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引导下的审美教导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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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策教育,统一了思想认识之后,根据《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细则》和《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等文件精神,经林伯渠、徐特立、周阳、吴玉章等一大批等教育工作者发起,延安时期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军事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马克思列您主义学院、医科大学、军政学院、俄文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以及由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等校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等一批高校。这些高校坚持以马列主义的理论和立场,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结和中国新文艺运动文艺理论与创作实际,充分利用广播、墙报、黑板报、歌咏、戏剧、漫画以及秧歌等诸多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审美教育。延安时期高校开展的审美教育崇尚审美创造,重视审美能力的培养,反对因循守旧、强迫且空洞的教育。

各所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学员的实际情况,纷纷开设列宁主义哲学、美学、艺术理论、中国文艺运动、戏剧概论、名剧研究、戏曲表演、导演术、剧团组织与管理、作曲、和声、视唱、指挥、美术概论、画理、漫画、木刻等主修、选修或自修课程,通过示范和启发,来提高学员们的审美修养和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宣传革命理论的水平。周立波、王朝闻、何其芳、沙汀、艾青、萧军、吕骥、古元等教学名师,茅盾、齐燕铭、欧阳山、丁玲、草明等一大批作家、音乐家、理论家,经常穿梭于各高校间开展审美教育意义上的专题讲座和报告。各高校纷纷成立美育社团,如木刻研究班、实验剧团、漫画研究会、美术工场、平剧团、俱乐部、美术供应社等,鲁艺学院还设立了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研究团队,组织各种宣传队、秧歌队、访问团、编辑出版艺术刊物,培养和鼓舞崇高的革命精神。

作为高校美育的成果,各高校的学员创办了《民族音乐》、《戏剧工作》、《歌曲月刊》、《艺术工作》和《草叶》等刊物,发表了一大批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版画、连环画、抗战歌曲等作品。《黄河》、《生产》、《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希特勒之死》、《弟兄们拉起手来》、《八一三的晚上》、《军火船》、《一心堂》、《刘家村》、《赵家镇》、《天快亮了》、《保卫家乡》、《婚事》《带枪的人》、《钦差大臣》、《李秀成之死》、《保卫边区》等歌曲和戏剧作为美育成果,被学员们搬上舞台,却获得了惊心动魄的效果。[2]这些作品“从形式上说,它突破了从来舞台语言、动作的某些旧形式,就是说,相当地克服了过去话剧所常犯的洋八股与学生腔的毛病,而代之以虽然比较单纯甚至粗糙,但却生动活泼的工农干部本色的语言与形象。

[3]”从而使革命工作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见到以这些成果为范本的审美教育。

干部层垂范:在政治学习中涵括审美教育

延安时期干部层也开展了审美教育。1939年春至共1941年中央发布了《延安在职十部教育暂行计划》、《中共中央关于十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十部教育的指示》、《八路军在职干部教育》、《小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在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属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4]因此,干部中也有步骤地将马克思主义审美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开展了形式灵活多样的教育。为了加强审美教育的效果,干部当中组织了不同的学习小组。毛泽东艾思奇、吴黎平、和培元、杨超、肖劲光等组织了哲学小组,张闻天等组织中央机关学习小组,陈云和李富春组织了中组部学习小组。

为了让干部对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各干部学习小组经常举行饶有趣味的演讲,并发表在各种刊物上。《解放》周刊、《中国文化》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发表了艾思奇、陈唯实、周扬、范文澜、何思敬、郭化若、和培元的着名演讲,如《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斯大林先生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中国经学史的演变》、《黑格尔的逻辑学》、《军事辩证法》、《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等。[5]各小组还将这些学习和演讲的内容登上墙报。

干部们亲自用颜料把粉笔柒成红色、绿色、蓝色、黄色、紫色的彩色笔,将黑板上的字写成醒目的艺术字,每期都画一个抗战时事讽刺漫画等新鲜的报头,把黑板报装饰成五彩园地。这样既可以欣赏美图绘,又可以学习整治内容,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延安时期各小组开展的政治学习氛围的不是严肃生硬的政治教化,各小组鼓励干部们在政治学习时,借助优秀的文学作品,理论联系实际地体会政治学习的内容。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学习组不能够给人人都提供桌椅板凳,干部们就利用工作休息的时间,原地不动地阅读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果戈里的《死魂灵》、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梅里美的《西班牙书简》、莱蒙托夫的《童僧》、都德的《磨坊书简》、契诃夫的《伊凡诺夫》、《三姐妹》和《樱桃园》、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普希金的《驿站长》、惠特曼的《草叶集》以及莫泊桑的《羊脂球》等文学名着。学习之余,大家还拉歌对唱,干部们选唱一些悲壮热烈而能激发抗战情绪的歌曲。通过这些政治学习中涵括的审美教育,干部们率先垂范,心中充满战胜万难的豪迈情怀。

普及中提高:在艺术活动中开展审美教育

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和演出了歌词生动、曲调动听、感人肺腑的艺术作品。正基于此,延安时期的文艺活动相当活跃。南城门外的广场上,田间地头的训练场、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经常有各界军民人山人海地聚会,品鉴文艺工作者广为传播的新歌剧《白毛女》,观看《大秧歌》、《拥军花鼓》、《兄妹开荒》和歌剧《牛永贵挂彩》的表演,欣赏经文艺骨干加工整理而成的红色歌曲《东方红》、《南泥湾》等曲目。

表演这些曲目本身就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审美教育。演出秧歌剧,或跳秧歌舞,需要化妆、服装、衣饰的选择与搭配,以及布景的绘制、功作舞姿的设计等,都培养了学生对美术音乐的感悟,调用了文艺工作者的的美育知识与实践能力。在鲁迅先生倡导下,延安时期的艺术版画和漫画也成了审美教育的载体。

版画家温涛、古元、胡一川、陈铁耕、江丰、罗工柳、力群;漫画家蔡若虹、王式廓、张仃、王曼硕、张谔、华君武等艺术工作者创作了《狼牙山五壮士》、《黎明》、《人民子弟兵》、《丰收》、《说理》、《饥民》、《到前线去》、《牛群》、《家园》、《减租会》、《人民子弟兵》、《离婚诉》和《区政府办公室》等作品。[6]这些作品画面明朗、情调快乐,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昂扬的革命斗志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的形象,把颇具美感的艺术与寓意深刻的政治宣传,通过艺术技巧统一起,发挥了着审美教育的作用。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等视觉艺术也是艺术工作者们借之进行美育教育的重要方式。

戏剧和电影集认识真理、正义、和思想意志于一体,通过活生生的形象展示,使观众身临其境地为之感到激动和信服。观众够获得切身的体验,就可以潜移默化地启发民智。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些视觉艺术的这种美育功能,电影《渔光曲》、《十字街头》、《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和戏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等作品的演出,将革命斗士或全新的翻身民众的形象搬上了荧幕和舞台。

[7]剧中悬念迭起的故事情节,严肃紧张的矛盾冲突,与欢乐的军民观众交相呼应,厚重的革命文化与夸张诙谐的文艺内容交汇在一起,既富有审美的情趣,又寄寓深刻的内涵,令人回味穷,发挥着审美教育功效。延安时期的审美教育,在内容丰富的政治教育、科学教育与审美教育的复合形式中,既着实解决了教育问题,又使干部群众能够克服当时严肃的战斗环境所带来的心里困惑,信心满满地走向革命的胜利。可以说,其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书写了意义非同寻常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