个问题上，盛洪的《水权制度与治水哲学》同样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在该篇文章中，盛洪提到了都江堰的几个特点：（1）顺江而建，不与水对抗，从而降低了工程成本，还能长久有效（稳定）；（2）四六分水的原则，所考虑的不仅是调节旱涝，也考虑了他人乃至全体（共享）的用水问题，深具生态理念；（3）虽不与水对抗，但亦不任其自流，而是借助人的力量去规范和疏导；（4）具有长远的眼光，建成后避免导致和引出新问题。因此，盛洪总结出：治水，既要顺应水性又要考虑人性；既要考虑工程成本又要考虑制度成本；既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又要考虑各方的利益；既要顺应人性又要引导和规范人性；既要创立水权制度自由交易水资源又要形成能改善水资源配置效率和反映水利工程建设相关利益方损益的水资源市场价格；既要解决现有问题又要避免形成新的问题（如易于寻租的庞大官僚系统）等。归根结底，解决水资源问题所需要的技术和制度，其基本精神就是尊重、善待规律和人性，在自我、他人、环境、工程与制度之间以明智、审慎的方式努力明确各自的边界，实现综合平衡，并达到自由。

因此，在阻遏环境崩解趋势的过程中，我们所借用的“制度”，是顺应人性又能规范和引导人性的制度，是长久有效的稳定制度，是既高效又公平的制度，是既有远大的理想又能切实负责的制度，简单说来，就是尊重和善待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者的本性的制度。人类应该通过这样的制度引导社会转型。

因而，此处所说的“社会转型”，不是社会学中所说的由前现代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或由现代社会转型为后现代社会，或者相反1，而是要努力从一个既不尊重人性也不尊重其他存在者本性的社会，转型为一个尊重和善待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者本性、从而各得其所各遂其性的、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封闭社会”的“敞开社会”，其中，每一种存在都能得到尊重和敬畏，都能按照各自的节律充分地生长和展开。2

四、结语

“环境悬崖”之名能否成立，其实倒不是关键的问题。真正关键的是，人类应该对自己当前的环境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勇于直面问题，但又不夸大其词、危言耸听。1要紧的是，我们目前的环境形势确实非常严峻，它正在日趋崩解，而造成当前环境崩解趋势的根源与其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玄远哲学（宗教）思想，毋宁说是量化、物化的功利主义以及基于其上的资本主义。因而，阻遏环境崩解趋势的做法，应该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综合，而以制度创新促进社会转型为其关键和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