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画民魂”、“举火把”成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众多现代作家的自觉追求，也成为他们艺术创造的价值目标。不独独鲁迅，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田汉、胡风、艾青等等，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自身在社会大系统中文化身份、价值作用做出了定位与选择。即便是作品曾被划入“另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家，其中如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之类，尽管有艺术观念、言说方式上的不同，但在大的方向上，依然着眼于文学要成为社会的写照，表现对人生、对生命态度的严肃探索精神。这不能不说也是有意义的价值选择。依现代文学的经验，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在文学的价值选择上，大致上呈现为以下三种形态，或者说是三种基本的方向：其一，文学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互渗互动。“互动”表明变化。它不同于以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是从文学认识论的哲学基础转向价值论哲学基础，也就是说，不仅仅探讨文学对社会反映与被反映、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而是从文学活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着眼，深入解释文学实践主体的需要、动机与文学客体属性之间建立的价值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研究各种价值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特别是作为文学活动主体的个体追求文学价值的动因。价值关系视角在这里就获得克服或者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或者片面追求所谓“纯文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既是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扭转现代文学部分创作被动局面的需要。此价值选择的哲学基础并不动摇反映论基础，而是进一步深化这种基础，从而更有利于实事求是地解释现代文学的价值现象。

其二，启蒙与政治审美化的不同路径。中国现代文学因是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无疑渗透着浓浓的政治文化因素。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之而凸现出来。从价值的选择看，现代作家作品中选择的是或将政治性内容审美化，或将审美性因素政治化两种取向。前者以鲁迅、茅盾、巴金为代表，将启蒙政治予以审美化，如鲁迅的《呐喊》、茅盾《子夜》、巴金《寒夜》，都从社会问题入手，从生活、感性、语言、现象赋予艺术生命；后者以创造社、前期“左翼”为代表，从审美浪漫主义转化为革命浪漫蒂克，从文学革命转为革命文学，走的是价值选择政治化的道路，虽给现代文学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也不失现代性文学道路的另一种探索。

其三，文学价值选择是中国人在进入现代社会后的精神世界的感性显现。创作与欣赏，作为作者和读者的一种精神实践，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文学的价值实现过程也充满非常复杂的现象，它既反映着文学价值实现的取向、程度，也体现着社会价值取向、精神追求的特征。每一次的文学价值观念、价值创造和价值体系的重建，都发生在社会和文学的重要历史转型期，都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密切相关，都是对文学主导发展方向的价值探讨与引导。在新文学发展历程中，其价值选择和价值重建始终不曾停止。这个过程中，有时相对“统一”，有时“杂乱无章”，有时相对平静，有时冲突激烈、流派林立。对于作家而言，有的是一以贯之（如鲁迅），有的是与时渐进，有的是前后相左（如胡适）。但总起来看，中国新文学形成了两大文学价值主导系统，即以肩负历史和民族责任、追求文学参与历史过程因而突出文学对国民群体的精神重建的文学价值系统，与以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和个性自由因而追求文学超越意义的文学价值系统。

中国现代文学价值选择现象，在不同时空中有不同的形态、内涵、要素和结构模式，从时间维度来看，存在前后矛盾甚至相悖的现象；从空间维度来看，出现过同一历史阶段激烈的价值冲突和对峙现象。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在不同时期或者冲突对峙，或者相互交织，特别是在不同时期的嬗变，构成了复杂的文学价值现象。现代以来这种文学价值系统格局的生成，既有时代现实需要作为选择依据，同时又与传统的文学价值体系一脉相承。

从现实选择来说，一方面，现代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学的价值取向主要被现实的社会历史价值的追求所左右，文学不得不在参与历史进程中体现自身价值意义，这是文学追求社会功能和历史价值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要获得其独立价值，必须也必然在重视文学特性的前提下，关心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命意义，表达情感和抚慰心灵，这是追求生命意义和艺术特性的文学价值系统生成的主要原因。

从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说，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在文学价值选择的表层，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姿态，以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为思想武器，但是在文学价值体系深层，则有着与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中国文化精神在根本上决定对外来思想的选择和实践的向度。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形成并在后来延续嬗变的两大文学价值系统，有其必然性，而其造成的理论上的思维定势至今还在发生影响。

