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轮功现象看当今社会人文理想重建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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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农历的大年三十——本应是每个中国人怀着祥和、欢愉的心态来迎接春节到来之际，有几个期望瞬间获得超凡脱俗成就的法轮功练习者，怀着“殉道”的精神在天安门广场——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地方将自己点燃了，此情此景堪称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后第一大骇奇之事件。

在震惊之余，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到痛心并自发地对当代人的整体生存状态进行较深入的反省。之所以对天安门自焚事件进行整体反思，是因为：

一，自进入近代以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风云的晴雨表，在其面前展现的一幕幕景象都全息着所对应时代的社会与人心状态，反映着相应时期国人的精神风貌；

二，这次事件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几个被“邪教”蒙蔽的群众所做的过激行动，最后将问题的解决限定在揭批“邪教”的范围内，而应当将这一“事件”的发生上升到历史与文化的高度，整体地认知其中反映出的复合信息内涵，从而发现于当今时代社会变革中潜伏的隐性危机，并寻找综合治理的手段。

自十九世纪上半叶，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后，中华民族的国民心态中就逐渐失去了平和协调的内养状态，被带入了一个世界性生存竞技场，于种种主权威胁、军事侵犯、经济角逐和意识形态对峙中不断谋求巩固自己的生存空间和锻炼自己的求生本能。不能否认，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承受了前无古人的来自客观世界的生存威胁，以至于为了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不惜将华夏本已进化至相当完美的天人交融的和合道德文明彻底解消，转化为另一种更接近“丛林法则”的文明形态。

自五四新文化引进西方“德”“赛”二种先进文化之时起，中国社会也正式进入了追赶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快车道”。文化观念的转变兆示着国人自精英层到大众层依次从天朝大国属人天性的文质人伦涵养生活状态转变成趋于人之本能放逐的急功近利、斗讼争执、人我对立的生存方式，社会意识形态和大政方针的制定均是以种种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价值立意为基础的。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群体生活在充满矛盾冲突、时时处于动荡纷争的世界中。事实上，尽管国人在主权确立与现代化进程上有长足进步，科学、经济、民主文明都有不小的提高，但是为了实现这些成绩，中华民族付出了惨痛而巨大的文化代价，并且在国民性改造上形成了巨大的观念过失和行为偏差，导致了种种异化、变态的人格形态出现，即表现为投机钻营、急功近利、焦虑盲动，以及认人为敌、与人争利的人伦现实，使注重精神修养、品德提高、与人为善、天下为公、平和祥美的文明传统受到极大的消解。人们心中充满私欲的膨胀，并毫不约束地演发到不择手段、快速获取并贪婪占有的地步。当今中国社会的政体由于顺从了人性的本能利求而获得了稳固，但自然、和谐、仁爱、道义的文化精神却因人性的状态而得不到振兴。

失去纯真文化滋养的国人，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继续着“丛林”般的生存现实，他们或者还不能将价值观上升到精神领域，依然在西方人导演的功利现代化游戏中乐此不疲，全然不知自己人格的异化；或者意识到现实世界的缺陷而去寻求更高的价值实现，却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中也仍然沿袭着世俗生活中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身心状态，而最终误入歧途，成为某种伪文化的牺牲品。这完全是与二十世纪中国－世界普遍存在信仰异化与文化真空有关，人们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极易出现的人格演进的失衡与变态，从而走向极端作为。

如此，我们便应该从文化的高度来反观法轮功现象和天安门自焚事件，从中可以意识到当今社会正在有愈来愈多的人开始从功利物化价值层面转化到对更高一级人生价值的追求，但由于人们长期的“文化饥渴”，而导致“饥不择食”，加上自己人格上的弱点，往往被一些披着“真善美”外衣的伪文化所蒙蔽。“邪教”作为一种伪文化势力之所以在世界各地泛滥猖獗，均是对人类近代所推行世俗伦理与投机急功大众生存原则的变向利用，它是人类自身寻求文化改良的反向促动力，是反人类进步行径的最后疯狂。

