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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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让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中安居乐业，这个问题为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仁人志士所揪心。本期杂志刊发许前席先生的大作《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许先生极为宏阔的历史眼界或许能够拓宽我们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视野。当然，其中一些看法似尚可斟酌讨论。在此，我们和作者都希望此文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农民问题的人士的回应和批评，以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并解决这一世纪难题。

近来中国农民问题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事实上，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变迁，在世界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涉及到如何在人民主权的时代，成就一个大国的长治久安，至于良心原则、经济利益的考察和计算还远在其次。在笔者看来，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

一

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在现代政治诞生初期就是一个最为尖锐的问题。在数百年的人类现代化史上，正是那些通过考验的国家进入了发达社会，而印度、拉美等国家仍跋涉在泥泞当中，并落入为世人诟病的"万劫不复"的锁定状态。"历史如同画廊，原创品极少，多是复制品。"（托克维尔语）当今中国农民的处境和当年苏格兰贫民的处境有颇多类似。在１６、１７世纪之交的苏格兰，刚刚起步的工业革命在激发生产力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现象：一个自由劳动者终其一年辛苦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马克思关于"羊吃人"的描述并未忠实再现苏格兰的这段历史，事实上，对于资本原始积累所造就的大批贫民来说，他们甚至连一条赖以维系于这个社会的"锁链"都失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苏格兰贵族和天主教势力对贫民的这种悲凉处境保持沉默。尽管教会人士一再宣称贫民的后代也一样是"天使的孩子"，这些社会的弃儿别无选择，他们只能退出因出生而与之订立忠诚契约的社会。"天使的孩子"埋葬了自己早死的父母，起而杀死贵族和天使的代言人们，抢夺足够的钱财，换取一张去往新大陆的船票，从此断绝父辈们和这个社会的任何约定。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一个政治体并不足够幸运，没有一块天赐的"新大陆"作为这些无路可走的贫民的退出之地，情况又该如何呢？难道让他们选择退出生存本身？

英国思想家洛克因此警告国王们：当立法者试图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洛克强调，就政治的本来意义来说，人民推翻政府的合法权力只要一个正当组成的政府还在起作用就不能加以行使。虽然一个政府是否已经解体，这是个极端繁难和高度智识性的问题，但不要随意挑战人民的感觉和信心。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放弃判断自己的生命是否处于危险之中的权力。一切誓言、威胁和学说都无法作到这一点。在这件事情上，"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判断的权力在人民，判断的方式不是靠推理，而是靠感觉。"话语不能阻止人民的感觉。"如果一系列滥权、搪塞和专断都指向一处，人民就不能不感觉到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统治之下。洛克向国王们陈述说：当人民身处悲惨之境时，就尤其要制定法律，清楚表明自己爱民的意图，决绝执行法律，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它。否则，当人民开始怀疑时，尽管国王可以凭借各种手段维持统治，但他的政治权力已经消失。这时就不再有政治上的尊卑之分，国家的整体命运将只能交付单纯人数的多少来定夺了。

二

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解答，很多人认为，应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确，这是关键，但这决非经济学功利计算中的幸福资源配置问题，而更是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所谓"王权"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乃内在于任何的政制当中，因为任何政制的根本问题都是中央权威如何落实、落实在哪儿的问题。宪政或者法治的政治安排不能允许出现所谓"主权中的主权"，更无法容忍把一"国"之"民"在基本权利层面上分隔而治。换言之，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公民个体，这就是政治家们所洞见到的最基本政治原则--人民主权。这个原则同时意味着，公民个体与中央权威之间必须具备直接性的政治联系，不容任何地区共同体或人口划分从中加以阻截、切断。"公民"这个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国家"的概念：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或者一人口群落之公民！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否则国家就无法承受种种冲击和震荡。

