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存项目数字出版实践

传统出版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存的整理、保护与研究事业功不可没，各种文物图录、考古发掘报告集、研究文集陆续出版，起到了良好的学术积淀作用，有力地推动着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学术门槛较高、基础资料和研究成果发行范围狭小等原因，相当一部分宝贵的文物及其形象资料犹如散落的珍珠，大多数时候不为大众所了解，其第一手资料也并不能供读者方便、快速地查询到。随着数字出版时代的来临，这种情况有了改变的契机。从《汉画总录》的编辑过程，我们可以管中窥豹，探讨数字出版如何服务于历史文化遗存的整理、保护和再现。

一、数据库方法对历史文化遗存项目“求全保真”原则的实践

在中国历史文化遗存中，汉代图像规模尤为宏富，存世的材料主要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以及器物纹样等，学界统称为“汉画”。汉画被誉为“石上的史诗”，其图像信息广及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等，因此汉画研究成为我们回溯中华文明源头的一条重要通路。然而，汉画的整理和保护面临着急切的问题。首先是原件情况非常复杂，虽然经过专家们艰苦卓绝的工作，大量与汉画相关的考古材料得以重见天日，或原址保护，或进入馆藏，但是汉画材料保存地点分散，不易搬动，且面临风化、水蚀等自然力的改变，部分图像有着随时间推移而湮灭的风险。其次，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汉代图像尚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记录。在汉画研究专家朱青生看来，现有的记录整理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目前汉画著录数量不足存世材料的五分之一；二是其图像著录多沿用宋代金石学以来的传统拓片方式，这会使汉画在未来的研究、使用、保存等诸多方面产生信息偏差，且相关考古信息著录不够全面，不能充分反映其出土环境，阻碍了对汉画的研究，进而影响了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研究，最终是影响了对中华文化形成及确立这个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有鉴于此，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1995年即启动了《汉画总录》的编辑工作，由朱青生教授带领一批青年学人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共同组建了“《汉画总录》项目工作室”，邀请海内外的汉画研究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联系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单位对汉画资料进行全面调查与整理，力图囊括存世的汉画。这一学术项目某种程度上带有文化抢救的意味，因而也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从“十二五”开始陆续推出纸质版。截至2016年，《汉画总录》已出版第一辑“陕北卷”、第二辑“南阳卷”，共30册。这套大型图像志对汉代“图”的状态作了分门别类的著录，使汉画成为可以索引稽查、全面观看的资料，由此形相学方法透入历史、文化和人性，对图像的整体关系进行考证和记录，有望为中国上古历史、社会、文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奠定关键性的基础。

在《汉画总录》立项之初，项目团队就引入了数字化技术来帮助整理学术基础资料。要囊括传世的所有汉画，即“求全”，则需对汉代史料、汉代墓葬考古发掘情况作全面了解，第一步就要对古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数据库分类集成、海量存储的功能发挥了巨大作用。1997年，海德堡大学和北京大学合作创建了汉画古文献数据库，包含五大方面：传世史籍、全汉文、汉代疏注、谶纬文献、出土文献。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快速检索到学者想了解的汉代专名、典故、文章等。此外，汉代画像石因为珍贵，近年也出现不少造假的情况，要做出鉴别，即“保真”，除了组建一流的专家团队外，还需集成汉画研究文献数据库，以便随时查阅此前汉画的研究状况，进行严谨的学术考证。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汉画古文献数据库和研究文献数据库已颇具规模，据统计，研究文献部分包括中文资料2000多种，西文（包括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文献600多种，以及日文文献300多种，为存世汉画的收集、整理、检验真伪以及最后的著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数字技术运用于《汉画总录》的编辑