进入新世纪，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在新的时空下得以延续、丰富和深化，特别是在张扬个体生命价值和文学独立自由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体验生命过程，追求心灵自由，强化情感表达，建构精神家园等，可以说是对曾被抑制的这一文学价值取向的历史性补偿。但是，这一文学的价值选择取向，在达到一定发展程度后，在一部分作家那里，并没有走向与另一价值取向的相互激荡和推进，而是借助于当代世俗化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和非理性主义精神又走向了另一极端，由从缺失的 “补救”到极度地扩张，从合理的生命张扬到无限度的欲望释放，无序与失范状态日益突出。这在一些当下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在关于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中，进入相对主义、个人主义的历史叙事，由对“宏大叙事”的颠覆导致对历史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质疑；当人本意识成为文学价值追求的新的逻辑起点，文学回到了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艺术解释后，也出现了在人的问题上价值失范的现象，特别是关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表面上的丰富感性实际是缺乏理性约束的欲望放纵；完全否定终极理想和价值预设，消遣游戏观念与媚俗现象并存；回避社会现实问题与责任感淡化，被动地迎合读者，从而出现价值的错位和迷失。等等。从“现代”经验看当下“ 文情”，既有重蹈20世纪价值选择中借助于社会条件偏向一隅、走向一端的覆辙的可能，也有在新时期文学繁荣基础上进一步嬗变、转型发展的基础。其现象的多样复杂，冲突的激烈，作家面临的精神痛苦、迷惘和艰难选择，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乐观地看，或许正处在突破和超越的前夜，有可能在对峙、交锋、冲突中走向整合与融通。这将是又一次历史性的嬗变和价值。

我们认为价值评价、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等文学价值问题，需要借助于价值哲学，从价值论入手探讨。现代文学所提供的经验，是对现代以来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延续、丰富、深化以及进一步地对峙、冲突和极端化，而冲突的基本趋势是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和文学独立自由倾向日益走向无序与失范。我们能否走出千年形成、百年延续的循环圆圈和对立封闭的价值结构模式，立足中国现实，融合东西文化，重新整合文学价值理论资源，在吸收古今中外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应对电子信息时代的冲击，以人为价值主体，建构和谐、开放而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文学价值系统，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价值重建问题。我们认为其有益的启示意义主要是：

第一，从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看价值融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宏观说，文学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文学以人为价值主体和轴心，向外，追求人与世界（社会、自然）的“效应”关系，包括形象而具体地感悟、认识、理解世界，引入介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并确立自己在其中的价值意义；向内，寻求精神的平衡和心灵的安顿，通过文学表达或激发自己的感情，满足精神需要，体验生命，健全人格，合理地生存。这两种最本元的文学价值追求的延展和嬗变，是构成两大文学价值主导倾向的根源。从价值重构的角度看，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立人”与“立国”的关系。在近代，梁启超面对羹沸蜩螗的国事，呼吁用小说来改良群治，并启蒙大众。他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4梁启超实际上摭取了“立人”与“立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这种价值观与思想文化变革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价值选择中，不仅如何“立人”与“立国”的双向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对“立人”本身如何理解与如何进行艺术表现也是重要的价值重建课题。立国必先立人，是鲁迅为代表的那一代文学家的理想和信念，是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动机。但是，围绕“立人”展开的文学价值取向上出现过许多分歧，引起将“立人”与“立国”联系起来与游离或对立起来而产生的不同冲突。文学如何处理立人与立国、建设精神家园与介入历史过程，始终是文学价值重建的重要问题。鉴于文学活动具有自由的精神创造活动等特性，文学价值体系的具体形态将会是复杂的，它不仅介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也能对社会的情感系统、人的精神家园的建构发挥特殊作用，对社会的信仰体系、对人的诚信理念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从文学审美特性着眼，联系中国近代以来人文精神中不断强化入世层面而缺少超越层面的现象，文学以自身的特质介入社会价值体系，弥补主要靠政治上的共同目标和阶级的共同意志来统一人们思想所带来的不足，开辟和建构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空间；确立以人为价值主体的文学观，消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整合融通两大文学价值系统，寻求价值内涵的普遍认同与价值结构的科学和谐。