美国立国之初，麦迪逊苦心研究了此前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所有地方权力体制，并写就《古今邦联札记》和《美国政治之恶疾》。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正是即将召开的费城制宪会议的理论基础。在这两篇文章中，麦迪逊委婉表达了对当时各州"民主恐惧症"的痛心，暗示了这种症状必然要带来的最可怕政治后果，即"社稷解体"。在随后的制宪会议上，麦迪逊首先就揭示了现代立国艺术的一项根本原则--人民主权，他说："反对批准新宪法的人在讨论问题时似乎对人民完全视而不见，从而不但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些不同的政府建制看成是相同的，而且似乎以为它们之间的争权夺利完全不受共同法律的控制。这些先生们的错误必须在这里指出。他们必须明白，政治的权威不管在什么地方行使，只能来自人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迪逊被尊为"国"父而青史留名，今日美国宪法名闻世界的起首句就是"我们美国人民……"。

麦迪逊同时也被公认为人类政治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之一。他打破了在此之前"大国只可君主制"的固定看法，彻底解决了自马基雅维利以来最要命的政治问题：共和制何以可能长治久安？并且以实践表明了：若要成就真正的政治权力，若要真正地立国，大国无君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一个大国，人民主权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变革恰恰在这个最要命的点上失落了，并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良机。如何实现农民的国民待遇，建立中央权威与公民个体之间直接的、民主的联系。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决断已经迫切地悬在这个国家的头顶。我们现在所处的危机时刻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时机，甚至可以说：人类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空前重大的决断就等待在此时此地作出了。一个历史上曾经最稳固的君主国家在没有君主的人民主权时代，要在此刻重新谋求政治权力正当性的基础。

自贾谊《过秦论》以降，中国历代士大夫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一直高度重视，正是出于这种重视，儒家主流历来有以维护大一统为己任的传统。但自１９１１年推翻帝制、创立共和以来，政治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事实上，我们甚至连大国如何可能共和？无君主何以可能长治久安？这个再重大不过的问题也没有过认真的思考与讨论。主流儒家士大夫的错不在于他们端以维护大一统为己任，他们的局限之处仅仅在于他们未能考虑过无君主可否长治久安这样的问题。但是，就这个问题来说，在西方也只是到了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才真正提出来。如果人们一味以从传统中发掘出"专制"的种子为乐趣，我们不禁要担忧：中国政治还能找回当年贾谊作《过秦论》时的那种眼光、意志和气魄吗？还能在这样的眼光和气魄中为主权或者中央权力重新奠定正当性基础吗？

这种气魄和眼光倒可以从德国学者韦伯身上感受一二。韦伯当年对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深为忧虑，他认为一个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的突然崛起必然隐" 含一个可怕的内在危险，即它将暴露一个落后民族所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将使一个民族的复兴愿望付诸流水。韦伯身后短命的"魏玛共和"几乎成了政治不成熟的代名词。

韦伯指出，现代社会的基本任务在于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格局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只有集团利益或单单人口群落的考虑，其结果将只能是整个民族的崩解。因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层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大部分问题的关键乃是政治主导层的素质问题。"韦伯认为，这样的政治机制只能是大众民主，即被纳入一个统一国家经济过程的社会成员必须能够同时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中去。大多数国民无法生活于本国的政治当中，而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机制在韦伯看来只有在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社会尚未分化的状况下才可能运行。因为在这种相对静止的状态中，社会整合主要倚靠传统宗教和道德，政治则只是少数精英之间的博弈和制衡。一旦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动，政治主导层就必然要面对"国民"的民主问题。因此韦伯认为，不但德国容克式封建贵族政治要走向没落，就连老式的欧洲自由主义政治，即英国的政治形态，也未可幸免。１８６７年，英国改革法案的出台把自己送上了从单纯的自由民族向民主民族过渡的道路，在政治上总是具备智慧、意志和远见的英国政治主导层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如托克维尔所见："请你穿越时空，跟随"绅士"一词的命运，你将看到它的意义在英国随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互相接近、融合而扩大。每一世纪，这词所指的人的等级就更低一点。它最终和英国人一起传到美国。在美国它被用来泛指所有公民。它的历史就是民主的历史。"大众民主最深刻的政治意义在于：他使发达民族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一种整体政治教育的穿透力和渗透力，使各个阶层和人群同时具备对"全国性政治"的基本意识，使国民成员养成"责任共担的习惯"，从而具备落后民族所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韦伯指出，这正是政治民族和非政治民族的根本差别所在。

