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政治

渔业政治

在http://wWW.LWlm.Com深水远洋，《创业家》记者听到了一个关于蓝鳍金枪鱼的故事。 在渔业资源的竞争中，各国的天花板是有高有低。各渔业组织历来很“尊重历史”，配额分配中，最重要的参数就是历史捕捞量。

在捕捞量上创造光辉历史的自然是世界上几个最发达的远洋渔业国家。按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宝善给《创业家》记者提供的一份世界排名，渔业强国依次为日本、美国、韩国、俄罗斯，中国内地排名第六，在中国台湾之后。这个排名还不包括商业捕鲸，否则，挪威也应在强国之列。

蓝鳍是金枪鱼之王，在地中海国家，对蓝鳍金枪鱼的崇拜有漫长的历史，但要命的是，日本人对其也很崇拜：它浑身丰腴肥美的嫩肉是顶级的寿司原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价值刺激了日本、欧洲和北非渔业公司，以及海盗和意大利黑手党在地中海渔场的疯狂扫荡。在过去十年里，地中海春夏季节的捕捞季堪称大洋上最声势浩大的猎杀行动。针对蓝鳍金枪鱼的渔猎技术，再也不是19世纪北非海边那种慢悠悠地进行的陷网方式，而是真正的高科技，由空中的渔业侦察机领航，以配备有声纳系统的围网船实施捕捞。效率之高令人咂舌，成千上万条来地中海产卵的金枪鱼在长达几公里的围网下无路可逃。有资料显示，自1996年以来，地中海的金枪鱼船队扩充了三倍，捕捞船总数多达1700艘，其中包括314艘围网船，它们每年分享到了超过4亿美元的蓝鳍红利。正是这长达十多年的扫荡产生了所谓历史捕捞量。

“公海上的资源，都是按照先入为主的方式来分配。” 黄宝善对《创业家》记者说。一个国家分的配额要参照其历史捕捞量。就蓝鳍金枪鱼而言，由于在日本近海的北海道渔场就有出产，当资源枯竭的时候，日本公司就早于其他国家把渔场开进了地中海，和欧盟分享了地中海渔场的捕捞量。“当中国企业进入 的时候，一方面，日本和欧盟的捕捞规模已经形成；另一方面，裁定这个鱼种配额的国际组织已经把可捕捞量瓜分完了。”

另外，随着近年关于海洋资源因过度捕捞而趋于匮乏的舆论日益高涨，包括ICCAT在内各渔业管理组织纷纷压缩总可捕量（TAC）。舆论的策源地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主导的各渔业组织又根据各国历史捕捞量搞不均等分配，如此一来，远洋渔业在海洋资源匮乏舆论和先占先有的强者逻辑的共同支配下，已经成为一座政治丛林。

关于金枪鱼的数字曾经是乐观的，按联合国粮农组织往年的统计，世界大洋性渔业总产量为850万吨，其中金枪鱼产量超过600万吨，占公海渔业总产量70%以上，这吸引十多家中国远洋渔企去追逐这个鱼种。但如今关于金枪鱼的渔业管理组织也最多，“严格意义上来说，金枪鱼已经不叫鱼了，简直就是政治，光这条鱼就有7个组织在管理。”黄宝善说。

在金枪鱼捕捞上最有话语权的是日本，其次是韩国和欧盟国家，“各金枪鱼组织里都是日本人在唱主角。中国这几年虽然也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现实情况是，日本的资源分配量自己都捕不完，而中国却不够捕。”按黄宝善的估算，公海上的金枪鱼资源，日本的份额占了一半左右，是中国的十倍。

其他如南极磷虾、犬牙鱼、白令海狭鳕、剑旗鱼等，尽管没有鲸鱼和蓝鳍金枪鱼那么稀有，也要按先

但遵守游戏规则的必要性在于：在各大组织严密的监督下，超额捕捞是没有意义的。“你根本卖不出去，”黄宝善说，“各个护渔组织跟各国的海关是协作的，中国企业的金枪鱼要卖到欧洲去，如果产品没有这些组织颁发的产地证明书，是卖不掉的。”以管理严格著称的ICCAT，为了打击IUU船（非法捕捞船），对其治下大西洋海区的蓝鳍金枪鱼、大眼金枪鱼、剑鱼三条鱼实施产地证明书制度，凡列入“白名单”船的渔获物可凭产地证明书进入国际市场交易，将无产地证明书的“黑名单”船的渔获物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

另外，各渔业管理组织对配额的限制还细化到了具体的捕捞方式。以金枪鱼为例，各金枪鱼管理组织对捕捞方式（冰鲜、常温、超低温）都有明确限额，在 三大洋区，相关金枪鱼组织分给中国的超低温金枪鱼捕捞份额仅为3万吨。目前，农业部渔业局已经停止审批公海超低温金枪鱼项目，因为对中国现有的十多家金枪鱼企业而言，这已经是一个僧多粥少的领域。

通过国际入渔谈判，进入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是很多远洋渔业强国的选择。深水远洋发展超低温项目，就与获得了新渔场准入有关。2011年，通过在斐济的入渔代理公司牵线，深水与大洋洲的赤道国家基里巴斯达成了入渔协议。深水去那里的渔场试捕过，渔获以金枪鱼为主，其中黄鳍、大目占70%以上；而在斐济，75%是价值不高的长鳍。

“为什么美国、日本和韩国公司的远洋渔业发展得好？他们都是由国家出面谈判，国家出钱去捕捞。”黄宝善说。

但中国目前的情况还不是这样，企业要想进入别国的专属经济区，还主要得靠企业自己去谈。宏东毛里塔尼亚的项目就是一例。“高速公路是中国建的，铁路是中国建的，体育馆、医院、码头也是中国建的。”为了去非洲找渔业项目，林世平在那边访问过几个国家，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非洲大规模的援建，没有让中国的远洋渔业企业得到多少好处。而其他国家的做法则实惠得多，“比如韩国人，他们的做法就是先问人家可以提供什么海区、什么鱼种作业，可以给多少牌照等，然后再允诺援建码头或者其他基础设施。”但现在，宏东要进入非洲，首先必须接受的是当地国家和资源捆绑投资的渔业政策。对毛里塔尼亚，除了总金额达1亿美元的投资，还包括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项目建成后，渔业基地里的当地人将占到三分之一。 大趋势是，各国的入渔费在逐年上升。对很多中国的民营远洋渔业企业来说，通过过洋性渔业项目参与全球渔场逐鹿，门槛已经越来越高。眼下，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也在试图尽可能地替企业出面，“但协会的资金有限，要花多少钱，还得企业分担。”

“迟到者”的劣势显而易见。宏东远洋总经理林世平的话听起来却很乐观：“大洋那么广阔，这个行业没有天花板。”宏东的两轮成功融资或可为此作注。深水远洋在基里巴斯的新项目投资预计超过1亿元，宏东声称毛里塔尼亚项目预算达到1亿美元。

像很多时候一样，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