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五四”时期冰心作品的“说教气”

论文关键词：说教气 “五四”启蒙 基督教思想

论文摘要：冰心是“五四”文坛上的“爱的歌者”，她以童心和母爱为主题，创作出了一批清新婉丽、情致独特的作品。然而，当今天时代的光环褪去后，再去审视冰心的作品，就会发现有一种“说教气”弥漫其中，这表现在叙事结构自觉选择两种预设模式，人物形象塑造过于简单化上。本文将从时代选择、基督教思想文化、作家的起点与思想局限三方面试分析之，并揭示出冰心作品在其当下的文化意义。

在“五四”文学时代，冰心和她的作品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以文坛“爱的歌者”的形象，用“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笔法，创作出一批情致独特的作品，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然而在今天：冰心的许多作品再也难以让我们感动或产生共鸣，在时代的光环褪去之后，它们不得不承受读者的冷落，而仅更多地为文学史家们所评述。我认为，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冰心作品中挥之不去的“说教气”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寂寞》是冰心早期作品之一，讲一个孩子的寂寞心境。在小小与妹妹玩耍时，冰心写了这样一段话。

妹妹道：“你为什么不跟伯伯到英国去?”小小摇头道：“母亲不去，我也不去。我只爱我的国，又有树，又有水。我不爱英国，他们那里尽是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孩子！”妹妹说：“我们的先生常常说，我们也应当爱外国，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爱你就爱，横竖我只有一个心，爱了我的国，就没有心再去爱别国。”妹妹一面抚着头发，说：“一个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儿，就如我的一个心，爱了父亲，又爱了母亲，又爱了许多的……”

这其实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我相信两个年纪小小的孩子玩耍时决然说不出这样具有某种深度的话来。冰心似乎是故意设置了这两个孩子的对立的观点。与其说她偏向于妹妹的观点，不如说她是有意借妹妹的口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宣扬博爱。而在她的其它一些作品里，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情节。如《超人》的姊妹篇《悟》，“他”用“爱的”说服了朋友钟梧的“人生哲学”，证明着大地万物，都是“一幅万全的‘宇宙的爱’的图画”。由此可见，冰心是刻意地去设置两类人物的不同观点，而以她的“爱的哲学”去说服另一方，并形成统一的见解。这是其一。冰心惯用的另一叙事结构是采取《圣经》式的救赎模式组织故事，主人公一开始都是怀抱有仇恨人生的态度，后经由神圣的爱的洗礼与熏陶而得到慰藉与拯救，最典型的就是《超人》和《世界上有的是光明…快乐》，而这位“爱的使者”又往往由天真纯洁的孩子来充当。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人物是具有自主意识的独立个体，作家应该尊重人物自身发展的要求。而冰心采用的这两种叙事结构表明，她并不打算让人物真正地活动起来，人物只是为了叙事的需要而设置，不是情节自然而然地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是作家干预到作品中来，推着人物往她预设的道路上走，人物处于“失语”状态，读者只能听到作家急于表达的声音。在这里，冰心呈现给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她关心人物应该说什么，而不是人物想要说什么。她只是想借着人物对预设好的读者说话。

由此进一步分析，作为冰心创作两大主题的母爱与童心，就常常表现出了过于抽象化、哲理化的倾向。作家自我情绪没有节制的扩张，使得她笔下的儿童形象与母亲形象成为某种概念的象征体。他们缺乏人间烟火气，世俗感消失而更具神圣乃至神秘气质。儿童言行与实际年龄不能统一，形貌类似《圣经》中的天使；母亲形象更是被隐藏在了作品中，模模糊糊让人看不清真实面目，这些都给人以生硬之感。总之，叙事结构的自觉选择，人物塑造上的简单化，归结为一点，就是“说教气”太浓。

其实，正如夏志清所说，“只有当冰心忍住不去谈理说教，专心去描述孩子们单纯的喜乐与悲伤时，她才是一个相当具有感性的作家”。冰心爱孩子，爱母亲，以她细腻委婉的笔法，她是可以刻画出真实生动的儿童形象与母亲形象的。她的一些不怎么说教的作品，如《离家的一年》就将一个终日生活在幸福家庭的孩子离家前后的复杂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是冰心自身经历的写照。我们今天读来仍深有同感，可见它写出了真实的人性。但只是可惜，冰心在创作中经常无暇在儿童世界多作停留，她的目光总是掠过儿童世界而将最终的落脚点放在青年世界上。她急于用“爱的哲学”去表达，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水准为代价。

相对而言，冰心小说的说教气似乎更浓一些，而她的散文则好多了，是真正属于她自己，表现她自己的。如长篇散文《南归》中回忆自己的母亲，母亲在病床上的痛苦，对子女点滴的爱，都通过冰心细致的观察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不禁潸然泪下。她小说中勉强为之的痕迹，在散文中消褪大半了。难怪冰心曾坦言散文是她最喜爱的文学形式，这应该与她终于可以任意成文，无所牵绊有关吧。这一点在后面还有涉及。

