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师价值观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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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自清的人格教育观

这是朱自清教育思想的核心，朱自清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培养能力、发展思想、涵育情感”，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

健全的人格该如何培养呢?朱自清主张“教育者须先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培养做人“纯正的趣味”。教师本人须具有纯正的人格，“教育者第一先须有温热的心，能够爱人。须能爱具体的这个那个的人；不是说能爱抽象的‘人’。能爱学生，才能真的注意学生，才能得学生的信仰；得了学生的信仰，就是为学生所爱。那时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没有说不通的事；感化于是乎可言”。只有这样，师生之间才能通力合作，真诚团结，没有什么矫情饰伪的风气。否则，“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撅的形象，如何说得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的人格?’”为此他大声疾呼：“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

这些话，今天读来还是那样的振聋发聩，切中时弊，发人深省。

朱自清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和学生交朋友，以自己真挚、坚决和谦逊的思想性格影响学生。浦江清先生眼中的朱自清是这样的：“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位认真负责的教授如何在教材上用一番搜辑功夫。”即使在贫病交加时，朱自清先生也从不敷衍，“每每拭汗上讲台，发下许多讲义，认真讲解”，批改作业也“很仔细，从不吝啬心血，有错必改……字斟句酌，一丝不苟”。1948年，朱自清在反内战斗争中，身患重病，仍毅然决然地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在贫病交迫中逝世。他成为了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个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不单是学生学艺上的良师益友，更是学生人生的典范和教导者。

二、当代教师价值观的窘境

2008年5月12日，川之伤，国之殇，旷世之悲怆。撕心裂肺的丧亲之痛中，我们见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对生命的尊重，对真、善、美的文明理念的维护与包容，对社会的道义、责任的履行与承担。人们以舍生忘死、舍己为人等种种形式表现出人类独有的精神、特殊的姿态——人性的光辉，它创造出最耀眼的生命的奇迹，折射出最伟大的生命的尊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范美忠，一个在地震中自己先跑、不管学生的教师，事后撰文居然还声称“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竟这样“洋洋自得”!这样振振有词!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得到了许多“粉丝”的拥戴，许多人在道德审判上力挺范美忠的做法，从诸如人性本能、贪生无罪、生命自由等等方面对范美忠进行辩护。

再看看晏才宏老师的事例。上海交通大学的晏才宏至死还是一位普通讲师。他一生都在三尺讲台上尽着一个教师的天职，恪守着一个教师最本质、最神圣的使命。他的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褒扬，这一点可以从校园BBS上发表的千余篇学生悼念文章和学生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上得到证明。然而，令人意想不到是，人们不是质疑当前大学搞科研的“知识创新”之路，而是一味认为晏才宏是“悲剧人物”，他的言行如此“不合时宜”。 "

王培元曾这样描述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在政治压力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如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奋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挣扎，退回到自己的内心，惟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体现自身的价值。”晏才宏便是沉默的一分子。但是，我们悲哀地发现，坚守的内心正被日益浮躁的社会逼压得没有生存的空间。

从上述这些价值评判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今教育精神的缺失。无疑，价值观的多元是社会进步的标识，任何时代都有多种价值观念并存。一个民主、公正的社会应学会宽容，学会尊重少数人的权益。然而，从对范美忠的道德审判上、对晏才宏人生价值的评判上，我们看到的却是道德感缺失的价值观的风行。现今，多元价值整合尚未完成，传统道德业已失范，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里，中国式人格教育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和惶惑。在《教育不是良心活儿》中邓梁说：“如果我们仅从目前某些方面的一些进步就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必然会减少对教育深远影响的思考。把教育当做良心活儿，无疑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近视’。把教育当做良心活儿，很多时候，是面对教育失败的一丝难言无奈；是面对教育失败的一声被动叹息。”

三、人格教育观观照下的教师姿态

“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人格规范与人格情感教育熔为一炉，才能实施最有效的人格教育。教育的成败得失固然与教材教法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执教者能否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有关。朱自清在《说话》一文中指出：“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乎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

“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应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坚守自我精神的纯洁性与崇高性。萨伊德说：“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流亡者、边缘人、质疑和批判的角色。流亡不是一般意义的物理概念，而是一种面对存在而在心理时空建立起来的生存态度。”所以，惟有“坦白的，正直的，温热的，忠于后一代的心。有了‘培养’的心，才说得到‘培养’的方法”。不独要为“经师”，更要为“人师”，且所谓“人师”，“用不着满口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一手摊经，一手握剑，只要认真而亲切的服务，就是人师。”传道于人，先决条件不仅是自己闻道在先，更是灵魂的高尚、人格的纯正。

泰戈尔的一句话道出教育的纯美境界：“不是铁器的敲打，而是水的载歌载舞使粗糙的石块变成了美丽的鹅卵石。”“人立而后凡事举”，“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教重于言传，开阔的胸襟、高贵的灵魂、道德的引入、自我的严守，才能培养品德卓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