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历史转型及其时代意义

[论文关键词] 传统 道德文化 历史转型 时代意义

[论文摘要] 传统文化凝聚着民族的向心力和生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精神导向和伦理垂范价值。我们生在现时代,活在传统中,这是不可选择的文化定式。各种解构主义对生活和价值的破坏性消解,存在着致命的问题。传统道德文化资源中所蕴含的的黄金规则和核心价值理念对我们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用发展的观点对待传统,寻找新的视角,完成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

传统文化凝聚着民族的向心力和生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精神导向和伦理垂范价值。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过几千年历史长河的千淘万漉,历经沧桑,生生不息,其中的精华部分,更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极强生命力,是解决新世纪价值、教育与发展问题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在走向21世纪的过程中,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诠释、提炼、改造与升华,活化传统道德精神,进行综合创新,加速其现代转型,才会使传统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放异彩。

一

我们是在怎么样的视角和背景下讨论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历史转型和时代意义问题呢?当然要虑及的方面很多,但我们认为,面对当今开放和多元的文化态势,主要应从传统美德对于我们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各种挑战,解决国人理想、信仰、价值与教育问题的重要启迪和推动作用方面作一个客观的审视。

首先,中国的崛起,彰显了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生命力,为我们在文化精神上摆脱对西方的依附状态提供了前提条件。综观当今世界,针对现代化之路所面临的世界性挑战,各国更加注意保护传统文化,关心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努力走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思维定势。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一些学者在反思西方文明的局限性时曾呼吁“光明自东方来”,主张回到孔子的时代吸取伦理资源,转而在东方哲学中寻求新的源泉,探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亚洲价值观或者亚洲精神在推动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估量的作用,探讨“东亚模式”产生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以期从中觅得医治当代“文明危机”的良方。亚洲经济的发展就以雄辩事实打破了韦伯提出的“只有新教伦理,才有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限制,破除了一切以西方发展模式为依归的的思维定势和文化迷信。这样,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就根植于传统文化和新时期社会实践的坚实基础,打破西方式现代化的普适性思维,并根据时代的脉搏,独立自主地进行吸收、创新、完善和升华。

其次,在全球化浪潮中,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捍卫民族文化独立性,增强民族凝聚力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全球化意味着在一体化世界中,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模式既与国际接轨,又体现自身鲜明的民族性和多样性,但全球化毕竟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这些国家培植的强势型、主导型的文化,会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严重威胁。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全方位的检视和应对。对此,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意思应该不是要全球人类的文化都走上相同的道路,全球化的真正意义应该是在相同的理念、同一规范原则之下,人类各族群进行互补互利、谋求全体共荣的运动,而不是要让不同族群的文化转变为相同。”[1]弘扬民族精神,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综合创新,以实现走向世界与保证民族独立性的双赢。

第三,在现代工商社会中,由于科技运用,人类控制力极大增强,物质财富呈几何级增加,却出现人们对人生意义和信仰情怀关注极大贫乏的困惑。现代化可以给人带来物质上的幸福,但是它与现世主义的联姻,就可能在社会上滋生追逐物质利益的风气,弱化、淡化人文关怀,导致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加剧家、国、天下的疏离病痛。因而,重新检视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意义,在社会弘扬崇高的道德标准和核心价值观念,启迪人们的道德自觉和信仰情怀,实施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治疗,克服当代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危机,不能不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应肩负的责任。

