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幔亭之风”的美育特征的解读

论朱熹“幔亭之风”的美育特征的解读 论朱熹“幔亭之风”的美育特征的解读 论朱熹“幔亭之风”的美育特征的解读 文章来源教育网

一、“幔亭之风”的来历

“幔亭之风”一语出自建宁知府韩元吉写的《武夷精舍记》:“……夫元晦(朱熹),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非若畸人隐士遁藏山谷,服气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汉以来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谓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登泰山之巅而诵言于舞雩之下,未当不游,胸中盖自有地,而一时弟子鼓瑟铿然。春服既成之对,乃独为圣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游焉,岂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识之,试以告夫来学者,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俾咸自得。其视‘幔亭之风’,抑以为何如也。”[3](P6

1

1)韩元吉这篇记文受友人朱熹所托而写的。韩元吉认为朱熹武夷精舍讲学生活可以看作“幔亭之风”,以示与“舞雩之风”有相似性又有区别。

韩元吉形成以上的认识是有原因的。朱熹曾发出“狂奴心事只风雩”[3](P2

7

5)的慨叹,把孔子、曾子的“舞雩之风”当作效仿的榜样;又说:“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只是富贵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陇亩,抱膝长啸底气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断,便要主张将来做一般看了。”[4](P4

5

6)因此,朱熹始终有追慕“舞雩之风”的理想。“舞雩之风”典故出自《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侍坐于孔子之旁,孔子要他们各自说出志向。子路的坦率、冉有和公西华的谦逊,表露的都是如何安邦定国的外在事功。子路其志在使民有勇且知方;冉有其志在足民;公西华其志在做个小相。唯独曾点志向与众不同,他自得其乐地鼓着瑟,歌毕从容作答:“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P

7

6)舞雩台,在今山东曲阜南。“雩祭”本是古人求雨之祭,因有乐舞,乃谓“舞雩”。孔子听了曾点的表白,表示赞同。曾点所向往的就是优游自得的生活,这也就是“曾点气象”。 淳熙五年(1178年)初秋,朱熹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共游武夷时,只见九曲溪旋绕曲折,隐屏峰下云气流动,顿觉耳目一新,因而萌发出“眷焉此家山”的建屋初念。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浙东归来,武夷精舍开始动工,当年就初见规模。直至绍熙元年(11

90)朱熹赴漳州任前这八年时间,幔亭峰就成了朱熹与门生、士友讲学武夷精舍、游览武夷山时经常观瞻和登临的地方。据宋代祝穆《武夷山记》所载:“幔亭峰在大王峰后,古记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与皇太姥、魏王子骞辈置酒会乡人于峰顶’”。[3](P4

5

3)因在平阔的幔亭峰设彩屋幔亭数百间,以各种音乐助兴大宴乡人,于是有了“幔亭招宴”及宴毕“虹桥飞断”的传说。武夷君“至汉武帝列在望秩,史称祀以乾鱼,始筑坛璇。”[3](P40

8)在幔亭峰半腰有一浑然方正,上大下小,约莫可坐数十人的巨石,即汉祀坛所在。朱熹曾写诗云:“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3](P2

7

5);又云:“幔亭欢举酒,江阁快论心。”[4](P5

9

4)友人辛弃疾曾赠朱熹诗云:“蓬莱枉觅瑶池路,不道人间有幔亭。”[3](P4

5

6)可见,朱熹与门生、士友们具有非常深厚的“幔亭”情结。而朱熹在武夷精舍的着书讲学与审美活动由此形成了“幔亭之风”,它已对“曾点气象”缺乏实干精神方面进行了克服。

二、“幔亭之风”的美育特征

“幔亭之风”是在以武夷山独特的自然与文化为背景,以朱熹的美育思想为指导,以朱熹与弟子们的美育实践为基础的前提下形成的。它具有美育价值目标的明确性、美育方法和内容的丰富性、美育效果的愉悦性等特征。

(一)美育价值目标的明确性 朱熹“幔亭之风”是他浙东辞官归来,在政治现实中四处碰壁后的另一种更深远的进取。他在《感春赋》中道:“披尘编以三复兮,悟往哲之明训”[4](P5

60),即反映了他想通过讲经宣道救世的人生追求。他在答陈亮的信中说:“此生本不拟为时用,中间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归。自近事而言则为废斥。自初心而言则可谓爱得我所矣。”[2](P

3

2)其所钟爱的武夷精舍因与尘世相对疏离,“凡出入乎此者,非渔艇不济”[3](P6

3

1),山林相对于廛市来说,本有的空间距离能让朱熹与学生们天然地获得一种心理上的疏离与精神上的超越感,更有利于圣贤理想的实现。正如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所说,朱熹“自辟(武夷)精舍,令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少世纷,与二三子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问学中,非必耽玩山水之胜。”[3](P

5)所以朱熹说:“至乐在襟怀,山水非所娱”[4](P5

6

6),他与生徒们游娱的目的即在于养成圣贤胸怀。

(二)美育内容方法的丰富性

“幔亭之风”美育采取的是“艺教”、“诗教”、“山水之教”、劳动等内容和手段。

“艺教”也就是艺术教育,以此提高人们对美的理解和感受,培养对艺术的创造力和表现力。朱熹对“游于艺”的理解是:“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也。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物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焉。”[2](P

4

2)朱熹在声乐、器乐、书法等艺术修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武夷精舍朱熹“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3](P6

1

1);朱熹的《九曲棹歌》就是他谱写的适于武夷九曲溪行船时所唱之歌,唱和者多达二十余家;朱熹《精舍》诗云:“琴书四十载,几作山中客”[10](P4

5

3),可见他一生与琴相伴;武夷山现存朱熹摩崖题刻(不计碑刻、匾额及后人撷朱熹诗作、遗墨补刻)尚有13方。[11](P

4

7)这些都可反映朱熹对艺术教育的重视。 “山水之教”就是利用自然山水之美进行的环境熏育。武夷山是世界罕见的自然美地带,其山势磅礴雄深,九曲溪贯穿其间。两岸峰岩、丹崖翠壁,林立环拥,神剜鬼刻。山中猿鸟吟啸,竹柏丛蔚,昏旦晦明异侯,四季草木敷华,是返归自然,脱俗绝尘的理想场所。武夷名胜有山可游,有九曲溪可泛舟,“其深处可泳”。[3](P6

10)朱熹说:“那个满山清黄碧绿,无非这太极”[5](P23

8

7),“鸢飞鱼跃,道体随处发见”。[5](P15

3

4)只有接近大自然,才能发现这些美。所以,韩元吉说:“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淳熙十年(1183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