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来江南农业的生态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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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吴江县为中心

传统时代，农业为其经济核心，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为前提；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又是农业生态环境变迁的结果。明代以来，吴江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是在农业种植结构由粮食独重转变为粮桑并重的前提下发生的；种植结构的转变也是由包括气候、土壤、生物等因素在内的农业生态环境的转变引起的。

明代以来，江南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的格局愈加不可动摇。江南经济的发展是包含了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在内的综合发展，其中农业又是整个经济的基础，因此探讨江南农业发展水平，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局限性。以往相关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对反映农业生产率的一系列指标的分析，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考察。本书试图从农业生态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个案研究，从而使我们深切地领会历史时期农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一、江南著名的米、丝、绸三市

吴江地处太湖东南，苏州之南，属苏州府所领六县之一。自明代以来，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显著的提高，集中表现为这里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江南名镇，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经济格局。区域内的米、丝、绸“三市”名闻江南，声贯全国。 震泽丝市形成于明代，明成化年问(14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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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震泽已有居民三四百家，至明末达二三千家，清初“食货交易……贸丝粜粟为多”[4]。乾隆年间，震泽丝市“栋宇鳞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5]。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辑里丝及辑里干经由震泽经上海转口输出，震泽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丝市之一。

盛泽绸市兴起于明代中期，此地“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6]。至清乾隆年间，“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谊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7]。清末，盛泽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为我国四大绸市。

江南著名的米、丝、绸同时出现在吴江，并不是单纯的商业现象，而是这一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体现。在以农业为经济核心的传统时代，吴江三市的繁盛，更多地反映了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格局的变动。只要我们对三市流通的货物稍加分析，便不难认识到这一点：平望、同里米市中流通的主要货物自然是农产品，震泽和盛泽流通的丝和绸虽不属农业产品，但是作为丝绸生产原料的蚕茧却是农产品，因此，缫丝和织绸是以栽桑和养蚕这一农业生产为前提的。需要指出的是，三市流通的货物或原料相当一部分来自本地区，这在下文将有具体论述。

因此，可以认为，种植粮食和栽桑养蚕这两类农业生产是整个吴江经济的基础。由粮食独重转而粮食与桑蚕等经济作物并重，这种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明代以来的江南地区是较为普遍的，这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以来就江南地区而言，吴江的经济发展是较为突出的，它的生态环境也是较为独特的，因此，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这一区域内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对于我们理解明代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意义。

二、农业生产的种类和地域分布特征

考察一个地区农业的生态适应性，必须从该地区农业生产种类、自然生态环境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明代以来吴江农业生产的种类和地域分布特征。 吴江的桑树种植兴盛于明初，“洪武二年诏课民种桑，吴江境内凡18033株，宣德七年至44746株。近代(清乾隆时)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问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9]。植桑和养蚕往往是相互联系的两项农业生产活动，农家饲蚕极为普遍，全县桑树的产叶量“自给不足，每年向吴县之洞庭山及浙省之乌镇等处购人桑叶”[10]。 吴江农业生产的部类结构，由单纯的粮食独重向二元的粮食与蚕桑并重转变的同时，其地域分布结构也在逐渐形成。全县范围内，粮食种植与桑蚕檀养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大体上，沿太湖东南岸的西南境以蚕桑为务。明嘉靖年间“每岁暮春邑人多治蚕，惟塘西为盛。”[13]即太湖以东、运河吴江段塘路以西地区的蚕事盛于它处。清乾隆年问“桑所在有之，西南境壤接乌程，视蚕事綦重，故植桑尤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别具名品，盖不下二三十种。”[14]根据民国二十三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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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调查，该县“桑地面积以五七二区为最多”[15]。五七二区正处县之西南境。1950年该县的桑田依然“大部分布于该县的南岸四个区——震泽、严墓、大庙和坛丘，约占全县桑田总数的90％左右。……而这四个区的养蚕户，即占总数的90％左右。”[16]吴江塘路以东的县之东北境，则种田为多而栽桑育蚕为少。如《平望志》称“吾乡伺蚕者少，服田者多。”[17]位于县境东北角，分属吴江、昆山二县的周庄镇也是“妇女则皆以木棉为纺织，间作刺绣，未有娴蚕桑者矣”[18]。东部地区本少有蚕桑的情形，随着西南地区蚕桑事业的兴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地处东境的黄溪“溪民在明时多不习蚕桑，国朝乾隆初，凋字圩、梧字圩一带颇有养蚕者”[19]。尽管如此，植桑育蚕的地域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至光绪三十四年(190

