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阶级”：研究蒋光慈作品的一个关键词

摘要：“阶级”是蒋光慈作品的核心。其作品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作品内容力图反映阶级社会、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创作目的旨在唤醒阶级觉悟与阶级反抗，研究蒋光慈的作品，“阶级”是第一关键词。

论文关键词：蒋光慈;阶级;中国文学

谈到蒋光慈的作品，可能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革命+恋爱”，不管褒扬还是批评，这也是多年来对蒋光慈作品用的最多的一个评价。其实，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家，蒋光慈作品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在文章中蒋光慈曾这样主张：“谁个能够将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这一主张准确地概括出了蒋光慈作品的主要内容，即揭露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呼吁被统治阶级的觉醒和革命。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先驱者，蒋光慈为革命文学的理论建设做出重大贡献，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必然带有的一定的阶级性：“一个作家一定脱离不了社会的关系，在这一种社会的关系之中，他一定有他的经济的、阶级的、政治的地位——在无形之中，他受这一种地位的关系之支配，而养成了一种阶级的心理。也许作家完全觉悟不到这一层，也许他自以为超乎一切，不受什么物质利益的束缚，但是在社会的关系上，他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总是某一个社会团体的代表。”所以，“每一社会的阶级有自己的心灵，每一艺术家必生活于某一阶级的环境里，受此阶级的 利益的熏染陶溶，为此阶级的心灵所同化。因之，艺术家的作品免不了带阶级的色彩”。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蒋光慈认为既然生活是充满了阶级矛盾的生活，作家是代表某一阶级的作家，那么代表不同阶级的作家的作品必然会因之呈现出不同的社会风貌：“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阶级斗争规定阶级的意识，创造出来特别的阶级的心理;此一阶级对于世界的观念绝不与彼阶级相同。若资产阶级的代表辩护现在社会制度之正当，则无产阶级的代表极力企图****现代社会不公道的、非正谊的制度。因此，在现代的社会中，科学也罢，哲学也罢，艺术也罢，宗教也罢，没有不带阶级性的。”与代表统治阶级的作家在作品中粉饰太平、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相反，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蒋光慈在作品中真实地为我们概括出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现实生活——“现在的社会中，到处都是冷酷的，黑暗的，没有点儿仁爱和光明”，这是一个“兽的世界，吃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有的只是“人世间的黑暗,人们的狠毒,社会的不公平,公理的泯灭”。《咆哮了的土地》描写的是农村的两极分化：“他(吴长兴)常常将自己和李家老楼的李大老爷相比。他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同是生着鼻子眼睛的人，会有这样天大的差别?李大老爷宛然过着天堂的生活，有财有势，他妈的，吃的是美味，穿的是绸缎，要什么有什么，而他，吴长兴，简直陷在十八层的地狱里，连吃的老米都没有!李大老爷虽然不动一动手脚，从来没赤过脚下田，割过稻，可是他妈的，家里的粮米却堆积得如山，而他，吴长兴，虽然成年到头忙个不了，可是忙的结果只是一个空……”;《逃兵》为我们展示的是军队里的不平等：“想起来我们的团长，他是怎么地快乐呵!打起仗来，他躲在后头，死的都是我们当弟兄的，于他有点什么损伤呢?就是打了胜仗，也不过他领赏升官，于我们当弟兄的屁也不相干!反正是我们吃亏他快活!我几年都没有与女人睡过觉，而他天天抱着几个小老婆消受;我们吃的不好，穿的不好，而他天天鸦片抽着，吃好的，穿好的，哎!想起来真是有点不平等。”如果说，吴长兴们的疑惑仅仅是源自个人的不平的话，那么在另外一些作品中，蒋光慈则把这种个人的不平上升为阶级的对立：《兄弟夜话》中是富者与穷者，逸者与劳者的对立：“现在的世界也真是太不成样子了!有钱的人不做一点事，终日吃好的，穿好的，而穷人累得同牛一样，反而吃不饱，衣不暖，这是什么道理?张三也是人，李四也是人，为什么张三奢侈得不堪，而李四苦得要命?难道说眼耳口鼻生得有什么不同么?”;《在黑夜里》中是恶者与善者、逸者与劳者的对立：“为什么恶者欢歌而善者哭泣?/为什么逸者奢淫而劳者冻馁? /难道这都是上帝所注定的?”

