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客观时空的实践构成

" [论文关键词]客观时空 实践 时空技术 规训

[论文摘要]天经地义的客观时空本身并不客观，其客观性是由生活实践一步步内在建构的，文章从实践发展的要求，时空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规训系统揭示客观时空取得统治地位的全过程，试图为重新理解时空问题打开新的理论视界。

一种外在化的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的观念，确实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普遍的共识。但若回顾时空的历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种客观的时空本身并不客观，相反其客观性本身却是由生活实践一步步内在规定的，是一种被建构生成出来的“客观性”。因此在这里，我们从实践发展的要求，时空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的“规训”这三个方面系统揭示这一客观时空形成的社会实践基础，揭示其客观性背后的生活实践真义，这对我们更新传统的时空观念，为从实践哲学维度重新认识时空的本质，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实践发展的要求

从历史情形来看，这种可测度的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的诞生，确实经历了一个从不客观到客观、从局域性到普适性的发展过程。 与时间类似，空间的客观性也是应实践发展而形成。世界各国因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都有一个统一计量长度的问题。从政治上来说主要是税收的需要。正如鲍曼指出的：“当权者想千篇一律地对待更众多的臣民，向他们强行征收‘同样’的苛捐杂税时，总是会困难重重。这样，就必须想方设法避免和消除多样性和偶然性所带来的冲击。办法就在于强行实施标准的和有约束力的距离测量——无论是表面还是体积——而同时禁止其他一切地方性、团体或个人性的操作。”当然相对于经济因素来说，政治因素永远都是辅助性的、次要的，毕竟商品和市场交换本身就需要公正合理、统一的计量尺度。最初这种尺度的统一只限于统一国内的地区差异，像法国18世纪统一度量衡工作有一段记载：“1米在巴黎是102厘米。马赛98厘米，利尔102厘米，波尔多96厘米。”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地区差异，表明其经济生活仍然是狭隘的地域性的。因此随着经济交往的扩大尤其是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导致全球性的统一的空间计量尺度的产生。事实上也是如此，以“米”为例，早在1889年设在巴黎的国际计量局就统一了“米”的标准。正由于客观的空间尺度是源于实践的要求，因而实践愈发展，空间与时间一样，其“客观性”和精密化亦进一步增强。就此，英国物理学家里德雷便指出：“米的定义随技术和理论的进步而改变。铂铱合金棒是1889年开始使用的标准；86Kr的谱线定义是1960年通过的。1983年，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了米的新定义：‘米的长度等于在真空中的平面电磁波在1／299792458秒内所经过的距离’。这个以物理学常数(光速)为标准的定义，更好地满足了理论和实际的需要。”须强调的是，里德雷的这段话不仅一般性地诠释了空间的客观化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且这段话还涉及到了客观时空得以强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时空技术的进步。

