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者到被改造者

摘要：二十世纪中国的 “五四”启蒙知识分子首先觉醒，即“人”的意识的觉醒并掀起个性解放热潮，但是，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关键词：“五四”启蒙知识分子 角色变化

一、觉醒

二十世纪初发生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族和民主解放运动。这时，中国才宣称发现了“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政治清明、拯救民生的传统士大夫情结和经世致用的理想和抱负又一次在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身上再现。他们以“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以文学作为高扬其激进思想的平台，掀起了反封建的高潮，担负启蒙国民的重任，积极地投入到了拯救国民、解放民生的时代洪流中。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了发现人和肯定人的时代。

在中国，“人”的意识的觉醒首先从“国民意识”的觉醒而发端。梁启超在维新变法之后认识到真正的文明是精神文明，即“人”的发现。“与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治，无新国家”。并且对“新民”的途径作了一个极端化的强调：“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①在梁启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改变很多的东西，所以掀起“小说界革命”。梁启超的“新民”必“新小说”的思想在当时虽未如期实现，但是“新民”作为“立人”为指归的启蒙思维以及思想启蒙必然依赖于新文学的思维方式却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人。继之而来的“五四”文学革命浪潮，以“个性解放”为武器，批判传统的非人，从而确立现代的人。一切从属于传统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都被认为是奴隶之道德。

“五四”前后，文学全面倡导“个性解放”，首先是从理论上开始的。周作人1918年在理论上首次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主张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研究，而排斥非人文学，开拓了现代文学史上关注“人”的主题，阐明了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这时出现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对中国封建专制体系的吃人本质做了深刻的揭露，发出对封建专制最勇敢的抗议，这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强烈呼唤。小说集《呐喊》以真实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封建重压下的人性的变态，展示了一幅惊人的人性毁灭的图景。鲁迅的创作目的在于把中国人从麻木的状态中唤醒，唤醒国民作为人的意识，唤醒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地位。郁达夫在它的私小说中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向旧礼教宣战。《怀乡病者》、《银灰色的死》、《南迁》、《沉沦》等都是通过对内心世界的剖析，向封建卫道文学宣战，张扬个性解放主题。《沉沦》是通过一个在异国留学青年的屈辱和苦闷生活的描写，发出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愤懑的控诉以及向旧礼教宣战的呼声。这一时期的这些文学作品，鞭挞和批判灭绝人性的非人道的专制统治，以呼唤和肯定个性解放为主题 ，旨在改变中国人以往的非人地位，唤醒人的意识，最终获得人性的解放。然而文学上的个性解放主题并不能担负起全部的人的解放的责任。

二、苦闷

“五四”的个性解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唤醒人的目的，一些知识青年被唤醒并积极投身于个性解放运动。然而这种以自我解放为核心的个性解放并不能承担起人的解放的全部责任，一些在个性解放的感召下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普遍感觉到了觉醒后的困惑和苦闷，他们不得不发问：解放了的自我，出路在哪儿？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个性解放显示了它的局限性 。因为“五四”个性解放的内容更多的局限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对人的肯定主要是求诸于社会，要求社会改变吃人的历史，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包括小人物的价值。它对人的发现和肯定是对人的弱者本质的发现。求诸于社会的个性解放必须借助于社会这个环境，然而此时的中国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后，并未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政治清明的社会，并没有给个体人格拓宽生存的空间 ，而是一个常年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社会。正如鲁迅笔下的一系列人物，如狂人、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都是在“五四”个性解放的倡导下觉醒了的一代人，他们勇敢地反抗传统礼俗，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但是面对社会的大环境，他们在现实中碰壁，随之苦闷、彷徨，最终又回到以前的状态。企图让这些孤立无援的个人承担起整体精神重建的重任，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讲都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幻想。

“五四”以后，这些先知先觉的启蒙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个人的真正解放仅仅依靠单独的个性解放是不够的，它完全取决于社会解放程度。这是由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的个性解放追求与现实环境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尖锐冲突，他们的个性解放陷入了困境。这些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个性受到社会的多重阻力的压迫，他们在个性解放之后找不到出路，遭遇了来自经济、政治、精神的苦闷等多种问题的困扰，因而普遍对个性解放思想产生了怀疑和失望。鲁迅先生对个性解放后的苦闷在《彷徨》中反映出来。在《伤逝》中分析子君和涓生，所构建的“幸福家庭”在现实中幻灭后，子君最终不得不回到她原来所憎恨的父辈家庭。这除了主观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缺少经济上的支撑，经济的困厄把大多数个性解放的觉醒者扼杀了。吕纬甫和魏连殳这些曾经的知识分子启蒙精英们也都被排挤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边缘地带。

吕纬甫和魏连殳所遭遇到的来自物质、精神、生存的多种境遇表明了启蒙知识分子在黑暗现实面前的自我意识的分裂和个体人格的再次失落的悲哀。“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吕纬甫、魏连殳们得不到一个承认和肯定自我价值的文化整体的支撑，找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最终只能从启蒙者变成子曰诗云的冬烘先生，变成军阀的幕僚。为了生存，他们妥协、屈从于他们曾以个性解放与之抗争过的社会：吕纬甫受雇于人，教《三字经》、《女儿经》；魏连殳与“新”的宾客打牌猜拳，魏连殳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为了不再受冷漠，不再有衣食之忧。他们曾经以武力抗拒包围着他们的封建势力，然而最终也只能与旧社会恶势力相妥协。他们痛心于自己的现在，内心里忍受着理想与希望破灭后无力挽回的折磨。他们“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天……”②。这一切都说明了个性解放的局限和困厄。

三、蜕变

随着“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退潮， 曾经众声喧哗的“启蒙”知识分子有的高升，有的引退，有的出国，剩下的散兵游勇则几乎难以成阵了。而像鲁迅那样为数不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荷戟独彷徨者③，也在时代变革的浪潮当中尝试着重新调整自己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五四”人文精神的影响成长起来，从未真正体验过精神与情感磨难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在拒绝历史的同时也拒绝传统，毅然将苏俄的革命文艺思想引入到沉闷压抑的中国现代文坛，并以超越“五四”、消解“五四”的架势，向鲁迅等先驱者进行思想上的发难。他们以“成王败寇”的思维来总结“五四”新文学的历史，紧紧抓住“启蒙”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矛盾性，对于他曾经坚信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展开了猛烈的攻击。钱杏邨说：“鲁迅之所以陷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可以说全是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④ 个性主义曾经象征着“五四”知识分子的荣耀与骄傲，但是时势陡转，“革命派”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使得“启蒙”知识分子的个性主义理论主张成了他们蒙受耻辱的思想污点。如果说鲁迅等启蒙知识分子由于启蒙而遭遇到了现实困境与精神危机，想去寻找新的出路却又犹豫不决地处于一种观望的立场，那么善于追逐思想新潮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则对于彻底放弃“五四”精神、彻底放弃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从一开始就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态度。他们不仅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还以强硬的政治手段，严格规范着其他知识分子思想“左”转的既定方向。当“启蒙”知识分子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了“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全新思想观念，两股力量最终实现了合二为一，共组“左联”时，知识分子的社会精英地位和先锋启蒙作用，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启蒙知识分子由启蒙者而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注释：

①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②鲁迅．彷徨[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③鲁迅．彷徨·题词[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④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A]．文学运动史料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