第四,我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面临着新的调整,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社会价值整合和国民精神重建,形成核心道德信念和价值标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一方面,从总的来说,这是国家和社会充满活力的表现,另一方面,社会利益关系在分化整合中也要经历一个阵痛磨合期,处理不好,会引发社会矛盾的复杂化,道德平衡机制的失范,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并且,多样化所产生的价值相对性和不可预见性,会冲击、消解主流价值体系的权威地位,产生平面化和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利益的驱动也会诱使一些人和小集团私欲膨胀,并泛化越界,侵入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包括精神生活领域,如道德、法律、教育、文化、艺术等)和每一个人的灵魂。传统道德文化精华所蕴含的倡导整体价值与个人价值统一,尚义与求利统一,艰苦奋斗与正当享受统一的宝贵资源,正是我们所需要加以转换、改造与升华,完成新时期价值整合的不可或缺的" 精神食粮。第五,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东方智慧,与其他文明类型,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正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世纪的重要文化走向。儒学精神和其他传统文化精神资源的相互依存、共荣共生是现代社会整合和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项。其动态稳定、有序平衡的社会架构和修身为本、修已爱人、自省慎独、自尊尊人、敬业乐群的君子人格,是建立一个有文化修养的高度文明优雅社会的可现代化的因素。对传统价值观的合理吸收,不仅可以和高度经济增长并行不悖,而且是它们的必要补充,是走有序、健康的现代化之路所必需。

二

关于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及生命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内外学人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存在不少争论和歧见,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有观点认为,传统道德文化的具有特征的也是其核心的范畴,如仁、义、礼、智、信、廉、耻等已经不再是人们用以思考,进行哲学思维的核心工具,这些哲学范畴的涵义,它们独特的精神,已经无法为现在活着、思考着的人们所理解,因而正在走向终结。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传统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时,传统不仅是历史的存在,而且在历史中间,给历史以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传统渗透在历史的活动中,历史活动又改变着传统、创造着传统。传统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传统经历着历史的荡涤、扬弃,形成一种绵延不息又是创新不居的流,唯其绵延不息而又创新不居,才构成历史的、现实的传统。不管主体自觉不自觉,演变转换方式或汹涌澎湃,或于无声处,传统就是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联结古今,奔向未来。人类从兽类中分化出来以后,总得生活在某种既成的文化环境中,秉承传统积淀下来的“文化性格”。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泛道德主义特质,在长期凝炼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质、行为方式,构成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时代变化了,人们也不必要言必称“之乎者也”,一成不变地从传统典籍的字里行间念叨一度频频出现的那些规范性字眼,寻找处事为人的答案注解。但是,传统美德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模式会长久地影响着人们。我们生在现时代,活在传统中,这是不可选择的文化定式。因而,传统并不等于古代的东西,历史的陈迹,而是现实的存在,活着的传统。“传统终结说”,仅仅将传统归结为文化的故纸堆和文明的一潭死水,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不仅昭示了自身对传统的无知,而且也是对未来不负责的表现。

在全人类的道德资源中,我国传统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最具有普遍性的黄金规则,其所蕴含的以人为本、宽容平和的心态恰恰是最具有现代意义的宇宙伦理、社群伦理和人道原则,这是我们走现代化之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迫切需要培植与坚守的道德准则。推而论之,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生命伦理观则更能体现我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民族性格,其中所蕴含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道德力量仍是奠定新世纪民族精神基石的必备资源。“这些东西至今仍然具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在维护国家统一、调解社会矛盾、改善人际关系中发挥着巨大的精神作用。”[2]我们对这些黄金规则和可贵价值理念的合理吸取与创新转化,不仅与当今快速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并行不悖,而且是它们的必要补充,是走有序、健康、和谐的现代化之路之所必需,对于扭转当今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困境,进行现代社会所亟需的意义治疗是一个重要的启迪,其中的很多方面经过重新审视和符合时代精神的转换,仍是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我们所迫切需要培植与坚守的黄金规则。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急需一种联结古今的文化底蕴,一种民族精神的伟力。我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含蓄了几千年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这种文化所倡导的人与世界共生,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自立自强的人生态度,厚德载物,兼容并包,休养生息的人文精神,探讨道德准则实现的形而上学问题,把致中和达到中庸之道当作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等等,都渗透着中国人为人处世、修身养性、弘扬人生的核心价值理念,具有潜在的巨大生命力,并不因岁月沧海的荡涤而褪色,是当今建设和谐社会,弘扬民族精神的必备宝贵资源。传统道德文化所体现的整体精神,它极为注重家国伦理的和谐性、以天下为公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尚的大同理想,经过代代相传,构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爱国统一、热爱和平、勤劳勇敢、团结友善、共同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历代仁人志士所留下的许多至理名言,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位卑未忘忧国”;“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都体现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整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和力量源泉。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在我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的艰苦卓越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扬,并赋予了新的更富生命力的时代内涵,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 岩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等等,都已经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这充分说明,传统伦理文化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和特色,“传统的伦理文化是建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一种重要文化资源,通过社会现实的检验、筛选和改造,它可以也应该融入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从而丰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使之获得民族的形式和特色。”[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把传统中优秀的、有助于推动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对于正确处理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利益关系,进行社会价值体系的优化和整合,维护社会的和谐、公正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股世俗化、生活化的态势,这本来是很好的气象。有人却因而认为未来应该是市场交换原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功利主义时代;还有人认为,在现代化的市民社会,应当告别道德的理想主义和绝对主义,走出孤立的自我主体,主张将道德目标下移,或只宜提倡最低限度的公共伦理——如不偷盗、不杀人、不违法等即可,以保证主体间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更甚者,有人因此提出“躲避崇高”、“告别传统”、“远离英雄”等一些带有极强误读性的命题,有意将生活和价值进行破坏性的消解,使之平面化、边缘化、零碎化,引向相对主义。

