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文化意识：论刘震云小说中人性异化的根源

论文摘要：刘震云是当代著名作家。他总是把深奥的道理寄寓在简练的文字当中。他的小说中写满了横七竖八的被异化了人性的人。从权力的实施者和受众两个方面研究和分析刘震云小说中人性异化的问题，并将异化人性的根源指向中国传统的以官本位为主要特征的权力文化意识，对人们理解刘震云的小说有很大帮助。

论文关键词：人性异化；刘震云；权力社会；权利；文化意识

关于权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

权力具有强制性，因为它代表的是统治者的意志，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关于权力，笔者更倾向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给权力的概念：“权力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权力以及由长时间的权力社会形成的人的权力文化和权力意识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人的各种活动。刘震云笔下的许多作品如《官场》《官人》《头人》《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等作品，都表现了权力对人本质的异化。权力的实施者和受众每时每刻都在因权力而发生着改变。

一、权力的强制性和愚民性

(一)权力强制异化人性

权力可以合理合法地异化被权力约束的人。人性在权力面前是被动的、服从的。人性被异化是顺理成章的。这里的权力在异化改变人性的时候，披着合法的外衣。《头人》里，“封井”管住了孤老破鞋；给猪狗“染头”制止了盗贼；人变成了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奴隶：被吃、被拿、被奸、闺女被搞都变成了很自然的事情，送上门还排不上号呢!至于被批斗、被整治、被杀戮，多数还是由于对权力的认同而自己变得驯顺。实在危及到生命的时候，才迫不得已逃跑。相对于至高无上的权力，普通民众就是一个个可有可无的符号。《故乡相处流传》里面抛钢铺儿可以决定十万俘虏的生或死、可以决定几十万人是否迁徙。政治的荒诞背后隐含的仍然是权力的无穷力量。

在《我叫刘跃进》中的包工头任保良被关进洛水监狱的原因，也是因为在开卡车贩卖活螃蟹时候卡车超宽超高，在洛水路卡被警察扣下。他悄悄塞到拦车警察兜里二百块钱，警察没说什么。等他开起车要走时候，从岗亭又下来一个警察，重新检查他的证件，说他手续不全又要扣车。任保良找收了他钱的警察还钱，警察却说没收他钱，导致冲突发生，他挨了警察三警棍之后，夺过警棍打了警察。“砸别人的事小，砸警察的头，事就大了。本是轻伤，也就出了点血，经医院鉴定，成了重伤，脑震荡，加上妨碍公务罪，任保良被判了两年零八个月。”这里的警察用权力异化了任保良的行为，“小人物”在权力面前是无奈和被迫的。

(二)愚民宣传异化人性

掌权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除了用法制约束民众的人性，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他们还用谎言愚弄没有思想的民众。话语都是为政府统治服务的，或者说，是统治者愚民的一个重要手段。《故乡相处流传》里面“他们(丞相手下的人)教我们明白刘表是个红眉绿眼的魔头，他手下也都是些妖魔鬼怪，千万不能让他们过来，过来就杀我们的小孩子，奸淫我们的妇女；我们的朋友是袁绍，袁绍的队伍和他们训练的新军是跟我们一样的庄稼汉，是好人，可以团结。当然，谁是世上最好的好人?曹丞相。他带兵到这里，就是为了和袁绍联合，共同解救我们，打败刘表，解放家乡。每日这么讲，几个月下来，我们也真恨上了刘表。”权力拥有者的愚民政策，是为了利用愚昧的民众为他们夺取权力。

还有，朱元璋先说来开会的只是见见面、发豆腐、不迁徙，结果来了以后告诉大家来了的都迁徙，“天有不测之风云，人间经常变消息。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政治谎言的愚民性是和权力的强制性捆绑使用的。当欺骗不奏效的时候，跟着的就是具有强制性的暴力。“逃的都被士兵和和尚用枪搠死了。外逃的被搠死几百个之后，大家也就安静了”。明初太祖皇帝强制进行的大迁徙，由于准备不周，在路上遇到各种灾害，民间损失惨重，但到了朱皇帝那里却能够把它总结为一件好事，居然说我们民族“人多容易闹矛盾、扯皮、相互推矮、相互拆台。现在我们十成人死了七八成，这令我们悲伤，但也没什么，我们可以化悲痛为力量，干出更多更好的事情”。政治谎言虽然具有欺骗性，但是同样具有迷惑性，对于愚昧的民众来讲是有很大作用的。因为民众的精神里面深刻的东西很少，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就是“坐稳了的奴隶”，成了政治上“无知者无畏”的盲从者。或者说就像一片空白的土地，种什么树苗就会结什么果实，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说炼钢铁就炼钢铁、放卫星就放卫星。这也是权力异化民众的最深刻而且非常奏效的手段和方法。