8)，全县“除震泽一隅外，统计植桑养蚕之户十无二”[20]。

三、气温变迁的影响

吴江农业种植结构及其地域分布特征是由该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决定的。农业生产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其核心是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包括气候、土壤和生物等环境因素。 吴江气候，据县气象站观测资料，1959—1985年，年平均气温15．7℃，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086．4小时，全年无霜期为226天，年降水量为1045．7毫米。春夏两季盛行东南风，秋冬季节多偏北风，7—9月常受台风影响。冬季多出现寒潮天气。 首先，从气温环境分析，由于地理纬度跨度不大，全县南北两端温差不会很大。但是历史上的气候变迁，可能是形成桑树种植县域分布特征的一个因素。

低温对桑树的为害主要有霜害和冻害两种：

冬季的第一次霜称早霜，春天的最后一次霜称晚霜。在晚秋桑树尚处于生长时期，如遇早霜，枝条梢端的叶片会受霜冻而焦枯。在一般情况下，早霜为害不明显。春季桑芽萌发后，如遇晚霜，新的芽叶会因霜冻而受害，轻则局部变色，重则幼嫩芽叶全部枯死。晚霜为害较重，往往造成春叶减产，打乱春蚕生产计划。根据吴江县现在的气候状况，我们可以推测，该地桑树一般不会遭受晚霜之害。我们知道，寒冬过后，当土温和气温上升到5℃以上时，根的吸水作用开始；到达10℃并持续几天后，树体内开始变化，贮藏物质开始溶解，可用作生命活动的能源，冬芽开始萌发。根据1959—1985年吴江气象站记录，气温为10℃的初日为4月1日；4月份气温回升较快，多数年份到清明可断霜，即4月4日左右可断霜。前文说过，本书考察的历史时期，该地的气温较现代低1—1．5℃，即10℃初日要比现在迟几天。因此，桑树冬芽萌发之际正值晚霜之后。

四、土壤变迁的影响

其次，从土壤环境分析。气候条件，在全县范围内无甚差异，因此它不可能是造成地区间农业结构差异的主要因素。吴江境内，土壤的地区性特征却是较为明显的，这可能是导致其农业生态环境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明代以来吴江的地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太湖水面西北高于东南，以吴江八坼为最低，因此西水东趋，现在吴江所属的太湖西岸至平望一" 带与太湖同为一体，天水一色，渺无人烟。相传隋唐时平望一带“淼然一波，居民鲜少，自南而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之所以名也”[33]。宋代，现在吴江县治所在地还是太湖中的一个沙渚。元末至正六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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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至正石塘”的建成，使情形为之一变，“自塘阻其水势，塘西遂积土为平陆矣”[34]。其实，淤淀在泥沙沉积和风暴作用交替的影响下，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不过它始终在坍涨不定的过程中累积着并向外延伸着，在初期涨露不明显，而且坍多涨少，所以成陆较缓。日久湖水终究日浅，于是淤沙渐现，而成陆的现象加速，这种情况在明代以后才日益显著[35]。嘉靖时，吴江已是西距太湖三里许；震泽镇附近北距太湖十里；吴江南和稍东的南湖和东湖(均在岸西)，已淤涨成陆；离吴江三十里的太湖中，也涨出周围三十里的平沙滩，盛产蒲苇之属[36]。这些新涨湖滩的垦植，必须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其土壤特征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认为，新涨滩地以沙土为主，现在对日益垦熟的吴江土壤的调查反证了这一点。 不同土属的土壤对于桑树生长发育的影响是不同的，对此我们仅从桑树与水分关系这一角度略作探讨。

水分是桑叶发育中的极重要的因素，桑树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壤中水分的过多或不足，会直接影响桑叶产量的高低。

桑叶中的水分是由根部从土壤中吸收而来的，但不是土壤中所有的水分都能被根部吸收利用，可供桑树利用的水分，仅限于一定的范围，这一范围内的含水量，即是桑根分布最多的耕作层保持的有效水。在有效水范围以上，即土壤可以暂时容蓄的水量，叫做“田问容水量”(也叫土壤持水量)，也可为植株所利用，但它很快就流失，所以又叫“过剩水”，它为桑树生长发育所能利用的时间不长。在有效水范围以下，指土壤中还有一部分水量与土壤粒子密切吸着在一起的叫做“吸着水”，桑根对它不能吸收利用，所以又叫“无效水”。如果土壤中的含水量降低到有效与无效水之交，则叶片出现凋萎，如能及时补给水分，生理机能尚可恢复，这叫“暂时萎蔫”，如土壤进一步失水，就会“永久萎蔫”，这时根部就不能吸收水分，叶片脱落，桑树干枯。