《汉画总录》作为国内最新的汉代图像志，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类书编撰的优良传统，而且运用了当代图像学研究的最新方法。该书体例结构为：（1）以照片、拓片、线图、墓葬结构图等图录方式记录汉画图像，发挥各自的优点并弥补缺陷；（2）对图像的出土地点、年代、尺寸、材质、考古环境、画面内容、图像关系等信息作全面著录；（3）注出与图像相关的古文献和研究成果。显然，《汉画总录》编撰前期的准备需要建立大规模的专业数据库，而实际的编辑也采用了数据库的方式，因为汉画材料存世量大，每一个画面及载体包含着繁杂的信息，传统的制表记录方式费时耗力，不便记忆、阅读和传播。要对每一件汉画材料作精确的描述，进而对图像的整体关系进行记录，在过去是很困难的，现代数字技术则为汉画图像相关要素的全面记录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且，由于汉画在中国各地分布、收藏情况会有差异，著录项会随区域调查情况的不同而需要调整、增补，有了数据库海量存储、快速检索技术，在上述体例三大层面列出的著录项就可以因地制宜地处理。当然，对于这样一部大型图录，读者首先关注的是汉画图像的呈现方式，这也是数字化工作的重点。例如，南阳麒麟岗的一件画像石，一面上刻有一只“神鹿”，在《汉画总录》南阳卷中的编号为HN-NY-001-35（1），该画像石对应三种图像信息――原石图、拓片图和原石所处墓葬结构图。这一图示法是传统文化传承方式同现代科技、学术方法的结合。运用现代摄影技术拍摄的原石图可以捕捉住画像石一些三维立体特征，最能反映原始状况，因而被置于首要位置；传统记录和描述汉画的方法是制作拓片，尽管这些拓片因地域工匠审美趣味、捶拓工艺的特殊性而具有创作的意味，可能导致研究者对画像原始状态的认识出现偏差，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记录方法，处于辅助地位。此外，项目团队运用三维扫描技术对画像石进行立体测量，注意记录画像石的残存痕迹，包括它是什么质料，有什么样的坑、洞或凹槽，表面凿刻有怎样的纹路，同时查考历史上流传的形象资料及相关研究文本，考证它和别的石块是怎么拼装的。在专家完成原始信息搜集、整理和基本事实的考据工作后，即可通过三维建模绘制墓葬结构图，给这块画像石作清晰的定位，这时就需要更为复杂的数字技术的介入，即进入朱青生先生所说的“图像的复原、拼合与重组”阶段：“所谓复原，就是将图像在历史遗传过程中已经损失的部分，利用数据库的全部资料和各种研究成果，对其进行虚拟性复原。这种复原除了要考虑遗存到今天的考古学证据，还要通过形相学将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画像石已经被破坏或消失的部分）进行有根据的逐步虚拟复原，以‘恢复’和接近研究对象的原始状态。”图1所示正是《汉画总录》编辑团队运用数字技术所做的虚拟复原尝试。 图1截取了计算机动态模拟过程中的三个片段，分别为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外观、开启墓葬后内室俯瞰图，以及进入墓室后定位到的那幅“神鹿”图。在这种数字虚拟复原中，图像及空间都流动起来，整个麒麟岗汉墓中的天象、人物、神兽、云纹符号等图像的位置及整体关系更直观地展现出来，进一步打开了我们对历史的想象。众所周知，汉代事死如生，“学界普遍同意，汉代墓葬图像艺术的特色在于它生动反映了时代的日常生活”。从大量考古材料中可以发现，汉代上层人士有着将世间幸福快乐延续到来世的强烈愿望，对“死”后生活有一套信仰体系和相应完整细致的安排，“下至东汉时期，正如从墓葬中陪葬物品的类型所见到的，死后生活已经变得完备无缺”。这就要求我们在观看汉画时，不仅仅作艺术审美，而且要有历史的理解，“汉画里面常有宴饮、出行的场面，还有天象图，还有很多陶仓、器具等随葬品，加在一起就是为了建造天地人间生活三位合璧的关系，而这种合璧关系和他的生活是互相对照、互相交映的。正是有这种对应关系，人才可以觉得死亡虽然是悲哀的，但一旦进入了这个系统，两个世界之间是并行的，同样幸福、同样忧伤并行不悖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在理解汉画的时候的重要原则”。仅仅通过某一块画像石的文字描述、图片复制还不足以给现代人以如此深刻的感受，而通过数字技术构筑起汉画的整体关系和虚拟体验空间，我们能更容易“进入”这样一个辉煌的文化艺术世界。

三、构建多功能检索数据库和多媒体展示平台使历史遗存完美再现

目前，与《汉画总录》对应的“中国汉代图像信息综合调查与数据库”项目已被文化部列入“国家数据库专项”系统，传统出版与数字化工作同步进行着，但这些还是主要针对汉画的整理与保护而展开的学术工作。可以预期的是，在汉画的再现工作中，数字出版有着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一方面可服务学术，构建多功能检索数据库；另一方面可服务大众，建立汉画的多媒体展示平台。在现有基础上建设汉画多功能检索数据库，以一定的学术标准开发图像与文献数据分类检索、学术研究专项检索等功能，可供研究者方便地获取第一手材料，精确检索到存世的每一幅汉画，乃至汉画中的某种纹样、特殊的刻画技法等，通过大数据计算对各类图像进行分析、比对和解读。这就好像为每一件汉画材料构造了一个全息影像系统，由汉代图像局部精微的雕刻遗痕，到完整墓葬中各图像的位置关系，再到汉画出土区域问风格的流传变换，乃至有汉一代图像所反映的精神世界、社会生活图景，以及影响到中国现代文明机制的关键信息，读者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去研究、探索。

《汉画总录》所追求的整体关系的复原，是建立在严谨的学术考证依据之上的，而数字出版将极大地推动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想象与重构。多媒体展示平台能集合汉画图像、整体关系复原动画、汉画研究及解说音频和视频等，这不只利于学术研究，更利于汉画走出博物馆，突破一时一地的局限，真正走向大众。当全国各地以画像石、画像砖为载体的图像资料都能在《汉画总录》的多媒体展示平台上呈现出来时，读者不仅能感受到汉代极为高超精湛的造型艺术成就，而且可以解读出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思想观念、世俗生活等丰富的信息，触摸到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核心问题。这个平台所能展现的中国汉代文明之悠远、宏伟、盛大，给观者带来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能通过这个平台接触到汉画丰富的数字资源，也就为汉画这种历史文化资源的多元开发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例如，人们可以根据汉画出土地信息制作汉画相关的文化旅游数字地图，根据汉画中的形象和文字描述创作影视动画，以汉画数据库为基础开发各种互动体验软件，等等。

从《汉画总录》项目的运作来看，数字出版工作已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学术出版“单打独斗”的局面，能穷尽先进技术手段整合资源，为我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多元的传播渠道和创作空间，由此，汉画这古老的“石上的史诗”得以在现代文明中重生。这是中华文化返本开新的一种极具创造性的工作，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投入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