二、时空技术的进步

在时空客观化的过程中，时空技术本身助长了这一趋势。最早的空间测绘技术，无疑是以尺子和圆规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正是尺子和圆规的使用，即如俗话说的“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人们形成了方圆的概念，并进而产生了研究空间形式的几何学的萌芽。不过尺子和圆规对世界的客观化，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成立，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标出每一个地方的精确位置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因此对于我们观察不到的地球上遥远的事物来说，像太阳、月亮和布满星辰的天空，人们认为那是天国，是神居住的地方，这就仍然给信仰留出了地盘。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客观空间的观念显然还不占有统治地位，世界仍然是一半主观、一半客观的，即近处的是客观的，远处的是主观的、神灵的。因此，当望远镜在17世纪初被发明时，尤其是当早期发明者之一的伽利略把它对准遥远的星空时，这一技术本身一方面加速了把世界作为纯粹客观化的空间来理解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又引起了传统信仰者的敌意。“一些人拒绝相信他们的眼睛，并且断言，虽然用望远镜看地上的物体是很好的，但当它指向天体时，就变成虚妄和幻觉了。另一些人拒绝用望远镜看东西”。牧师们开始斥责伽利略和他的方法，神父卡西尼说：“你伽利略这个人，为什么要坚持凝视天国?”但天国转化为世俗的进程却是不可逆转的，望远镜以及显微镜的应用，使神话、传说和宗教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面前遁形了。在望远镜的基础上又很快发明出了经纬仪。经纬仪是望远镜的机械装置，作为测量和土木工程的基本仪器，把它水平架设在三脚架上，可以量度水平和垂直的角度。瞄准线交叉时，可将非平面的表面转绘于精准描制的网格上。经纬仪的发明大大简化了绘制各类地图、图形的测量和运算过程，使可测度的空间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另一种测度空间距离的仪器——游标也被发明了。游标(Vernier，原为法国发明者的名字)作为一种仪器，相当于钟表的秒针，可附加到较大的仪器上，提供较精确的距离分划读数。望远镜、显微镜、经纬仪、游标等仪器的发明，无疑丰富了可测度的空间观念，使一种单质的取缔自然形状的客观空间观念，在测量中被真正建立，并在生活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 时空技术的发展的确强化了可测度的客观时空观念。但须强调的是，在技术的强化作用的背后，实质上仍然是实践在起着基础作用，测度时空的尺子和钟表，是从属于社会实践的大尺度和大钟表的。这不仅在于时空技术是一定实践条件下的产物，更在于时空技术本身不过是一种实践约定的测度方式。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任何一个刚性不变的物体都可以充当尺子，任何一台匀速转动的机器或生产流水线都可视为走时准确的钟表，如果实践本身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机械化生产中，不蕴涵着一种时空精密化的内在要求，不与时空具有同质的关系，那么时空技术的发展是如何可能呢?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赫胥黎的话：“瓦特和史蒂文生发明铁路机车，成为时间的发明者。”

三、社会的“规训”

在探讨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为实践所需而产生，随时空技术的发展而得到强化之后，我们认为最终确立客观时空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社会对我们身体和活动的长期整合和“规训”(福柯语)。

这种整合和“规训”或者更通俗地说，纪律约束或训练机制，广泛出现在学校、工厂、军队、医院、监狱里，它既体现了社会对其成员的有效控制，又能使这种控制以分工的形式整合成某种现实的力量，但说到底“规训”或纪律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使时空内化到我们的活动和肉体中，从而有效利用时空的艺术： 二是规训中的时空整合。规训中的时空整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实际运用型的时空整合；一种是训练机制下的时空整合。前者是由生产机制和职业功能现实形成的时空组合，这尤其以工业生产机制为典型。在工厂里，统一的生产流程被划分为若干相对隔离的单元，单元与单元之间构成了协作与分工的关系。这种协作与分工，既是时空的分割，更是时空的组合，或者说分割是为整合作准备的。一方面，分工导致了时空的相对隔离，空间被分为不同的车间、部门、位置，时间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工序和操作过程，在这里整个生产进程似乎被肢解、片断化了。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因为另一方面，这种相对隔离，有利于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更好地组织起来。这不仅在于能形成分工的优势，毕竟就一般意义而言，“劳动越分得细，越是分给不同的局部工人去完成，就必然进行得越快、越好，时间和劳动的损失就越少”。而且也有利于实施控制。例如：“杜桑·巴雷(Toussaint Barre)于1791年建成的最大厂房有110米长，是一座三层楼。第一层主要用于刻板印刷。整个车间分两行排列着132个工作台，有88个窗户。每个工作台有一名印刷工和一名调制和涂抹颜料的助手。共有264个人……在车间的中央通道寻视，既可以看到全局，又可以监督每一个人，可以看到工人的出勤和表现以及工作质量，可以对工人进行比较，根据其技能和速度加以分类，可以监督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这些系列化因素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网格，从而消除了混乱。”豪无疑问，时空的既分化又整合，其直接的目的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加强控制和监督。但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中的时空分割和整合，通过机器的运转节奏，逐渐内化到从属于这一生产机制下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和活动中。于是我们的身体活动内在地具有了一种时空特性，它具体表现为节奏的掌握、操作的辐度、身体的姿态和四肢的灵敏性，虽然这种时空特性只是为配合一定类型的生产下意识地形成的，但它的出现毕竟表明我们的身体和活动是受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时空节律支配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们对时空客观性的切身体认。 "

