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具理性与坚持以人为本的现实思考

[论文关键词] 工具理性 市场经济 以人为本

[论文摘要] 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应注重发挥工具理性和科学技术对于组织社会生产、促进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及全面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应具有理性的自觉，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摆脱工具理性的盲目支配 ，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在当前条件下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走出“工具理性成为统治”的历史怪圈。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工具理性 以其可计算性、效率性、规范性等特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富裕 ，其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言而喻。而以霍克海默、阿多诺 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成为统治”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唤醒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重新思考 以及对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应该认真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是否需要发展工具理性?发展工具理性是否意味着必然会 出现法兰克福学派所揭示出的那些负面效应?如果会 ，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其弊端、防患于未然?本着这些问题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 工具理性发展的内在悖结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指 出，只有发展工具理性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工具理性 的发展又必然会导致人的价值的忽视和人的奴役 ，这是工具理性的一个悖结 ，韦伯曾用人类无法挣脱的“铁笼”来形容这种 困境。法兰克福学派在另一个层面上指出工具理性对人奴役 的事实：

第一，手段与 目的的分离。工具理性以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的方式来实现所要达到的经济目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它只追求手段 ，不考虑 目的 ，只注重用来达到 目的的手段是否最佳有效 ，而不反省其追求的 目的正确与否 ，其结果是 ：本来作为人之手段实现人之目的的工具理性，却最终异化为奴役人的手段。

第二 ，人的主体性的蒸发。工具理性追求程序的最优化、效率的最大化，这样，科学技术 、科学管理就成了“至上神 ”。于是，人便成为机器生产中的客体 、市场交换中的“符码 ”、制度管理下的顺民。人之作为主体所特有的丰富的生命体验被工具理性彻底“座架”、“整编”(霍克海默)，从原先的总体性存在物分解成社会生活中的一堆碎片。

二 、工具理性与坚持“以人为本”

既然工具理性会产生负面效应 ，那么工具理性的发展是否必然使人类真的一辈子生活在这个“铁笼中”?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既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 ，同时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程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答案只有一个——坚持“以人为本”。

(一)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 的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只是从人出发 。把抽象、完美的人性作为其探讨问题的出发点 ，这样，现实的客观社会历史运动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只是表现为一种“人——非人——人”的人性异化和复归的抽象人性辩证法。从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审视，这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因此，当法兰克福学派把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形态进步与否的标准时，就必然会在理论上得出彻底否定工具理性的结论 ，而看不到工具理性在人的发展问题上的积极作用，进而把历史上弘扬工具理性的阶段看做是历史进程中的倒退 ，从而割裂了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现实状况的考察是从人和社会相统一的角度进行的，并且做到了历史尺度和人的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

首先 ，马克思在评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并没有象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彻底否定科学技术 ，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而是充分肯定了资本 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意义。马克思认为以科学技术为特征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 ，不但为人们提供 了充裕的物质需求 ，为人的解放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使人摆脱了自然的限制和奴役 ，发展了一种社会化的生产力，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力正是人的解放的最终动力。"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评判也是辩证的、历史的。在马克思看来，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颠倒为物的特征表现出来，表现为一种不受人控制并且日益同人相异化的抽象的外在力量对人的统治，但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使人们第一次打破了由自然和历史造成的狭隘共同体的界限，发展了个人之间的普遍的、全面的社会关系 ，这就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再则．人的本质又不是被社会关系机械地决定了的。社会关系虽然是人的自由活动的条件，由于人的自主活动的内容、能力、水平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 ，当社会关系成为人的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时。这就决定了实践活动的主体必然要打破外在关系对人的束缚。为人的自主活动创造一种新的活动形式，这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能动性，而这种能动作用的发挥和实现却又是受一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制约的。

因此 ，马克思在评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一种永恒存在物，而是把它看做一种历史过程中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 中一切社会关系的颠倒和混乱必然会由于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性质而最终打破和脱离这种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异化形式——物对人的统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成为统治”这种历史现象必然会被历史的发展所超越。而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工具理性成为统治”的现象也必然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予以历史的、辩证 的扬弃。

(二 )“以人 为本 ”视 域下 工具理性 问题 。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辩证法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论，这在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在笔者看来 ，落实“以人为本”必须贯彻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这就是说，我们应从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中去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坚持历史的尺度与人的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 ，既要注意人的发展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又要注意人的发展问题的历史前瞻性和超越性．切不可把在现存条件下就能解决的人的发展问题放到将来去做，也不能把将来才能实现的人的发展的事情硬搬到现在来做。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去把握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发展的内容和实质，具体说来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论述人的自由本质时．曾把劳动时间和 自由时间对立的扬弃视为人的自由本质实现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当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时候 ．人们的主要时间只是局限于为维持和再生产自身的生命所必需的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时间，用于自由支配的时间十分有限，因而也就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力虽然得到极大的提高，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但资本的本性却决定了它把自由时间也必然用于物质生产劳动 ．这就造成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因而也谈不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揭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是自由时间的出现。这需要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 ：二是自由时间不再强制性地用于物质生产劳动，而用于发展人的全方位的能力 ．并且劳动本身也应真正成为发展人的能力的场所，这需要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

马克思关于 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辩证关系的历史考察，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的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就我国目前现状而言，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不太富裕，劳动时间占据了人们可支配时间的绝大部分。因此，我们应强调工具理性和科学技术对于组织社会生产、促进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从而为人类的 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虽然我国目前人们的可支配时间是以劳动时间为主，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劳动时间内不能获得发展。因为，马克思在论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把劳动时间也看作是发展人的能力的时间，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劳动时间成 了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场所。使劳动者丧失 了在一定条件下发展 自身的可能。也就是说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目标并不只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一下子就实现的，人 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依靠各个时期人们不断地努力才能逐渐实现。 "

第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人们 的自由时间渐渐充裕 ，这为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 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对立的扬弃并不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这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和改革。只有当自由时间充分用于发展人们的能力时，它才能对人们的全面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因此 ，我们必须把“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贯穿在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切实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我们在利用劳动时间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不能片面抬高经济增长对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绝对作用。也不能把人的发展看成是仅仅是物欲的满足，要充分发挥劳动者的能力和创造力 ，尊重劳动者自由个性的发展 ，注重劳动者多方面的需求和享受，防止由于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肆意滥用 ，而使得劳动成为一种对人来说是外在的强制的力量。

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防止某些利益阶层一味地为追求经济利益 ，把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强制性地用于生产劳动，使得他们丧失在 自由时间内发展自己的可能。经济的发展不能以劳动者的主体性价值的丧失为代价 ，要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是共建共享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总之 ，我国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具有理论的自觉，主动地驾驭历史发展的主动权，摆脱工具理性的盲目支配，降低工具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最终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