我们认为,这些命题的建立和界定都是有问题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之成为人,不能没有道德理想的内涵和终极信念的支撑,不能拒绝理性和崇高,人尽管生活在世俗世界,却有着超越世俗、超越功利的理境;大众层面流行着以市场交换为基调的文化价值观,然而人活着却需要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支柱和价值理性,呼唤精英层面,进行人文超越。各种解构主义将生活标准加以庸俗化,将价值理性加以平面化的立场,并泛化到对于人生和社会具有根本导向意义的道德精神生活领域,只能将现代化的市场社会引向低级、鄙劣、粗俗乃至迷乱的非理性王国。人类的市场活动是不能否定政府行为、法制规程及伦理教化的。如果人们为摆脱以往那种华而不实的道德空话、假话和教条的束缚,而任由市场交换原则泛化越界,容忍不正当的利益驱动,只会在社会上营造蝇营狗苟和物欲横流的风气,其结果不但不能实现公共理性和最低限度的伦理,还会坠入物的、金钱的樊笼中,助长各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沉渣泛起。西方现代化和工商文明的进程,就曾伴随着挥之不去的人性异化、精神滑坡和道德失范的历史,这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摈弃德性传统,全面功利化所带来的自身难以克服的无意义生活之困境,这对我们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人是不能生活在一个信仰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上,去经历那种没有虔诚心情,没有敬畏之感,没有崇高仪式的生命的贫困的”。[3]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必须着力提升全社会的凝聚力和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要抑制市场原则的泛化越界,很有必要从传统道德资源中吸取有益的养分,进行综合创新。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极高明”与“道中庸”的辩证结合,是以“明人伦”为本,注重“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在平凡生活中,觉解生活与生命的意义,既追求理想的大同世界,又追求人格的完善,在日常伦理中,折射着民族的道德理想,在世俗社会中留存道德和良心的纯朴地盘。这些无疑都是极为可贵的、可资借鉴的道德资源,对于增强今天全社会的凝聚力和提升人们的道德自觉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诠释和创新,我们可从历史感悟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以传统精神开拓人类的生命,在生活世界中体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以平和的心态与古代的智者、圣贤作平等的思想交流和心灵对话,珍视和尊重他们的智慧,珍惜传统文化的原创精神,进行体验、表达和重构,努力在人类精神和人格发展的历史文化统一性层面上,进行建构和创新,为现代化的文明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精神食粮。