第二，真、善、美是价值的基本范畴，同时也是文化的基本范畴，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文学是有鲜明的思想性的艺术，是包涵较为鲜明的真、善、美的内容的，是对人的知、情、意都可发挥作用的艺术形式。因此，文学价值的选择，不能回避真、善、美及其相互关系。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真、善、美本身及其在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结构、位置的理解存在偏差。“浓于伦理而淡于宗教”的文化特性，使文学中的伦理道德的价值即善的目的性被格外突出，而遮蔽了真与美；而当它被推向极端之后，又会转向对所谓“纯美”的追求。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大多注重人生与人心之真，将“善”向人性深处推进，又使佳境与笔墨达臻完美。“五四”时期，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叶圣陶都写有“真 ”、“善”、“美”兼具的问题小说。鲁迅、许钦文、蹇先艾、鲁彦等寓居京城，但魂系乡土，以爱美与求善排遣现实中人性的苦闷。林语堂的小说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相绾结，突出基督教人性“善”的一面，肯定人的真实价值。他说：“短篇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同情心，而予读者以愉快之感。”15沈从文在战乱年代目睹了城市人文明的退化与人格的萎缩，把价值选择定位于人的美好和和谐的乡村世界。以《边城》为代表的一批作品，正是实践了他的文学价值追求：“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16孙犁在抗日背景下写的《荷花淀》，战争与人性善这两者并不冲突，正是战争中人性善的存在才显现了战争的残酷性与毁灭性，从而揭示了战争的真谛。今天，在一部分作品存在着以假乱真、以丑为美、以恶为善的现象时，重新认识真、善、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重建文学价值系统的重要课题。从价值选择去看，最大的自由是合规律性、合完善性的艺术实践，是真、善、美的合目的性的统一，最终目的是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

第三，认识对文学“需要”进行价值论分析的必要性。人对文学的需要是构成价值关系的重要方面，需要的复杂导致价值取向的复杂，研究“ 需要”是揭示文学价值迷失与混乱的重要切入点。当前文学的复杂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对文学的多种多样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般道理来说，什么作品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读者的需要，什么作品就会被接受，就有发行量，就显出它的更大的价值。但正是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实质问题，就是，“需要”本身是有层次与合理与否的区别的，是有价值取向的。文学满足人的需要，当然是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但是，它有一个总的取向，就是在整体上有利于人更好地生活和全面地发展，有利于人类共同的进步。实际上，“需要并非天然合理，主体需要有健康的、有益的需要与不健康的、有害的需要之分。满足健康的需要，是有价值的；满足不健康的需要，只能产生负价值。”17坚持主体需要的客观社会性是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关键所在。对主体需要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把主体需要混同于主体欲求。人的需要本身并不取决于人的意识，也不取决于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而取决于人的社会本性，取决于个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人的客观生活条件。不能把主体需要同其在意识中的反映（欲望、幻想、情欲、兴趣、动机、目的）混同起来。文学有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理想、愿望的功能，也有陶冶情操、净化不合理的欲望的义务。文学价值重建如果不能在“需要”层面作出理性分析，而一味地把满足人的无限的欲望当作“满足精神需要”，只能加深价值混乱而无益于价值系统建设。对需要也有一个评价问题即衡量需要的价值高低的问题。主体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是以主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种需要的出现并不是纯粹主观愿望，而是社会发展促进和激发了个体的新的需要，或者说是受社会客观条件所制约，从根本上说是由历史决定的。而把主体的需要看作纯粹个人随心所欲的主观愿望，则必然导致脱离历史环境进行文学价值评价，引起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矛盾冲突。从主体归属说，“需要”有个体、阶级、群体、民族、人类等不同层次。每个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都是一个主体，每个主体都有一套价值坐标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的需要就是价值评价的内在尺度。当然，主体归属意识具有复杂性，个人、民族、阶级、人类等不同层面会存在主体意识相互交织现象；同时，主体归属意识并不一定直接决定文学价值蕴涵。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的价值属性是否具有普遍性、人类相通性，与主体归属意识有关系，但这不应同时导致另外一个简单的结论，认为越是超越时空具体性的文学作品就越有价值，或者离开个体、民族、阶级的主体归属而只从“人类”主体意识出发的文学创作才具有人类性和永恒价值属性。不加区别地谈论“主体”，把具体的主