当年，韦伯最感到忧虑的就是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韦伯尤其批评了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错失政治改革的时机。他说："新生代德国市民阶层充斥了"政治厌倦症"，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和"非政治"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世界。德国的历史似乎已经走到了头，上千年的奋斗似乎都已经在今天完全达到。谁会操心问一问未来是否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行尸走肉、坐失良机呢？……事实上，在我们出生之时，历史老人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是以往任何一代都未曾受过的最可怕诅咒--政治侏儒！"对"经济"的夸大强调往往导致人们虚妄地以为时时歧异的经济利益可以维系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归宿感。这进一步导致了新兴阶层把下层民众排斥于全国性政治过程之外，丧失了把握民族国家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的能力，最终的代价便是无法成为民族政治意识的担纲者，这是以后希特勒上台的根本原因。希特勒继承了这种市侩思路的一个侧面，片面追求外在强大，把整个民族送上了军事突围的不归路。德国人的枷锁是在国内铸造的。

三

回头看当下的中国问题，当年韦伯所呼吁的政治教育这一巨大工作已经不能再有丝毫延误了，和当年的德国一样，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民族国家如何论证并捍卫自己的问题。在当下，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主要面临来自两方面的直截而深远的"非忠诚"挑战。

一方面是来自那些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们。这些操练者只知道一味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景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理想和节操。事实上，不管这种景观被描述得如何象人间天堂，都只能表明经济科学和经济本身已经走入迷途。许多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们天真地以为他们需要顶礼膜拜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商品生产的技术性经济问题，或是分配问题（社会正义）。但在事实上，甚至连这些操练者自己都时时感到了某种绝对压倒这两种价值标准的东西。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经济学是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的。但是一当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就得学会与特殊的地域和民族建立联系。中国的经济政策只能是中国的政策，一个中国经济学工作者所使用的价值标准也只可能是中国的标准。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国家的权力利益。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这种政治不是日常的官僚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

另一方面的"非忠诚"挑战来自宗教领域。前文所述的那段苏格兰的沉重历史时期也正是宗教改革开始收获自己政治果实的时期。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世俗政治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面临来自信仰领域的"非忠诚"挑战，众多的信仰操练者们以《圣经》为超越世俗政治的最高准则，在"因信称义"教义的鼓舞下，他们号召所有基督徒平民都有责任随时拿起武器推翻那些"象打网球一般抛扔平民"的国王。他们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随时随地进行反抗的权力，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也因此不再以凭借高度政治智慧才可建立的"正义"原则为根本，而是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作为结果，人们轻易见证了一个"爱上帝也可以爱得血流成河"的时代。

正如卢梭评论的：如果只知道加尔文在宗教方面的改革，而不注意他与此并行的对政治法的贡献，那就是对他的最大误解。为了反对这种盲目的《圣经》崇拜所带来的激进政治后果，加尔文不无审慎地指出：上帝是通过"下级官员"或者一个特定的英雄人物来抑制专制君主的。加尔文要求下级官员或者特定英雄人物来承担这项再重要不过的政治责任。既然政治决非一桩"修修补补"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人就需要经过特别的拣选。对于这样一个崭新的角色，加尔文呼吁把政治当作一种志业来对待，政治家的天职是一项神圣天命的感召，他们在人们当中当享有高度的特殊荣耀，也当享有人们富有见地的尊重。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乃是一门关乎国家整体的艺术。政治家必须把任何社会成员都当作"国民"来对待。政治家决不会单单凭借功利原则或者"良心"原则行事，而应当在任何境况下都以"正义"原则行事。

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都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我们也许无法指望能确实达到目标，但我们必须具备基本的政治理念，至少应当知道我们要追求什么。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和信仰操练者在某种意义上是类似的，他们以精神和物质的绝对生存为首位。但他们始终在自相矛盾。惟有当义务的呼声代替自我的冲动、权利的原则代替单边的经济原则时，他们才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的原则行事，并且在跟从自己的功利欲望之前，先学会请教自己的理性。

今天，国民大众所蒙受的巨大苦难沉重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正义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正如当年韦伯所呼吁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他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如果德意志民族的领导层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德国政治就能稳步达到其目标，德国民族情操就会永远不失肃穆和庄重。"让人民凝聚是困难的，让人民分离是容易的。有一天我们将和这些农民一样不在世上，但农民的愤恨和嫉妒却可能和我们的遗憾一起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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