(三)行使权力异化自身

权力异化着被权力约束的人的同时，也约束着掌握权力的人自身。人拥有和行使权力的过程，必然是人同时被异化的过程。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权力的异化导源于人性的不完善。”[31人异化权力，权力更能异化人。不具备控制权力者非人性的特点，是很难拥有权力的。《官人》里的副局长老刘，本来六十四岁，必退无疑，却“四下到同志们中间活动”，“为了拉选票，还脸上挤着笑，与一些二十多岁的刚到单位不久的大学生称兄道弟，弄得人家哭笑不得。”是权力让老刘变了形。《头人》写自民国前三年开始申村头人的变化，头人的更替简史也是权力争夺史。行贿、暗杀、揭发报告都成了争夺头人的手段。到《故乡天下黄花》里面动乱的社会时代，谋杀和杀人成了争夺村长的主要方式。许布袋“许多年中，以谋反为由，杀了一个李小闹(李文闹的长子，长到十六岁那年)，杀了一个周罗恩(一个无法无天的地痞)打残了一个路片锣(一个又臭又硬的佃户)”残酷的斗争背后的指挥棒，仍旧是权力。家族式争夺的经验，就是杀死威胁代表着权力的村长地位的人。在权力争夺面前，十六岁的孩子“谋反”也是很危险的。权力使杀人成了人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当村长，不杀都不行。就像说《故乡相处流传》里面曹操的话“不要看猪蛋杀猪，樊哙也杀猪，杀猪的懂政治，这职业离政治近。”刘震云以他自己独特的幽默为政治权力的暴力特征作了诠释。为了当好村长，杀一个或几个人的时候，杀人的人心理或许还会有一丝的不安，像李老喜雇凶杀了孙殿元还去吊唁。这种情绪，在《故乡相处流传》里曹刘大战时则变得逾越了冷漠。这边“主公、丞相都怀抱花雕，分别回府和回帐饮酒”，那边“接着小的们在土岗内外就开战了。先是阵地战，后是肉搏战。百万人扭在一起，啃腿的，咬蛋的，掐脖子的，到处是变形的脸和折断的胳膊腿。从天明打到天黑，又从天黑打到鸡叫”；这边“主公和丞相都喝醉了，各拥一个寡妇睡觉”那边“战斗才结束。死十万伤二十万，主公胜了，丞相退了”。能够熟练运用权力规律和愚民技巧的人，吃喝玩乐问就实现了权力的斗争。

二、受众对权力的依附和顺从

实际上，权力作用于人，更多情况下不必靠强制力。文化的传承特性使人在权力规则出台之前，人就已经将自己改变了。民众的麻木、无知与政府的愚民宣传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民众骨子里善、恶的因子本身就有，人其实已经习惯了被异化的状态。《头人》中反复出现的两句话“××，这儿吃吧!”“××，我这先偏了!”，他们是真正地想邀请头人吃饭吗?也可能有真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是在“民以食为天”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普通百姓对权力态度的：邀请你吃饭是对你最高的尊重和敬畏。“××”，浓缩了百姓敬畏的掌握各种权力的村长、保长、土匪的名字。从小林违心地帮助副局长老张搬家、为他刷洗厕所，到《新兵连》里面为了有个好出路迷失了善良淳朴本性而互相攻击打小报告的农村兵，里面都充满了权力异化人性的痕迹。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写我为丞相捏脚都成了无尚光荣的行当。如果丞相不是权力和化身，谁会真的愿意捏那流着黄水的脚呢?捏脚是依附权力的一种手段罢了。不然猪杂碎、猪尾巴怎么会自己跑到我家?等曹操不用我时候“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没了活路。家里马上没人再送猪尾巴；连以前送的猪尾巴，现在也自己像蚯蚓一样扭动着身子、折着跟头往屋外翻。”等白石头给丞相捏脚时“当天晚上，从我家逃出去的猪尾巴，全像蚯蚓一样扭动着身子，扭到了白石头家。”多么形象的借喻!这里的包括我在内的民众，都将违心地仰慕权力、崇拜权力当成了一种生活习惯。里面的我爹是个“贪生怕死，在家欺压儿子，在外面惧怕当官的，但是一天见不到当官的就像丢了魂一样。”则是长期被愚弄习惯后对权力的既惧怕又依赖的畸形心理。

在《头人》发表后的创作谈里，刘震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家永远不要忘记，官是没有错误的，一切全在群众。有什么样的群众，就会生出什么样的官。我们不要责怪官!”这些草民在权力的奴役欺凌下，他们不但丝毫没有反抗和觉醒的意识，甚至更多敬畏、渴慕和依附心理。《故乡相处流传》中发生春荒后，几十万人缺吃少喝，为了欺骗百姓继续给他卖命，曹操亲自来到民间，“单是看到曹丞相，能见一个真人，就够我们激动半天的。

立刻，我们精神陡增，从一条疲沓不堪的软虫，又变成剽悍粗犷的巨龙和哥萨克。”当丞相驱使他们为争夺沈姓小寡妇而血溅疆场时，他们仍向曹丞相表白：“丞相，离开了你，我们变成了一堆毫无趣味的人，我们前进没有方向，我们生活没有目的。我们成了几十万浑浑噩噩的、没头没脑、多一个不嫌多，少一个不嫌少的苍蝇。”百姓是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帮凶。在百姓眼里，他们是有着“神性”的政治符号的化身。