体（或个人的、或阶级的、或群体的、或民族的）需要说成普遍的（抽象的）人的需要，是常常引起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分歧的重要原因。

第四，文学价值系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要寻求一个绝对“完满”的“唯一正确”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地对价值导向的选择过程；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代，尤其是在价值多样化的时代，需要建构较为科学的相对稳定的主导文学价值观念系统。文学价值选择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为价值中枢，一方面文学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文学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特性。以闻一多的心路历程为例，从《死水》、《红烛》到《诗言志辨》到《最后一次讲演》，可谓从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既是作为个体，又同社会潮流与文学主潮合拍的人生进取和文学进取，作为包涵文学价值和精神世界丰富的作家，他最终用鲜血完成的旅程比作品更动人、更显示其独立的价值。文学不能被动地顺应潮流，而应主动地介入生活，在保持独立特性的前提下重建价值体系，构成文学与历史、与人的新的价值关系，在宏观上形成合理的文学价值结构系统。

第五，文学价值重建和嬗变受社会对文学整体“供求关系”的制约。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刺激了新的文学需求，也引起文学价值体系的剧烈变动。如果把文学从创作到出版到阅读看成一个精神生产和消费的过程，那么这其中就有“供求关系”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有供不应求的时期，也有供大于求的时期，有复杂的供求矛盾。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文学自身的，也有社会变革方面的。所谓社会变革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变革直接刺激某种文学的需求，使之呈现出“需要优势”，如 “五四”时期对彻底反封建的“呐喊”文学和张扬个性解放的“人的文学”的特别需求，抗战时期对救亡的战时需求。以艾青的诗集为例，他最早自费印的《大堰河》只印了500本，托书店代卖，一周卖了不过几本；而抗日烽火中出版的《北方》、《向太阳》、《火把》等则成了“热门货”，不少年青作者作为“信物”购赠给恋人或携带奔赴抗战前线，也成了战时诗朗诵主打作品之一18。另一方面是社会变革对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影响对文学需求的间接刺激和影响。文学供求关系的变化是社会精神动向变化的反映，其背后则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原因，社会变革对文学需求的刺激，或者说对文学需要优势的形成的影响，直接影响文学价值取向。当今文学在“供求关系”方面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从文学价值的主客体关系入手探讨，特别是对“需要”的深入研究。

第六，社会重大变革既给文学的发展提供机遇，又提出难题，特别是文学价值重建的难题。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实是在一直追求价值的历史性的变革和整体的调整，但同时，这种选择、重构和调整的深广度又是有限的，路径也是曲折的，传统观念在某些方面的反复显而易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本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既给文学提供机遇，又不断给文学提出难题，同时又掩盖和暂时“淡化”了某些文学难题，一遇机遇，似乎难题不难，机遇一过，难题如故。文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起伏沉落，文学价值的过度地被褒被贬，以及许多相互冲突、矛盾和前后悖逆的现象，都有社会历史的动因，但它们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和必然的，这些现象的出现正与机遇与难题的交织相关。我们不能指望社会提供一个“完善”的静态的条件，然后去重建文学价值体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如何把握历史提供的机遇以克服价值重建难题，进行有效的价值创新，是需认真对待的现实课题。

注释：

①从对新文学发轫期先驱者理论如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重新解读中会发现，“重建”的直接动因和出发点，源于他们作为先进知识分子从“新民”、“新国”、“ 立人”、“立国”、重建价值体系的历史高度意识到“新”文学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在对文学属性、功能的重新理解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学整体与社会发展、与人构成的不和谐的价值关系的重新认识。他们在各自的理论中，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基本的共识：第一，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社会及其国民普遍存在

的病状负有责任，并形成因果关系，文学是“因”，弱国子民的现状是“果”，因此文学必须革命。第二，文学对于社会发展和国民精神的引导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文化精神体系的由“旧”到“新”，有赖于文学参与其中。

②见耿云志《胡适年谱》，第39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年版。

③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660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

④⑤⑥⑧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杂文选集》（上册），第85页，外文出版社1976年版。

⑦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⑩鲁迅：《“立此存照”

（三）》，《鲁迅全集》，第6卷，第6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

14饮冰：《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梅圣泉：《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六卷）》，第115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8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