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行观与知行观

——公元2000之后的个人生活主题

【摘要】 本文简单提出了思行观，认为思行观是公元2000的时候社会个人生活观的主题。思行观的内容为：思而不行，行不背思，思行独立，各成体系。思行观的理论依据是抽象化的逻辑推演，试图解决“由社会个体推进的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问题。

【关键词】 公元2000年 思行观 知行观 社会个体 思而不行

一 关于社会个体知识占有量的历史浏览

当公元2000年的时候，特别需要考虑健康的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人类社会进化到公元2000年之后，应该如何教育下一代呢？数千年的历史、经验和科学知识的堆积，需要比较全面的掌握；要能够适应当今信息社会知识和观念的飞速膨胀和更新；要正视和面对当今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武器问题等极其严重的现实危机；还有个人的情感、道德、价值观和对真善美的感受等等人文学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目的的设计和迎接未来。毫无疑问，不能从头说起，也不可能从头做起。历史不能成为包袱，现实的危机不能成为其障碍。必须寻求一种捷径来解决当务之急的这一教育问题。

作为一个当代成年的各方面健全的社会个体，应该观察到当今时代的以下特征：

1、社会物质生产的总量相当丰富，社会个体平均可以拥有的生活物质基本同其需求相适应。在一些发达国家，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小胖子”。“小胖子”现象反映出在相当规模范围内的营养过剩，这同早期人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个体的营养条件相比，有了根本性的差异。

2、在社会个体平均营养情况改善的前提下，人口总数达到了空前数量的超大规模。由于人口总量大，使得满足社会个体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需求的社会行为必须工业化。现实是，空前超大规模的工业化造成了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甚至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等极其严重的人类现实生态危机。一般认为，这种超大规模人口，空前超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地球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将随着公元2000的到来而更加恶化。显然，不能等人口问题接近或达到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值时，才研究出解决这一问题方案。

造成这些严重现实问题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实社会个体的知识与全人类知识整体的巨大差距。

在农业社会，满足社会个体物质生活需要的活动是农业耕作，每一个社会成员只需很短的农业生产周期就能掌握绝大部分知识（客观知识和经验）。平均而言，体力活动在社会个体的行为中占主导地位，社会个体以体力劳动方式占有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农业时代的人文知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体力劳动方式的左右”。以中国为例，从秦始皇之后的2000余年里，人文知识的结构体系相对稳定，理论的突破性和延伸性相当有限。由此可见，农业时代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与当时全部知识的比例，始终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比例值。

进入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社会整体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工业技术知识，人文知识，法律，经济，电脑，信息科技知识，等等，其最大的特点是，知识更新和传播的速度大幅度提升。据分析，本世纪70年代以来，短短30年的知识创新，超过了以前所有时期全人类知识的总和。因此，当今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同全人类知识整体的比率相当小，而且很不稳定。

知识就是力量。社会个体知识占有量的历史特征，必然反映到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个体的行为方式，并直接决定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面貌。公元2000年之后的教育，首先需要重视受教育者可能学习到的知识量同全人类知识整体的比率问题。这是本文提出并探究思行观的出发点。

二 知行观：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人和动物的基本区别之一，是先思考，后行为。

自从组织性完好，系统结构功能健全的社会形式形成以来，历史可以分为帝王时期和民主时期。如果我们考察某一帝王的知识占有量，在同一时代的社会个体中，其占有量的值的水平不是最高的。但如果考察其社会个体物质生活实在物的占有水平，则其是无可争议的冠军。在帝国时代，物质生活实在物是社会个体社会行为的直接成果，而行为则是受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所驱动的。所谓知行观，是指社会个体协调知识与行为的能力，它的量化标准，是某一个体知识加社会行为所获得的物质生活实在物的多少。在帝国时代，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与其知行观成正比的。

某一弱智者靠遗传因素成为帝王将相的例子，显然不能驳倒上述一般化、抽象化的逻辑推演。

当然，从理论的角度，更应该讨论哲学意义上的知行观。知是指认知，行是指实践。迄今为止，在几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社会个体的知行观都表现为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的过程，认知和行为紧密地联系并结合在一起。某一成功的个体，其知行观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既能知，又能行，其认知加上实践的总体社会化的成果超过其他社会个体。

中国的孔子同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处于同一时代的思想家。孔子时代，社会处于频频战乱之中，古希腊的社会情形也是差不多的。在当时，某一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绝大部分是由其蒙昧的实践观、原始的实践能力所决定的。身强体健的勇士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在孔夫子之后，在中国，开创了一个社会个体追求知行观的漫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格物致知”、“学而知之”，还是当时的“君子观”，都是扬弃蒙昧的实践观，试图将知性和行为相统一的理论形态。与此同时，在西方，在向知行观转型的古希腊思想家们中，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表现为人类智慧启蒙早期对人的知性，对真理，对存在，对“理念”的炽热的追求。在古老的东方，中国的大思想家们却是偏向于认知同行为的协调，即所谓“知行合一”，但这种协调与合一并不是落脚在知性之上，而是在行为的社会实用性或经世致用之上。古希腊的哲人可以赤身裸体地思索，一片赤诚地追求真理，但无论孔丘，还是老子、庄子，都不会这样，都显得儒雅得多。历史上，西方的哲人和思想家中有宁愿为毫无实用或经世致用意义的客观真理去死的例子，而中国则没有。