三、对权力文化意识的批判

从刘震云小说中人性被异化、扭曲、丧失的背后，给我们的是由浅人深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痛苦思索，最后他将罪恶的源头指向了摆脱不掉的以官本位为主要特征的权力文化意识。从作品骨子里的批判倾向，我们可以敏锐地感觉到刘震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专制的臣民社会，中国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这一社会的特征就是臣对君、民对官的服从与依附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往往是以权力为本或以官为本，人民为次或者附属。官对民、政府对百姓皆是欺骗(愚民)和暴力；相对应，百姓则是麻木、愚昧和听命、屈从，是没有灵魂的木偶。二者相辅相成，都没有摆脱被异化的命运，就像一个圆形里的阴阳鱼，“相濡以沫”地向前滚动。历史上政府的杀戮、酷刑、暴力，愚民，中国人自相残杀窝里斗的智慧也是中国所独有的。就像挂在孬舅嘴边的“挖个坑埋了你”!《故乡相处流传》里由于嫉妒白石头在给曹主公捏脚时他爹白蚂蚁享受了嗍猪尾巴的特权，所以当袁主公掌权时，众乡亲发明了将白蚂蚁活活摔死的“望曹杆”，就是中国人窝里斗“聪明”的范例。他们既是祭桌上的牺牲品又担当着屠杀比自己处于更弱势的人的角色。这让人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的“革命”理想，他们仿佛永远也不会明白在中国的官场中“官是没有错的”的道理。在权力斗争的时候，不管对内还是对外，统治者只是为了达到自己掌握政权的目的，受害最多的永远是最广大的民众。处在这样的优势地位上的掌权人，一切“小事”不须他们插手，一切“不雅”之事不用他们亲行，争斗成果固然是他们的，出了岔子当然怪他们不得。《故乡天下黄花》中，在结尾的一场派系夺权争斗中，双方领头人都没有出现，当一方领导赵刺猬听说自己的队伍还用镰刀头开了几个对方的肚子，伤了七八条人命时，他立即费陉手下冯麻子，冯麻子却理直气壮地辩护：“不割他肚子，咱就得失败，权就保不住，你老叔支书不就当不成了!”当权者仿佛够仁慈，也不需要对双方的械斗负责，最后，“开肚子”的指挥者冯麻子和金宝虽被抓起来了，但枪毙的则是其余八个直接杀人者。与《故乡相处流传》里曹操和袁绍喝酒时几十万人为之厮杀同出一辙。

对于权力的理解，陈晓明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些无聊乏味的日常生活因为世俗的权力关系的庸俗化方面的侵蚀而全部变了质，它们是权力的庸俗化消极运作的直接产品。如果说在《单位》里刘震云刻画了权力网络是如何决定并且支配人们扮演社会角色的方式，那么《一地鸡毛》写出了权力网络向家庭的延伸，那些家庭琐事以它习以为常的惯性同样(乃至更深刻地)表达了绝对化的权力生产过程和方式。”《官人》里八个局长窝里斗，搞小派系，明枪暗箭，勾心斗角，目的无非是把对手搞下去，维护自己的权力位置。没有权力和有部分权力都要承受权力的全面控制：下级和领导都不容易。权力不仅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的生存境况，甚至可以左右一切。“在这里，人丧失了人性，泯灭了灵魂，成为一个个权力符号，异化为名利场上尔虞我诈的政治动物。”

在谈到《故乡面和花朵》时，刘晓明说“在刘震云的叙事中，(小说里的)同性关系更主要的是关于政治权力的隐喻，和对权力秩序的一种反讽和批判。因而，这部小说更倾向于是一部政治寓言。”两千三百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造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是建立在官本位制度基础之上的。陈独秀曾描述过“官本位”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根深蒂固的位置：“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 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有‘做官发财’四个大字。”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识，由来已久。正如刘震云曾经说自己：“我的故乡很看不起我。他们以为我出门忙活多年，该挣个脸面回去。谁知混了半天，只混了个‘青年作家’。”而“我们这个国度混得好不好，是和地位连在一起的。地位是一种身份。个人价值与身份少有联系，而地位的高低，是和做没做‘官’，这个官做到多大连在一起的。大家除了怕‘官’其他什么都不怕”。民众的官本位观念和意识似乎永远不能改变，人性异化也就成为不争的事实。刘震云对权力的参悟从单一的政治批判转向对权力本身的反思、对官本位的文化意识、权力的价值观念的多方位的思考。

最后，刘震云批判的矛头实际是指向现实的。他针对的还是中国积淀太久的权力文化，针对的中国人精神深处的卑鄙和肮脏、狭隘自私和见利忘义，针对的盲目、奴性、冷漠、愚昧、麻木的堕落、扭曲的人性。“他通过历史深入到中国社会与个人的生命深层，以极端化的方式颠覆以前高高在上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最终还原一种标本化的‘中国人’的丑陋、暴戾与深层本性。在历史这面魔镜的映照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泥泞与沉沦状态终于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