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潜能的调控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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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潜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社会潜能是指一定社会中以人的社会活动为主体的诸种社会因素或力量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潜在能力或能量，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有机统一。社会潜能具有整体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等特点。人性的演化和人的自由发展能够激发社会潜能的积聚和发挥。调控政治激情，疏导民族心理，提高国民素质，激发民众的创造潜力，有助于社会潜能的积极控制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社会潜能；调控；和谐社会；构建

一、社会潜能与社会活力

(一)社会潜能及其特征

社会潜能的提出是以人的潜能概念为基础，并对此加以实质性转换而来的。人的潜能，简言之，即人的潜在能力或能量，包括生理潜能与心理潜能，或潜在的体能和心力。其中心理潜能又包括潜在的能力和潜在的动力两方面。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正常健康人只运用了其能力的10％，这里所说的能力主要是指人的智力而言。可见人的潜能是巨大的，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和发挥。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于人的潜能问题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和阐述。他指出：“人在自己的本性中表现出一种朝着越来越充分的存在，朝着他的人性越来越完美的实现的方向发展的趋向。”在马斯洛看来，人最终不是被浇铸或教育成人的。环境的作用，最终只是容许或帮助他使他自己的潜能现实化，而不是实现环境的潜能。马克思也十分重视人的潜能问题。他认为，构成人类本质的要素是：社会性、意识、对象化、普遍性和自由，这些要素就是自从形成人类以来，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因为这些要素是人的潜能。将这些要素变为现实的过程就是人类历史本身。“人的类本质”在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对象化过程中得到了发展——但是是以异化的形式发展的；个体潜能的发展同人类的发展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社会潜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概括地说，社会潜能是指一定社会中所蕴含着的影响社会发展的潜在能力或能量。社会潜能不同于个体潜能，首先在于二者的主体不同，前者是社会主体，后者是个体主体。社会主体是指活动着的个人或集团的总和，但它不是个体和集团的简单相加，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社会关系维系的社会力量整体。社会潜能与人的潜能也有所区别。如果人的潜能是就类的潜能而言，那么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交叉或融通的性质；但社会潜能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虽然是以社会中人们的群体潜能为主导，但还包含着其他更宽泛的意义(即包括一定社会的制度、体制、文化诸因素)。具体地说，社会潜能是指一定社会中以人的社会活动为主体的诸种社会因素或力量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潜在能力或能量，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有机统一。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九卷曾论述了潜能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分析了潜能的两种意义一一能力和可能。他将能力区分为理性的能力和无理性的能力，认为理性的能力是人类所具有的能力，无理性的能力是自然界所具有的能力。社会潜能就狭义而言，是与自然潜能(无理性的能力)相对而言，但由于人类的生存不能脱离自然，况且愈来愈多的自然已纳人人类的活动范围(已成为人化自然)，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然(生态)潜能也理应纳入该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潜能”之中。社会潜能的构成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直接构成的“要素”和资源层面。二是社会生产、生活构成方式和运行体制的“制度”层面。三是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新的观念、知识和文化的创造与建设，亦即“软实力”方面。这三个层面是不可分割互为前提的。从内涵上，社会潜能可区分为政治潜能、经济潜能、军事潜能等等。社会潜能概念的提出不是将人的潜能问题抽象化，社会潜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具有既定的现实性，是诸种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社会潜能具如下基本特征：

1、整体性社会潜能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是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一物质力量与文化一精神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社会潜能不是各社会成员个体潜能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整体的效应，是在人们相互协调配合的共同制约和互动中产生的系统质，是一种集体力。一般来说，一个有序化的社会，其潜能要大于所有个体潜能之和。社会潜能以人为主体，但不能抽象孤立地谈论和考察人的潜能，而是指物质潜能与精神潜能的有机统一。社会潜能概念提出的实质性意义就在于，认为社会的文化、精神、心理因素是一种巨大的能力或能量。社会的变革、人性的演化与心理的变化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潜势或潜能。"