但是，水分既能对桑树为利，也能对它为害，通过土壤水分引起树体受害便是桑树的涝害。当土壤积水过多时，土壤缺氧，好气性细菌的活动受阻，桑根的生长和吸收机能受到抑制，影响有机物的分解，使桑树得不到养分的供应，从而也影响到叶片内光合作用的进行，枝条上的叶片自下而上发生缺水萎蔫，接着枯黄脱落。水涝持续为害，桑根死亡，植株枯死。太湖地区的水涝灾害是较为频繁的，对于桑树而言，除了通过一些种植制度对它加以克服外(这在下文将谈到)，土壤对涝害程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与壤质较重的黄泥土和青紫泥相比较，西部小粉土，由于其粉砂粒含量高，在土壤积水过多时，其田问持水量会相对较低；涝害过后，其田间持水量也能较快地得到蒸发，而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因此种植于小粉土之上的桑树，受涝害的程度和害后的恢复，相对来说要轻而快。

五、生物环境的影响

最后，从生物环境分析。吴江位于太湖之滨，湖荡星罗棋布，水面辽阔，尤其是濒临太湖的西南地区湖荡密布，西部和南岸分别以长漾和麻漾两大湖荡为中心分布有众多的大小湖荡，頔塘、麻溪和烂溪等主要河道也集中于此。并且，自唐中叶吴江塘岸筑成，其岸西便随着淤滩的逐渐涨出而发展成许多溇港。至明代，自北往南在太湖与吴江运河北段和頔塘之间分布有许多纵向的小渠，称为“溇”或“港”，南岸的溇港尤其密集，其相距仅一二里，北起大浦港，西南至胡溇有72条直通太湖的河道，即所谓“震泽七十二溇港”。西南地区辽阔的水域面积，为湖荡和水道养鱼提供了十分良好的环境。唐代内塘养鱼兴起，主要养殖品种有青、草、鲢、鳙、鲤。明代对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已有较完整的饲养方法，而种桑和养鱼却构成了一个十分良好的生物生态结构，现代称之为桑基鱼塘系统。食物链是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通过初级生产、次级生产、加工、分解等完成代谢过程，完成物质在生态系统中的循环。桑基鱼塘构成了比较典型的水陆交换生产系统(见图1—

3)，明" 代以来吴江西南地区桑树的广泛种植，基本形成了这种多目标的生产体系。

关于明代以来江南经济的发展，中外学者都热衷于从社会或经济的角度加以探讨，尤其强调人口压力这一外在的因素，这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发现明代以来吴江农业结构的转变，是适应当地农业生态环境的变化的结果，而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正是在农业结构转变的基础上发生的。从明代盛泽绸市的脱颖而出，到今天盛泽东方丝绸市场的独领风骚，丝织业的生产和贸易长达五个世纪的繁荣局面，完全是以明代以来其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为依托而形成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不无启发，即建立一种适应于当地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是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1]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2] 范烟桥：《吴江乡土志》民国六年。

[3] 光绪《同里志》卷八《物产》。

[4] 康熙《吴江县志》续编卷一《市镇》。

[5] 乾隆《震泽县志》卷一《疆土》。

[6] 乾隆《盛湖志·序》。

[7]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8] 范烟桥：《吴江乡土志》民国六年。

[9] 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

[10] 《吴江县蚕桑改良区二十三年工作报告》，江苏省建设厅：《江苏建设月刊》第二卷，第三期(蚕业专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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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版。

[11] 沈云：《盛湖竹枝词》卷下。

[12] [明]庄元臣：《闵农》，道光《震泽镇志》卷十三《集诗》。

[13] 嘉靖《吴江县志》卷十三《风俗》。

[14]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物产》。

[15] 《吴江县蚕桑改良区二十三年工作报告》，江苏省建设厅：《江苏建设月刊》第二卷，第三期(蚕业专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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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版。

[17] 光绪《平望续志》卷一《风俗》。

[18] 光绪《周庄镇志》卷四《风俗》。

[19] 道光《黄溪志》卷一《土产》。

[20] 吴江县档案，案卷号乙2—2·57。

[21] [明]王鏊：《震泽编》卷三《风俗》。

[22] 弘治元年《吴江县志》卷六《风俗》。

[23] [康熙]翁澍：《具区志》卷十四《灾异》。

[24]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第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6] [明]王鏊：《震泽编》卷三《土产·风俗》。

[27] [明]王鏊：《震泽编》卷三《土产·风俗》。

[28] 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第193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

[29] [清]《儒林六都志》上卷《土田》。

[30]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1]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2]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3] 道光《平望志》卷首《凡例》。

[34] 乾隆《吴江县志》卷一《疆土》。

[35] 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36] [明]沈*[啓去口加山]：《吴江水考·水道考》。

[37] 1994年《吴江县志》第133页。

[38]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39]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41] 详见《沈氏农书》之《运田地法》，[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上卷，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