而在《短裤党》更是通过“闷热的天气”里人们不同的反应为我们描述了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对立：“无数万身受几层压迫的，被人鄙弃的工人——在杨树浦的纱厂里，在闸北的丝厂里，铁厂里……在一切污秽的不洁的机器室里，或在风吹雨打的露天地里，他们因工作忙的原故，或者不感觉到天气的闷人，或者有所感觉，但无工夫注意这个——肚子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能谈到什么天气不天气呢?被军警随便捉去就当小鸡一般地杀头，被工头大班随便毒打辱骂，性命都保不安全，还能谈到什么天气不天气呢?……唉!可怜的工人为着争一点人的权利，几乎都没有工夫，还能谈到什么天气不天气呢?是的!工人的确问不到这个!”

由此，蒋光慈通过其作品揭露出(或者说建构起)一种内在逻辑联系，即富者才能是逸者，同时他们往往是恶者;而劳者都是贫者，他们同时就是善者。这样，统治阶级——逸者、恶者、富者——地主、资本家和军阀与被统治阶级——劳者、善者、贫者——农民和工人两大阶级的对立清晰呈现：“反正是他们一伙——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小走狗!”，“工人阶级真苦!有钱的都不是好东西啊!”统治阶级由于经济地位的优越(富)而在生活上享有特权(逸)，而他们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恶)则是“富”和“逸”的前提和保障：“中国现代的社会再黑暗没有了，所谓一般的民众受两重的压迫——军阀和帝国主义，再进一层说所谓一般劳苦的群众们之受压迫，更不可以想象。”《少年漂泊者》中，少年汪中的父亲只因交不起田租而被地主活活打死，而他的母亲也被要账的恶匪逼得自尽……这样的悲剧在那个年代中几乎时时都在上演，在蒋光慈的作品中简直举不胜举：《咆哮了的土地》中刘二麻子的父亲“不明不白地屈死了”，只因为“他本在胡根富家帮工……有一次胡家失了窃，丢了一小绽银子，成为了天大的事情。胡根富硬说是他偷的，逼他把银子交出来。于是胆小的他既然没有做贼，当然交不出银子，于是被胡家痛打一顿，撵出门外来了。据胡根富说，因为存着善心的原故，才没把他送入官府，但是，可怜的老人家惩罚已经受得够了，不但被痛打了一顿，而且没领到在胡家做了两年的工钱，于是他一气便气死了。”另一个“瘦削的汉子”的父母只是因为地主张举人为了强买他家的田地而被地主欺凌而死……在农村，地主可以为了田租、为了一块好地、为了克扣工钱甚至为了农民家漂亮的妻女而轻易将农民至于死地。而《少年漂泊者》则借少年汪中之口揭露了城市里的资本家如何为了私欲而视人命如草芥：“当吴大军阀掌权的时候，维嘉先生，你当然记得:他屠杀了多少无罪无辜的工人啊!险矣哉，我几乎也把命送了!本来我们工人的性命比起大人老爷先生的，当然要卑贱得多;但是，我们工人始终是属于人类罢，难道我们工人就可以随便乱杀得么?唉!还有什么理讲……从那一年残杀的事起后，我感觉得工人的生存权是没有保障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如鸡鸭牛豕一般地受宰割。同样，《短裤党》也控诉了工人非人的生活——挨打、挨骂、女工被****、工人被杀害是如此平常的事情：“沈船舫好杀人，但杀的多半是工人!军警好蹂躏百姓，但蹂躏的多半是工人!拉夫是最野蛮的事情，但被拉的多半是工人!红头阿三手中的哭丧棒好打人，但被打的多半是工人!米价高了，饿死的是谁?终日劳苦，而食不饱衣不暖的是谁?……”

“阶级”是蒋光慈作品的核心，是我们深刻理解蒋光慈作品的关键。蒋光慈以“阶级对立”划分了现实生活，从而苦难的产生、仇恨的根源均指向有产阶级的罪恶，无产阶级的“阶级优越”预设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从而产生了阶级压迫——被压迫者奋起反抗——建立新的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一作品模式，这一模式对30年代的革命文学以及之后的延安文学乃至建国后十七年文学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以一种“原型”的意义出现，被无数次的模仿与复制。所以，可以说，“阶级”是了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