2、社会性社会潜能的社会性首先在于它是一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协作与互动过程，我国古代哲学家荀子曾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牛马为用，何也?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马克思在分析人的群体活动时指出，“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总之，“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社会潜能的社会性不仅在于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互助协作，还在于人们总是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创造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既定的千百年来形成和积淀下来的诸种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条件下去创造的。

3、历史性社会潜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潜能的积聚大小、存在方式及其实现程度都不一样。传统社会的潜能十分有限，主要是维系社会体系的生存和延续的能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人性不断进化，人的素质不断提高，社会潜能也随之不断增强。

(二)社会潜能与社会活力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并探讨了人的社会活力问题，我们党也把“充满活力”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所谓社会活力，究其本源来讲，是人的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是人实践地改造自然与社会力量的体现。但是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只能以社会的方式构成、实现和确证自己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社会活力，就是指在一定自然、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系统的生存与演化的内生的自主能力。社会活力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是孕生于人们社会生活、社会交往中的社会创造力。它本质上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社会实现，是人们自我解放和自我创造的自由的主体性力量的体现。一般认为，社会活力是社会要素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社会机体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也即表现出的各种力量的总和。

社会潜能与社会活力是两个比较接近的概念，二者在内涵上相互包含、在外延上相互交叉，但细究起来还是有区别的。社会潜能是就潜在性、可能性而言的，社会活力则是就外显性、现实性而言。社会潜能是指一定社会各要素、制度及文化所蕴涵着的内在能力或能量，是未来发展的种种潜势。社会活力是指现实社会中诸种能量的实现或能力的体现。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转化的，现在的潜能决定和制约着未来的活力，现在的活力是以往诸种潜能积聚的结果，它们统一于社会的持续发展进程之中。社会潜能的提出，意在提醒人们，不要为了一时的活力而杀鸡取卵，而应着眼于长远，蓄积后劲；不但要加强“硬实力”建设，还要重视和力强“软实力”建设。

二、人性的演化与社会潜能的积聚

(一)人性演化与社会潜能

社会潜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人性的进化，不断地发展变化并逐渐有所递进、增强。人性的演化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层创与积淀、内化与外显、渐进与嬗变、进化与异化的对立统一。人类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人性的演化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潜能的不断积聚过程。

在史前时期，人类尚未脱离动物界，人的自然属性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和制约着人们的活动，这时人们驾驭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整个群体的凝聚力、集体力、协作精神、创造性等等也都是相当低下和落后的。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的社会属性逐渐丰富、展开、增强，上升为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人的理性、群体性、自觉性、协作性等等也进一步增强，从而使社会潜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人类告别动物界，有了人类社会，才真正形成了社会潜能。在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中，人的精神属性得到了磨炼和提高，促使社会潜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育、积淀和膨胀。在实践活动中，并且服从实践的需要，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之间不断得以析取、淘汰、积淀，这个过程是人的创造性与实践决定性的统一，也是社会潜能得以酝酿、积聚和发展的过程。换言之，社会潜能的增强、递进反映着人性的不断丰富、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展开。

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改造客观世界，而且也改造主观世界。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物化，同时，也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使人的体能和智能得到锻炼、丰富和提高。人们在改造自然、创造物质产品的过程中，也同时改造社会、创造和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关系，人们创造了各种社会规范和价值准则，并不断地将这些规范和准则内化、主体化，促进了自身的社会化，人的社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潜能发展和递进的过程。人们在对象化过程中所凝结的产品、成果(物质的和精神的)又反过来成为全社会乃至全人类进一步发展社会潜能的重要杠杆。

随着社会文明的点滴进步，人性的不断进化，社会潜能也不断得以积累和变化。但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期，人性发生急剧的裂变，这时社会潜能也将发生剧烈的骚动、膨胀、突变。人性裂变所引起的社会潜能的剧烈释放，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波。