从哲学的角度，知行观与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成正比有其必然性。自从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之后，人类智慧步入启蒙期和成长期。智慧的启蒙期和成长期的特点是，认知能力低级，思维对自然和人类周围环境知之甚少。在这一时期，认知靠实践来推动；认知同实践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处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个体，在思维对外界所知甚少，认知必须靠实践来推动的前提下，必然将认知同实践紧紧捆绑在一起。将这种捆绑量化，就是社会性劳动或财富。所以，社会个体的财富等价于个体的生存价值，就是说，知行观等价于生存价值。

民主时期，知行观的情形与帝国时代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民主时代社会个体的平均知识量大大高于帝国王朝时期。因此，知行观的量化值大大提高，社会个体和全社会的财富急剧增长。

如果说有谁能够对知行观提出挑战的话，那还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实践理性的基本规律或公式是：“照这样去行动，如果你的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成普遍的自然规律的话”。简单地理解这一规律，康德的实践理性就是指“按照知性去行为”。但是，按照康德哲学的理论基础，知性属于“先验”的范畴，属于“先天综合判断”之列。“按照知性去行为”意味着人就是由某个最高的巨匠制作和操纵的木偶，意味着他的活动是不自由的。即，人本身的自由意志不是他的行为的最后最高的原因和根源。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知行观的弊端，即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被动的，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不自由的！

三 思行观——作为由社会个体推进的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讨论思行观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要说明。

需要首先考虑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的问题。在谈论公元2000年之后的社会个人的生活观话题时，本文明确以社会个体的认知、思想和行为准则为研究对象。思想、认知和行为都是抽象化的概念，与具体的人、事和职业等内容无关。那么，研究思行观以什么理论出发点为基础呢？我们还应该明确，作为一个探讨个人生活观问题的研究尝试，与民族差异无关，与政治、经济、军事无关，与信仰、文化、科学无关。无论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人力车夫，其都需要生活，要思想、认知和行为。本文所做的探讨对此二者不加区别对待。

研究思行观的原则是社会个体的生理需求原则。具体而言，个体的健康、营养标准是思行观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某一个体对象，只要具备了生理健全和一定的营养前提，其就可以思想，就完全具备认知和行为的功能。探讨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基本理论，仅仅只以社会个体的生理需求原则为理论前提，然后用逻辑的方法推出关于思想、认知和行为的一般规律性的结论。思行观与许多现有的人文学科理论无因果关系。

由前文的介绍可知，当步入民主时期时，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等价于其知行观。在民主社会，随着空前超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物质生产的总量相当充足，社会个体的生理健康有了良好的保障，并出现了某种营养过剩的倾向。健康标准的提升，不仅为个体的社会行为提供了支持，更重要的是，也为个体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帝国时代，穷人读书少，知识少，主要是受其健康标准的局限。工业革命之后，知识增加，社会行为的效率提高，财富增加。信息革命之后，人类对一个“大金矿”人脑的认识，有了突破进展，电脑诞生了；知识飞速膨胀，夸张一点，可以说知识爆炸，并引发物质财富过剩，伴随者地球生存环境破坏，从而出现了社会个体的生存环境危机。

从理论上看，信息革命造成的知识爆炸，物产过剩和环境危机，是受到知行观理论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知识和行为的紧密联系和结合，是知行观的要点。知识和社会工业化行为同步增长，是造成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的直接和最主要原因。因此可得出，如果承认环境问题是当今时代的弊端的话，知行观的理论和规律就需要被重新审视。

从哲学上看，用思行观取代知行观是必要的，合乎逻辑的。在人类智慧启蒙和发育的时期，其对外界知之甚少，认知的过程即是实践的过程，认知需要靠实践来驱动。这时，知和思是合一的，思想在少量的一些简单的认知结论中的选择余地不大。比如，在哥白尼之前，“太阳绕着地球转”，当时的社会个体“所思”的就是这一结论，“所知”的也是这一结论，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答案。为了让“所思”不与“所知”相同，某些社会个体曾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布鲁诺被烧死！历史向前推进，到知识爆炸的当今时代，“所思”与“所知”相分离，“所思”在多项“所知”的结论中选择，已经被许许多多知识化的社会个体所接受。这就要求，“所思”不能同个体的实践行为相结合，只允许“所知”中的极少数选项同个体的实践行为相结合。思行观的重点，就是将个体的所思、所知和社会行为相互分离。

尤其在当前，在人类空前超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同时，突显出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同全人类知识整体的比率相当小的时代特征。本文提出：

个体的社会实践质量 = 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全人类知识整体

据此，当进入信息时代之后，社会个体的行为质量下降了，社会个体的实践意义也随之降低了。

基于以上抽象化的讨论，可以推论出思行观的内容应该包括：

思想大于行为；思而不行，行不背思，思行独立，各成体系。

当思想同社会个体的行为相分离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指出的“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不自由”的问题就解决了。个人的行为不必被其所知所左右，个体的社会实践是可选择性和可选择化的，是具备自由性的生存价值的个体。

同时，由于“思而不行”，“思可不行”，“思不可行”，和“思不必行”所发挥的效应，在数字化信息时代，思想和学习的成本很低，环境污染问题可迎刃而解。

关于思行观的纯粹抽象化的研讨是有其局限性和不够的。重点需要完成的是教育问题与教育设想的理论研究，这需要做大量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