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生态美学的“反现代性”研究

论文关键词：生态美学 反现代性 生态整体主义

论文摘要：生态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大量的反映、描绘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反现代”的经典艺术作品，为人们提供了摆脱生存环境困扰的宝贵的生态智慧，但生态美学强调自然信仰的“生态整体主义”，并不是对人类自身的否定，而是以生命为基点，重建人与世界的生态审美关系。

生态美学作为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已成为我国当下!学术研讨的焦点和热点。作为一种超出了文学研究的、宏大的跨学科视野的生态美学，它是文学研究与历史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跨学科。

20世纪以来，人们发现“现代性”这把利害并存的“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专制、人性淡化、精神空虚、生态灾难等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代病”。“反现代性”的生态美学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现代社会客观现实的嬗变，反映了人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一种应然生存状态的价值诉求，是对传统发展观现代性诉求的一种必要的矫正或纠偏，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实然生存状态与应然价值诉求之问的矛盾冲突，是人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矛盾的具体体现。

由于生态美学是在现、当代特定的“工业化”和“危机化”背景下诞生，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的生态意识得到唤醒和加强，环境运动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公众文化基础，所以，生态美学更多地体现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现代性”意识的倾向。因此，深入探讨生态美学的“反现代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生态美学的思想渊源

“道法自然”是老庄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华部分，它要求人顺应自然规律，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现了当代生态美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在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庄子在《秋水》篇中以河伯与北海的对话阐述物无贵贱、人是万物之一的道理。他说“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也就是说在宇宙万物之中，人只是其中之一；人在之内，谷食所生之地，舟车所通之处，个人也只是万分之一。在老子看来，人和天地万物都是以“道”为本原的，“道”是自然与人存在的共同基础，也是人与万物的共同本性。人、地、天都要效法“道”；人、地、天效法“道”，最终又等于是效法“自然”。从当代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老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要求人必须顺应“道”、效法“道”的方法和原则，与当代生态美学要求人们以自然规律为先，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天地自然的原则是一致的。

美国著名的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道教徒的方法是对自然进行最小的干涉：无为，以不为而为之，相信事物会自己照管好自己。如果人类对事物不横加干扰，那么事物就处在自发的自然系统中。”可见，老子和庄子并没有把人视为万物的中心或主宰，而是主张将人与万物平等看待，他们都反对把人与万物分出贵贱。在传统的“人类中心论”自然观向“自然中心论”转型的过程中，老庄的生态自然观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在生态美学的感召下，“生态美术”的研究也势在必行。生态美术与自然、环境、生态密切相关，它以生态哲学、生态美学为支点，从人类的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视角把握美术的生命意味与生命内涵，以生命生态实现美术的审美作用与社会功效，打造后现代美术的人文立场。它重视美术与自然、环境的互渗与共生，在美术生态化与生态美术化、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等多维结构中寻求美术的泛文化、跨学科的新趋向。生态建筑、生态设计、大地艺术、环境艺术等新的艺术形式之出现，证明了生态美术已成为当代艺术演进过程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环境美学、伦理美学、生态美学等应运而生。这些新型美学派对现代美学的危机进行一种学理内省与人文重建，它重视人——自然——环境的互融、共生，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审美观念和审美存在状态，注重从人类整体文化环境出发，用生态世界观与生态价值观研究人类的文化、艺术与审美等问题，力求人与审美对象、审美环境的共振与互动，反对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审美观，主张生态伦理与美学反思的统一。

当然，生态美学把生态系统作为审美对象，特别侧重于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即造成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生态文学并不是要鼓励读者在身体上亲近自然环境，而是唤起和增强读者对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

二、生态美学的“生态整体性”

诚然，生态美学不仅要解放大自然，而且还倡导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还人类以自然状态，建设人的精神生态，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提倡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不仅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还要建构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

生态美学强调自然信仰的精神维度，并不是对人类自身的否定。由于现代文明缺少超越性的精神信仰，人沉溺于碎片式的、当下性的感性生存中，艺术则一直在加重绝望、焦虑和愤世嫉俗的感受。人类文明史上的信仰多种多样，但生态美学要把信仰建立在作为存在本原的自然上面。信仰自然意味着相信在人类文明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古老更永恒的本原的力量，人类要对此生命母体保持敬意，同时对文明的有限性保持清醒的意识。信仰自然还意味着善于向世界敞开身心去感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从而使世俗生活获得一种源于自然的道德律令的指引，使艺术重新表达对高远生存境界的追求。