就冰心而言，弥漫在她作品中的“说教气”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首先，它是“五四”时代催生的产物，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真实心态的反映与自觉的选择。“五四”是一个精神启蒙的时代。揭示民众所受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苦难，唤醒并安慰孤独的灵魂，是启蒙者们不遗余力所要完成的重任。冰心出生在一个海军军官家庭，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只要看看她自成一派、典雅清丽的，就可以知道她受中国熏染的程度。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观和自觉担负起时代重任的精英意识也很自然地存在于她的头脑之中。她曾走出校门，积极为“五四”宣传呐喊。冰心认为是“五四”把她“震”上了的道路，她的创作呈现鲜明的“五四”风，而她的说教是属于“五四”启蒙话语体系中的一类。她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对现实世界的观照，以彼岸之光来照亮并温暖着此岸世界的人们。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总是难以摆脱对时代的使命感，但又不愿放弃对自身独立品格的追求，所以，在史上，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同时使用着两套笔法：强为之注入意识的小说与能够书写真性情的散文。冰心恐怕也不能逃脱这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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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说教气也来源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冰心有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家庭背景与精神土壤。茅盾在《冰心论》中认为，“大凡一种外来的思想决不是无缘无故就能够在一个人的心灵上发生影响的。外来的思想好比一粒种子，必须落在‘适宜的土壤’上，才能够生根发芽，而此所谓‘适宜的土壤’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冰心出生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在爱的陪伴下成长起来。一二十年代的冰心身处浓厚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中，她的家庭有与基督徒交往的经历，她就读过的贝满女中、燕京大学和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都属于教会学校，这使得她与宣扬博爱、原罪救赎的基督教文化有了一个较好的交流平台。在此基础之上，她产生了对基督教的认同感和亲近感，特别是对基督耶稣“爱的人格”，她是心存敬仰的。在她看来，耶稣无疑是一位爱的者与实践者，他自觉承担了人类的罪恶，又以最宽容最伟大的心胸饶恕了对他施加凌辱的人们。赞美耶稣的“爱的人格”是冰心在创作上的一个自觉，她有志于效仿耶稣，传播爱的福音，而对她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中的笔来安抚脆弱的灵魂们。于是她经过思考，又找到了一个途径：宣扬“爱的”。

“爱的哲学”是冰心融合她个人的气质与体验，在基督教文化的启发与时代要求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以母爱、童心和自然作为基点，建立“爱的人格”是其核心。在“五四”落潮期，正如鲁迅所言，是“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在经过大的表层动荡之后，又归于平静。人们找寻不到精神的寄托，无路可走的苦闷尤为强烈，“爱的哲学”的出现恰逢其时，带给人们心灵的宁静与温暖。然而“爱的哲学”成就了冰心，也束缚了冰心。它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并且与现实的黑暗反差很大，“爱”在现实中处处碰壁，显示了它的软弱无力，它并不成熟完善，而冰心出于思想局限也不可能进一步自圆其说。因此冰心不得不动用大量的，进行直接的说教，用她充满幻想与浪漫的笔去营造这一美的所在。她的作品类似一篇篇“爱的福音书”，在对人的宣讲中完成对人精神的灌输，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圣经》中传道行善的耶稣对人的训诫。

最后，冰心的起点与思想局限使她暂时无法摆脱说教气。冰心是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问题小说”只提出问题，不给出答案，社会价值大于文学价值。可见，冰心的文学起点就是不成熟的，更注重社会性的。而她又与其他的一些“问题小说”作家如叶圣陶等不同，她的家庭背景单纯，她缺乏像叶圣陶那样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生命体验，所以叶圣陶能很快跳出这一圈子，而冰心却常常徘徊不前。尽管她不是像有些人所称的那样属于“闺秀派”作家，但她的经历、她的世界观还是影响了其作品深度的进一步挖掘，她的“爱的哲学”也只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而更大的飞跃要等到三四十年代，那时的冰心显然在表现手法与思想倾向上，都与底层民众更接近了。

上面分析了“五四”时期冰心作品“说教气”的表现及成因，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与梳理，我发现在今天读者难以喜欢的这种“说教气”，在当时读者的眼中却有可能具备别样的亲切感。 当然，脱离了那个时代，我们却感到这说教已经不能再与我们产生情感共鸣了，我们也不再了解那个时代。说教在当时的正面影响，今天又成为它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个原因。然而，我们是不能苛责冰心的。毕竟，能较少受社会干扰、单纯进行文学创作的又有几人啊！或许我们还要问一声，在看重物质超过精神的当下，还会出现像冰心这样真诚的说教者吗？还会出现像她的忠实读者群那样对精神孜孜以求的听教者吗？也许，我们面对冰心作品，重要的不应该再是对它们存在的缺陷嗤之以鼻，而是要努力去寻找一些已失落了的人文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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