与之相比，训练机制下的时空整合，则有意识地在训练中对我们的身体和活动进行时空的分割和整合，即把有机的身体活动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细致分解，然后再通过训练把这些不同的姿势、步骤、片断组合起来，形成身体的新机制。由于这种分割和整合不受具体的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与实际运用型的时空整合相比。它对我们身体和活动的时空塑形便更具有广泛性，其典型表现便是学校和军队的训练机制。学校的训练机制是为进入生产领域及各级各类职能部门作准备的，其训练机制全面而广泛。它不仅有时间节奏的训练，例如早期某小学有如下规定：“‘当时钟敲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下时，一个学生就开始敲钟。当第一声钟声响起时，全体学生就跪下，双手合十，眼睛低垂。念完祷词后，教师将发出一个信号，让学生站起来，第二个信号是让他们赞美基督，第三个信号是让他们坐下’。”还有身体空间姿态的要求，包括标准的站姿、坐姿、步伐等等。譬如关于正确的书写姿势，便有这样的规定：“学生应该总是‘保持笔直的身体，稍稍向左自然地侧身前倾，肘部放在桌上，只要不挡住视线，可以用手支着下颌。在桌下，左腿应比右腿稍微靠前。在身体与桌子之间应有二指宽的距离……左臂肘部以下应放在桌子上。右臂应与身体保持三指宽的距离，与桌子保持五指左右的距离，放在桌子上时动作要轻’。”在这里为了一种更有效率和正确的书写习惯，全身的各部分都被进行了细致的空间编码了。相比学校，由于战争的极端残酷性，军队对士兵训练时身体和活动的时空编码则要严格规范得多。例如：“1743年的普鲁士军事条例规定，武器贴脚持立有六个步骤，握枪有四个步骤，举枪到肩部有十三个步骤。”就是对一般的步伐训练，也有对时空节奏的近乎苛刻的标准化要求：“18世纪中期，有四种步伐：‘短步伐的长度是一英尺，一般步伐、加倍步伐和正步伐的长度是二英尺，其距离是从一个脚跟到另一个脚跟。就时间而言，小步和一般步伐用一秒钟，两个加倍步伐用一秒钟。正步步伐的时间比一秒钟稍长一点’。”学校和军队这种对肉体和活动反复操练的训练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纪律和力量的结合，灵活和规范的统一。而且由于在身体和活动中树立了理想的时空标准，而训练就是对标准和精度的不懈追求，由此训练也就呈现为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一个理想和现实不断寻求和解并最终臻至统一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外在的时空节律融入我们的身体和活动，内化为我们本能意识、本能反应的一部分。

又由于训练机制的广泛性以及实际运用型的时空整合的无孔不入，不论是有意识的时空内化还是无意识的时空内化，都具有普遍的意义。正是这种普遍性，使外在的时空标准通过规训，逐渐演化成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行为标准与行动准则。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时空操纵和支配的时候，一种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的绝对统治，也就在全社会得以形成。尤须指出的是，与时空分割从有形到无形相类似，时空整合也有一个从有形到无形的过程。不仅是身体和活动，像智慧、文化、品德、素质也被时空编码，被分解成由浅入深、从低到高的若干阶段、若干等级。而不断的学习，便类似于不断的训练，当我们在逐级的学习(训练)中，形成精神和文化的力量的同时，同样在一次次的“过级”考核中，一种无形的时空等级意识同样植入我们心中，成为鉴定我们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至此，这种标准化的时空观念便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机制，它似乎成为人类心灵的一种天然倾向。

总之，从实践发展的要求，时空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的规训，我们确证了一种外在化的、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其形成、发展到取得统治地位的全过程，均是由生活实践一步步内在规定的。由此时空源于生活实践的真义也就进一步彰显了。接下来思想的任务便聚焦于：如何从实践哲学的维度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时空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