“在工具理性(物化)肆虐或占统治地位的地方，物的物性是遮蔽的，人与自然是疏离的”，因而“征服了的东西反而疏远”；在工具理性未获充分发展的地方，物的物性亦未完全被遮蔽，因而“征服之后的欣赏仍然是可能的”；在工具理性不见踪迹的地方，物的物性是敞开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因而“遥远的东西反而亲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从海德格尔重返马克思的思想：“只有当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态度对待物。”当然，这种信仰自然的“生态观”决不是回复到人类的蒙昧时期，也不是对于工业革命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绩之后的当代对于自然的部分“反思”，亦即部分地恢复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与潜在的审美性。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生态美学只要建基在一种极端的“生态整体主义”之上，就可以为美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前景。“生态整体主义”比“生态中心论”包含着更多合理的东西，但并不是说就不存在问题。“生态中心论”作为和“人类中心论”的直接对抗，它虽然可以有力地打击极端狭隘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但也易于导致对人类自身的过分贬抑，走向以自然的权力反对人类的权力的极端“自然主义”的误区。而极端的“生态整体主义”却往往忽视生态个体的利益和差异，忽视人类这一特殊物种的自由、自觉的主体能动性特质。

三、人与万物的“共生共存性”

人类与动植物共同作为生命，本来息息相通。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物，能够成就王阳明所说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大人”(大我)；但人类同时又是一一种有限界的存在物，他不得不以有限的“形骸”间隔区分，成为彼此不同的“小人”(小我)。“大人”之实现，正是以“小人”为起点。因此，儒家既讲“亲民”、“爱人”， 又承认“爱有差等”。王阳明既视“天地万物为一体”，对“草木”、“瓦石”均怀有仁爱之心，同样又认为《大学》中所说的人与自然物的“轻重厚薄”，也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宴宾客，心又忍得。……这是道德理合该如此”，或者说是“天然自有之中”。王阳明这种承认差别有序的、没有完全去除人类中心的、“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与试图完全抹平人与自然物的差异的极端“生态整体主义”相比，或许不够彻底，但它的确更为可行和合理。"

人类的主体意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肆意膨胀，的确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从而把当代人类的生存推向空前危险的境地。但如果因此不加分析地反对主体性、反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这就既没有真正认清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也没有真正把人放在自然的进程中、放在生态环链中来理解人这种存在物。人类发展出自我意识，从事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具有了自主选择和自由创造自己生活世界的主体性，这是人类顺应自然的结果，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自然属性，因此它也是人类这种存在物必须承载的历史宿命。否则，人类便无法自存。

当代人类生存的危机，不仅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且来源于对整个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在宇宙中的霸权已经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强权政治正在使整个世界失去和平与秩序。人类生存的烦恼，不仅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且由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与隔膜，由于现代社会体制给人的感性与理性、精神与肉体带来的内在分裂和压力。在现代社会中，人不仅对非人类的“外在自然”进行掠夺性破坏，也对人类自身的“内在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

人类的自我意识和实践活动，对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对促进物质文明的繁荣和进步，具有不可抹杀的重大作用，但它的确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从而把当代人类的生存空前推向危险的境地。这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其他自然生命的关系，也迫使建基于人的整体生存活动之上的美学不能不关注已经危及到人类现实生存的生态问题。

四、生态文化的多元性

美术作为…种视觉审美意识形式，与自然、环境、生态密切相关，只有从生态视角与生态思维去观照美术、研究美术，才能从人类的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根本，把握美术的生命意味与生命内涵，从而以生命生态为基点去实现美术的审美作用与社会功能，再造后现代美术的生态立场。

生态美学超越了“生态学”和“美学”的研究视野。可以说，没有人文科学向自然科学的跨越，没有人文科学的内部的跨越，就不可能有生态美学。我们知道，文化的多元性是生态多样性的物理表现，生态文化多元性必然要求生态批评从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视角去探讨生态问题的复杂多样性及其相关对策。展示不同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文化的多元性与生态系统多元性之间的关系，这是生态美学不可回避的问题。

正如法国生态运动的代表塞尔日·莫斯科维奇所说的，“生态主义者解决自然问题的使命并不主要体现于在某个地方对自然的捍卫或保护，而在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的深刻趋势。”“其中心概念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从而在把握我们与自然及其历史的关系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自由。

这就意味着，真正的生态运动，并不是仅仅关心自然而不关心人，而是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样，生态美学作为生态精神的体现，它既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也不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标榜，它试图以穿越中心论的多元整体性思维强调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物”，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情怀追求具有“接续力”的诗意生命活动，并以生命感觉为基底，以语言活动为依据具体探讨生态想像、生态思维、生态语言、生态实践对于建立人与世界的生态审美关系的作用。它的目标不仅要求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还要求在此基础上重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全面的和谐，以促成一种更加“自然”也更加符合“人性”的生态审美生存方式，让人类和其他生命一起健康持久地共存于这美丽的星球，以达到“诗意地栖居”的共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