与整个社会的进步趋势相一致，社会潜能也是不断进步和提高的，但是，在私有制社会里，社会潜能的进步与提高往往是以某种异化和畸形为代价和形式的。具体表现为，社会潜能的发展、膨胀与人的需要、人性相脱离，个体潜能的发展与人的类潜能的发展相脱离，智力发展与德性发展相脱离。马克思恩格斯指：“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 "

(二)人的自由与社会潜能

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一个具有内在活力的系统，必定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即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是有差片的、非均匀的。在一个社会中，必须使人人都能自由地发展其个性，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潜能，这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列宁在评价资本主义社会时就指出：“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破坏了使得生产者愚钝和没有可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旧有的狭隘生活条件。贸易关系和世界交换的巨大发展，居民群众的经常流动，摧毁了氏族、家庭和地域性公社自古以来的束缚，造成了在西方现代史中起着巨大作用的发展的多样性，‘才能的多样性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资本主义处在上升时期，恩格斯曾肯定的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把巨大的社会潜能呼唤出来，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发展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世代所有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

马克思指出：“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人的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但人的自由的发展总是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洛克指出，“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歌德也说过：“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自由人，就会同时感到他是要受限制的。如果他敢于宣称自己是受限制的，他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自由论》时，译为《群己权界论》，其用意也正是为了防止国内读者对“自由”的片面理解。追求盲目的自由，非但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也会使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潜能大大降低。说到底，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性本身具有复杂性、盲目性，若任其自由发展，必然危及他人的利益。正如霍布斯等人所强调的：“人的狼性，除非受到了法律制度和道德观念的制约，除非找到发泄的渠道，否则将充分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人的自由与社会进步是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的。“人人各有其独特的潜力——才能及先天限制。他们皆可因自己的天赋条件成为一个杰出的、有思考力、有觉察力和有创造力的丰盛之人。”人性受压抑，个性不得伸展，人才不得其所，那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毛泽东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美国系统论哲学家拉兹洛认为，对于社会进化来说，历史能量流、熵的变化和自由能的变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要，因为它不仅能告诉我们系统怎样进化，而且告诉我们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系统必须会进化。只有在社会所开发和利用的能量密度和强度两方面不断增长、社会具有较高的自由能水平和较低的熵水平的情况下，社会系统才可能并必然进化。因而，必须正确处理社会潜能的增强与社会合理控制之间的关系，才能保障社会系统的创新与活力。

三、社会潜能的调控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潜能的发展不仅受一定社会的体制、政策、法规等制度性因素的决定和制约，而且受到人性演化的左右和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社会潜能的发展变化具有自发性特点，因而必须对其加以多侧面的调控和引导，以便使其合理地发挥和充分地利用，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调控政治激情，引导社会潜能

社会制度、体制要经过不断地调整与变革，增强对社会潜能的宏观调控，这种控制要适度，既不能“过控”，也不能“失控”。过控就会统得过死，人性受压抑，个性不得伸展，钳制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阻碍社会潜能的正常积聚与发挥。失控则会导致随心所欲、放任不羁、社会失范、一盘散沙，最终妨害人的自由和权利，破坏社会的整合。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我国建国以来社会发展的历史，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建国初期，由于新中国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秩序的稳定，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创造热情，使社会的发展产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如《毛泽东传》的作者R·特里尔所说的，(1956年)“毛主动掀去了对中国思想自由的压制，……为了发展经济和其他事业，毛需要的是来自中国男女老幼的革命激情，而不是唯唯诺诺。他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未来的美景正在召唤着他。”但由于这股革命激情达到狂热化的程度，导致社会潜能的剧烈释放，却带来了“大跃进”的盲目状态。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与黄炎培先生谈到，新中国要实行民主管理，以克服“人亡政息”的周期循环，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然而毛泽东晚年对民主的理解是不要法治的大民主，由此，在十年“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失控和混乱状态，社会潜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得以畸形的发泄，人性遭到严重的扭曲和践踏。"