三

当然,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内容庞杂,在今天看来不乏腐朽落后的因素,而且其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对国家政治改革方面的帮助,对现代化的推动等都是十分复杂的课题,不是线性的一一对应关系,还需要加以辨析、梳理、批判,寻找新的视角和意境,完成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对于这种转换,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一方面,归根到底只能以新时期社会主义实践为旨归,而不是传统道德文化本身,“……,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并经过当代中国实践选择、改造和转进的过程。”[4]另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进行扬弃和发展,而不是直接根植于传统道德或者传统道德内容的简单掺合,更不是所谓的重振传统道德文化。“传统美德,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将其重新熔铸,使其升华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构成要素”。[2]在走向新世纪的今天,那种凭“《春秋》断狱”" 的自期自许,那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自我满足,那种将“天人合一”的伦理本位及其所适应的农业社会形态视为圭皋,当作处世为人,推进现代化之指南的观点已经不大行得通了。我们要继承光大传统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提升其丰富内涵,特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黄金规则和核心价值层面,唤发其生命力,还要注意巩固现代化过程所必备的科学精神和功利尺度,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进行相互之间的涵化、包容与整合,达到建构、创新意义上的优化组合,从而在全新的高度上促进民族性格的塑造,管理经验的提升,生态环境的平衡,民族文化的建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万剑丛中觅生机,创造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传统美德积淀的泛道德主义对价值理境的追求和对人文超越的感悟,而不适当地将当今的文化建设引向高处不胜寒,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毕竟传统伦理文化及其设计的大同理想,是以反功利的“仁”、“义”观念构筑其价值体系的基本框架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纲领是以维护贵贱尊卑的等级观念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的,缺乏发展科技、经济及推进民主法制的观念,并且作为传统文化本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伦理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对科学理性的排斥,将中国人对本体的追求引向抽象的泛道德主义,也不利于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对此,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RobertC.Nevil)教授认为,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力,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5]充分说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道德文化只有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才能唤发生命力,在现代社会中重放异彩。而由此出发,一些“经典”的论述便简单得出近代以来,特别是西方进入启蒙时期,启蒙理性高歌猛进之时,中国却一步步走向落后是与传统文化本质密切相关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又是更有待于需要进一步拷向的命题。

如何对待传统,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实质上是人类如何对待发展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槽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6](P707~708)这就给我们学习、借鉴历史和传统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就未来的发展态势来看,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新的关于民族道德价值体系的解读方式,一条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问题相互整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从社会多样化中理出一条弘扬文化传统而不致僵化保守,尊重个性的创造价值而不失之于孤独虚无,推崇科技理性而不使人失去自我的促进人类健康进步的合理性发展目标。一方面我们要弘扬传统道德文化,充实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增强自我完善机能和精神免疫力,在弘扬社会工具理性的同时,注重道德理想的体认,培养人们明晰的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感,避免成为狭隘的经济指标和技术环节的奴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对于中国这个正在焕发青春活力的巨人来说,科技还比较落后,物质财富还比较匮乏,尚未完全摆脱贫困状态,要实现民族的复兴,科学理性不是强调太多而是太少了,我们为提升价值理想,解放为工具理性所奴役的人的自我而弘扬传统文化,我们讴歌拥有自尊自律、自强不息、情操高尚、博学多识,尤其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关心他人、爱护群体,甚至为人生信仰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道德理想,决非不加分析地滑向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詹姆斯、海德格尔以及乔伊斯、普鲁斯特等所设计的以反认知理性、反科技理性为特征的各种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偏见而挤压现代化,从而使传统美德的解读、诠释工作走向迷失和异化。

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与历史上的圣贤智者、仁人志士进行清晰、严肃和优雅的对话,阅读那些谈论永恒问题的经典著作,从一种新的高度借鉴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以净化我们的灵魂,振奋我们的精神,充实我们的人生,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目标走出一条健康的、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既体现对未来现代化所必备的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积极态度,拒绝任何形式(如后现代主义)反科学、非难理性的僭妄,又要警醒现代化过程中技术滥用与金元挂帅所导致的一系列异化恶果,奠定人文精神的基石,注重价值垂范,增强实践主体在现时代生存和发展的自主性、责任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2] 于文军.弘扬传统美德的思考.求是(J).1997,(13).

[3] 邢建昌.信仰情怀与形上追求.文艺理论与批评(J).2003,(5).

[4] 杨翰卿,李保林.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中国社会科学(J).1999,(1).

[5] 南文英.西方人心目中的孔圣人——孔子在国外.参考消息(N).2005.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