通过天安门自焚事件，真正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应该为正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大众重新构筑一座有利于其人格异化修复，身心协调发展的文化“医院”。实实在在地从人文立场上对现有人类的价值观、世界观方面做出重建和修复的工作。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便是将一百余年来中华民族为了摆脱外来列强压迫、争取主权独立与民族解放而确立的赶超型战略与功利竞争性文化做一调整，转化为注重人性的综合全面发展和完善，将人格教育放于一切社会进步努力的首位，充分意识到没有良好文化品质的国民人格是不足以从根本上实现健康、和谐的文明促进的。

科学、经济、民主文明都要以健全人的主体道德文化、价值体系来获得实质性提高。没有现代人牢固的主体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没有坚定的符合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性、人文性的社会信念，便不会有真正合理而良性的文明形态。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真正意义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选择性地将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文化中有利于人的主体精神世界建设之精华部分作一振兴与弘扬，使之实现现代化转型，为现代文明增添新的内涵。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次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东方社会的“文艺复兴”运动。

西方社会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将传统与时代作了充分的整合，从而使西方文明成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形态，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效能。

东方世界近百年来一直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的文明成果，极大地忽视了本民族的文明传统，以至于国人对自己民族悠久而深刻的侧重于人性健康和谐引导的文化内涵知之甚少，导致出现种种反人性、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使现代化水平只停于物质、制度层面，而不能上升到精神、道德层面。

东方“文艺复兴”的主旋律即是将传统文化资源中有益于人的主体精神家园建设的部分做一现代化解释和传扬，意在发挥对现代人物化价值观和急功、投机、竞争生活方式的矫正之功，重新兑现东方社会重文化修养、人伦和睦、遵循渐进、合理和谐地实现社会与人生理想的特色，并将人性中纯真 、善良、智慧、仁爱的品德做到最大的开发，同时这种开发又时刻关照到同社会、自然的总体协调与共同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上具有浓厚的和平、文质、仁爱、智慧、包容、怀柔的特征。其对人性中正义、善良、和平等良性种子的开发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面对人类社会目前在现代化道路中所出现的各种不良现状，解决的主要对策是加强人伦文化的重建工作。在这一重振人类道德精神、人文理想的工作中，东方传统中的人道主义、文化主义价值将重新得以发扬，其深邃博大的世界观和旷达和平的人生观将对世界现代文明的走势发生深远的影响 ，对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格扭曲、价值失衡、精神迷茫、心灵空虚、思想偏执、道德沦丧等表现作出实质性的矫正。

这场“文艺复兴”的到来将预示着中华文化得以世界性广泛传播的前景。中华文化在解决世界范围的人类精神危机的过程中自然重新确立主导地位，并将其充满人文道义关怀主旨的全球化理想模式展现给世人，自发启迪人性中普遍具有的良知、和谐精神的复活，激发世人投身于社会层面之“伦理改革”和精神层面之“心灵改良”运动，并调整人类文明从关注经济，技术等器物层现代化发展进化到关注人伦、精神等生命层现代化的提高，实现人类现代化模式的转型。

这一全面转型当首先从东方社会做起，这是建立在解决人类普遍生存危机立意上的东方“文艺复兴”运动，其必然最终兑现毛泽东主席曾预言的“中国要对世界有较大贡献”的真实内涵，即与世界充分接轨并在相当程度赶上国际现代化进程的东方古老国家理应发挥其潜在的优秀历史人文资源优势，对濒于失衡的人类生存状态作出根本性的调整举动，使之回复到和谐、有序、健康的轨道上来。

因此，我们呼吁关心中国与世界文明前途命运的志士仁人团结一道，在古今中外文化大交汇的时代背景下，再造东方文化匡正世风，净化人心，高扬人文的辉煌，并实现东方精神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实质的贡献，同时将现代全球化模式赋予新的价值内涵，共同开创东西方各自主体价值文化充分展现、相互辉映的和谐完整的现代文明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