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助力

分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助力 分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助力 分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助力 划

一、文献回顾

关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有四种观点:彻底支持者、有条件支持者、温和的反对者、激烈的反对者。面对环境资源压力持续加大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有所作为,有条件支持者的观点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他们认为,尽管产出增长会对环境质量造成潜在的威胁,但经济增长可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经济增长是环境政策实施的前提,主张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鼓励环境政策的实施。 上述研究就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多角度的探讨,但是,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各有侧重,单一环境政策不足以反映环境政策实施的实际。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互为因果,环境政策外生设定的不足有待改进;二是环境政策实施的成本效应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技术研发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影响,两者同时作用于经济,最终效应是促进抑或是抑制经济增长;三是随着经济与环境矛盾凸显,各部门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CDE模型难于实现环境经济双赢,而基于社会计划者立场的FBA模型又过于理想,能否寻求两者的均衡?

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主要三大类环境政策引入并将其内生化,建立Hamilton优化模型,以凸显内生环境政策对经济环境双赢的必要性;将污染性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源头清洁技术一并引入模型,基于内生增长框架分析环境政策激励下各要素的增长率,以揭示环境政策促进经济环境双赢的作用机理;基于数理分析和数字模拟,比较CDE与FBA模型的差距、分析其原因,探讨两模型可能的均衡点、分析其政策含义。

二、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考虑一个六部门封闭经济体。最终产品部门只生产一种同质的最终产品,相应的生产性投入要素包括人力资本、中间产品、源头清洁技术投资、污染性投入要素①;中间产品部门通过购买研发部门开发的设计方案以生产中间产品;研发部门基于已有的研发技术、雇佣一定人力资本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设计;除去用于最终产品生产和研发设计外,所剩人力资本用于人力资本的自身积累;代表性家庭通过物质消费、人力资本提升获得效用,同时因环境质量下降而降低效用;为改善环境、将环境的外部性内化,政府征收污染税并用于末端环境治理支出,实现预算约束平衡。

1、代理人行为

同样,因为研发部门的完全竞争性,因此,均衡状态下,专利价格应等于垄断的中间厂商所获收益的贴现值,假定在时刻s、t之间平均利率为r,则有:

(7)′式表明,为确保经济与环境双赢,环境征收力度必须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污染排放的速度相匹配,体现了环境政策制定内生化的重要思想,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二。由

(7)式还可以看出,以为税基,充分体现了鼓励源头清洁投资与惩罚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的“奖罚分明”激励机制,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三。

(7)代表性家庭。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除纳入物质消费与环境质量外,还包括人力资本,因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家庭而言,具有工资收入效应和精神提升效应,通过这些效应居民的消费效用水平随之提高(Boonprakaikawe & Tournemaine, 200

6)。就家庭而言,环境质量不可控制。因此,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2、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当经济系统处于BGP上各变量的稳态增长率。

三、社会最优均衡分析

1、社会最优均衡模型

由上面分析知,CDE下居民环境意识偏好参数ω对经济增长率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而FBA模型下,决策者站在社会计划者的全局立场,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发展和环境改善。因此,本文构建FBA模型,将污染性投入要素P增加为决策变量使环境质量外部性内化,以弥补CDE未能实现效率最优的不足,改善帕累托最优非效率化问题。构建社会计划者的现值Hamilton函数如下:

因此,与CDE模型相比,FBA模型经济增长动力源自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外,还源自居民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偏好,因而对人力资本与技术研发的压力更小,即为达成同等环境保护与增长目标,所需的人力资本与研发增长率无需太大。而且FBA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得以充分发挥,所需的污染排放征收率的增幅更小。两者综合效果即为:为达成同等环保与增长目标,CDE模型所需污染征收率的增幅大于FBA模型,且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更高。

命题3得证。

2、数字模拟比较分析 表3的CDE模拟中,借鉴刘凤良(200

9)关于我国消费资本比和Catarina R. P.(20

10)关于亚洲及发展中国家消费产出比的设定,本文设定参数Y/K=

命题3再次得证。

3、CDE与FBA两模型的差距成因分析

由数理分析和数字校正比较知,两模型根本区别在于,CDE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没能像FBA模型一样被激励,居民被动接受外在环境,而将终身效用寄托于物质消费,为改善福利要求不断提高消费增长率,几乎造成“高消费、高污染、高税率”的恶性循环局面。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增大,污染排放越多、环境破坏越严重,为保护环境,所需的污染征收率必须以更大的速率增长;与此同时,在政府环境政策激励下,为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清洁型”人力资本积累和专利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加大。

为缩小两模型的差距,寻求两模型的均衡点,关键在于加大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政府环境政策的宣传与实施力度,逐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决策者的立场由完全分散均衡→适当考虑环境保护的分散均衡→局部范围内的次优均衡→全局范围内的社会最优均衡,而这整个过程最终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政策实施者、政策受用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Hamilton动态模型,本文分析了内生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环境政策激励下,“清洁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弥补因“污染型”投入要素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本文比较、分析了CDE模型和FBA模型下均衡增长率的差距及其产生原因,并通过数字模拟得到了更为直观的结论。两种模型下,为达成经济与环境双赢,都要求环境税率内生决定并以一定的速率正向增长;与FBA模型相比较,为达到同等经济增长率和环保水平,CDE模型要求更为苛刻。因为CDE模型下居民环境偏好未对模型产生任何影响。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