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人性得以复苏，社会潜能纳入正规并得到了巨大的发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三十年来，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权力向基层下放，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加快，大大提高了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平均主义的破除，按劳分配的贯彻，个人作用的突显，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竞争性，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大大增强。但是，由于改革使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时期，新旧秩序的交替、社会规范和伦理观念的转换，也造成了社会潜能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的失控状态。从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来看，要保障社会潜能的正常发展和发挥，必须注意加强对政治激情的调控和引导，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才能保障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就我国目前来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要始终注意：经济建设不能过热，政治建设不能过激，文化建设不能过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才能保持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疏导社会心理，增强民族凝聚力

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革，社会心理剧烈冲突、变化，对于促进人性的嬗变和社会的深层变革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社会心理毕竟是自发、盲目的，其中夹杂着不少非科学的消极因素。因而，必须以现代化的国际背景和文化体系为参照，对社会心理加以控制、疏导和理性转换，使其从迷信、盲从走向科学、自觉，由消极转为积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改革与发展的心理动力，提高国家的软实力。

正像一个人的心理年龄对其生理健康起着能动作用一样，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心态是否健康向上、富有开放进取精神和正义感，也是其繁荣昌盛的重要条件。为此，必须通过体制、政策和舆论的综合努力，调节和引导民众的心态，使其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迎接现代化的挑战，促进社会的进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美国《世界箴言》月刊曾刊登了一篇研究当前世界实力源泉的文章，在对中国进行分析时，文章认为其经济、科技等硬实力虽是弱项，但国家凝聚力等软实力则是其强项。可以说，强大的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应对各种重大意外变故、战胜各种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这时尤其需要全国民众团结拼搏、共克难关。

(三)提高国民素质，激发创造潜力

为什么有些国家，像西欧各国，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急速的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认为这不单纯是经济因素的问题。他发现欧洲那些发展很快的国家多半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天主教国家。他的结论是新教(加尔文教)徒的独立性和自动性，以及对禁欲和努力工作的强调造就了新生的一群人。这种与一个特殊的宗教运动相联系的个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1961年，美国哈佛大学的麦克里兰德在《正在取得成就的社会》一书中，支持了韦伯的理论。同时他认为，韦伯强调新教伦理的作用，只是从一般现象中找出的一个特例，因为在其他一些非新教的社会中，诸如日本，他们也强调努力工作。麦克里兰德认为这主要是所谓的“成就动机”在起作用。其他学者研究了西班牙、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心理因素的关系，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海根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精华分子多半缺乏对创新的兴趣，而创新却是经济所必需的。这些精华分子多半具有与创新性个性相反的权威性个性。在这种传统社会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不容易的。但是某些事件也可以影响社会中某些团体，他们丧失了原来的地位。他们倾向于退却，放弃传统文化的目标以及制度化了的行为规范，因而也就给家庭生活带来新的状况，对儿童的影响就不同于传统文化教育法所造成的效果，使得较为创新的个性得以发展。中国正进行着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取代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体制，新的文化体系取代传统的文化体系，这一切都将极大地刺激和提高人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增强社会发展的后劲。同时，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提出，也将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必须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引导竞争，鼓励创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潜力。美国人类学家艾尔门·R·塞维斯曾运用“进化潜势法则”来分析各国的发展潜力问题。所谓进化潜势法则，“它的意思很简单：一个物种在既定的进化等级中愈是专化和适应，那么，其走向更高等级的潜势就愈小。”所谓进化潜势法则，可以直观地理解为“后来居上”法则，因为后来者没有先前者那种专化和适应，没有旧的条条框框，而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所以他向更高一级文明进化的潜势就大，缺陷在一定条件下变成了“优势”。当然，这种“优势”或“潜势”决不是坐待其成，而在于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必将极大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社会潜能，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