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访书记

一、做好资源调查的先期准备工作

二、采访概况

这次外出采访不同于以往的图书收集，只要根据目录订单挑选图书即可。为此我们采用了目录检索与人物专访、一般馆普查与重点馆重点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力图从各种途径寻求地方文献的来龙去脉。每到一馆，与业务办公室接洽工作后，就与历史文献部或特藏部的同志进行交谈，请其提供情况，接着查阅各种目录，对于“云南”、“滇”、“昆明”、“西南”、“大理”、“南沼”、“木砚斋”、“重振藻”、“檀萃”等字头的书目．除了已知我馆已藏不抄录外，其余都一一进行抄录。已经明确为我馆缺藏的书目，除详细抄录外，还力争提出原书阅看，了解复印价值所需复印费等。通过拜访查阅，基本摸清了我省地方文献流散于这些馆的情况。

重庆市图书馆是我们采访的第一站。该馆古籍图书尚无目录可供检索，且因库房人员正值党员登记学习，所以该馆的目录检索仅限于解放前的近代图书。查到我馆缺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研究室编印的丛书10本；1935年至1937年出版的《滇戏曲谱》1至6册（我馆只有第一册）；1936年石印的《昆明市市政统计》；1935年袁嘉谷签署的《云南军医学校特刊》；1936年铅印的《昆明市教育报告》；吴致采编著，1947年陆军大学版《滇西龙芒遮畹作战之研究》等。

乘船顺流而下湖北省武汉市即去武汉大学采访。与武大图书馆的同志交谈后方知湖北省馆也有大量的古籍图书和近代出版物。湖北省馆目录体系便于检索，所录书目有一套为《西南研究丛书》、有一套为《西南夷务丛书》，可以补充我馆这两套丛书之缺。计有16种近代出版物为我馆缺藏。

上海地区的采访，据我馆古籍参考部和云南民院图书馆提供的信息，上海馆藏有（清）巴图鲁王造撰之《云南东川营营制总册》和（明）《云南直隶厅志》。但通过上海馆古籍组的负责同志协助查找，翻遍目录均未发现，随后他们建议我们去上海其它藏书较丰的大学图书馆再查。虽然上海馆的云南古籍文献较少，但有关云南的近代出版物收藏不少，使我们足足抄录了三天。

经复查核实计有130种为我馆缺藏，内容丰富涉及地矿、水利、交通、税制农林植物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为了搞清江丙谦，马洲纂之（乾隆）《昭通府志》是否藏在华东师大，几经转车赶至华东师大却扑了个空。在上海师大查询仍未发现《昭通府志》、无意中却发现了该馆藏有（清）蒲起龙撰《三山老人不是集》，是1936年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铅印本，函装一册，封面题《老人不是集》，书名页题《三山老人不是集》，内容比较庞杂，涉及云贵江浙。该馆还藏有《滇黔土司婚礼记一卷》民国通学斋铅印本，清乾隆15年杜诏绘《滇夷风俗图》1册，（清）彭崧毓撰注，（清）同治刊本《云南风土记事诗》1卷等。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们又来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寻访《昭通府志》，结果查找的希望又破灭了。作为资源调查我们仍然寻访有关书目，整理出的目录有30种，涉及交通，边疆民族问题。另有（清）外交部印《云南腾越以北地图》，云南地志编辑处的《云南省各县区域全图》等。

近人江苏淮安人童振藻于清末民初在云南做官，后回杭州定居，因杭州是我们采访的重点。据说童离滇赴杭带走了大批云南地方资料，依此线索我们到杭州就特别注意采访童振藻的情况。

如果说浙江省馆的查询结果令人不尽满意的话，那么在杭州市馆的查询结果则是始料未及的，材料之多，内容之丰富令我们情绪亢奋，无异于深山获宝。杭州馆的古籍书目并不多，乍一看书名目录只有六七箱。一小溜目录柜整齐地排列着分类目录、书名目录、作者目录。我们分别从书名目录、作者目录仔细梳爬，发现云南地方文献占据很大的比重。一个藏书并不多的市图书馆何以会有那么多的云南地方文献，它们是怎么流落于此地的呢？经与古籍部的同志一番交谈中知道童振藻的故友王松泉先生仍健在，个中之谜他可以解开。为此，我们走访了王松泉，了解到童是光绪时考中举人分到云南做官的。他于1931年回到杭州，1939年去世，留下五间藏书作为财产分给其妻及四个子女。以后老大的书流落到上海杭州，老二的书流落到江苏一带，老太和女儿生活无着落，书就渐渐卖与松经楼、环顾斋、松泉阁、建新合作书店。一些卖到王老先生所在的古旧书店的书，文革中转到市馆。家中剩下的五万斤藏书，文革中被抄走，好一些的给了省市图书馆，有二万斤书就作废纸处理。浙江省馆收集的精，部头大，剩下的旧图书全归了市馆，市馆收集的面广。后来落实政策，省馆收藏的几十种较好的书还其女儿童珺带到南京。为了搞清浙江省馆退还给童珺的书到底是什么书，我们先去古籍部查，又去当时的采访人员家中寻问，均无眉目，后来想到落实政策的档案，才抄到一份退书清单，经核对我馆均有入藏。至此对图书的来龙去脉有了了解。

从杭州市馆整理出的目录看，童氏带到杭州而被该馆收藏的文献资料共有327种为我馆缺藏，另外还有尚未整理的目录未包括在内。经童振藻本人纂、纂辑、增补、批校、辑、著的书目就有一百多种，童氏编辑的《木砚斋丛书》只有第三、四集，全貌无从查考。杭州市馆还藏有童氏本人所著《六十回忆表》四册，《童振藻六十回忆》一册，该馆已复印一份《童振藻六十回忆》寄给我馆，到此杭州市馆的查访暂告一段落。

三、关于获取文献资源的设想

此次采访，我们始终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一方面希望多发现一些云南地方文献，又希望所查得的目录我馆已有入藏。为了对这批文献资料的收集作出经费概算，每到一馆我们均要了解复印规定及其费用标准，这批资料全部复印装订至少要在12-14万元左右。

本着“节约”的原则，我们对文献资料的获取作出如下几种计划，一些计划已付诸实施。

1、作出采访调查的图书目录三套。采编部存一套，先按采访馆，再依书名号顺序排列，两馆均有收藏的图书目录不作剔除，便于比较各馆的复印费、资料质量后择优复印。古籍部存两套读者目录，书名目录和作者目录。组织这两套目录的目的是：为资料复查提供依据，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一些因为费用所限难以复印的资料，确有读者、单位所求，可以在古籍参考部登记由采编部代为联系复印，或由读者单位自行前往查阅。今后省内省外采访调查的信息多了，制成一套省馆地方文献缺藏目录形成系统的信息网络，省馆就可成为提供云南地方文献信息服务的查目中心。

2、在采访过程中，争取资料复印的优惠价格。

3、为了开发整理这批资料使其尽早发挥作用，以便既节约经费又能获取资料，杭州馆和云南省馆达成了合作出书协议。

4、复印回馆的资料有单位读者再行复印时，建议按外馆50％资料费收费，用于冲减本馆资料复印费以减轻本馆资料复印所承受的经济压力。

赴江浙沪一带进行图书资料调查，从中也受到几点启示：

1、今后除重点馆（含云南地州市县馆）需要作专门任务派人外出采访外，为节约经费考虑，一般馆的采访是否请赴各地出差的同志顺路捎带进行。

2、继续资料信息来源的收集储存，并加强馆与馆之间的信函联系。

〔出处〕 云南图书馆季刊 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