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目标与价值理性

国家审计目标与价值理性

国家审计体系，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有着一定的内在结构和目标的系统。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国家审计目标决定着国家审计体系的内在结构与基本功能。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务来看，国家审计目标在国家审计体系中都居于核心地位。

由于受到近现代强烈的工具理性思潮的影响，现行国家审计目标理论存在着极强的工具理性意识，而将价值理性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现象将严重影响国家审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本文认为，为了使国家审计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在长期内获得良好的发展，国家审计目标应注重价值理性，以使得国家审计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以促进政府更好地完成社会受托责任。

一、国家审计目标理论与实务

一般认为，国家审计目标，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国家审计实践欲达到的理想境地与预期效果，它包括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不同的层次。

对国家审计总目标而言，根据宋夏云（2007）对英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家的国家审计机关国家审计总目标的描述，2003～2005年间，国外的国家审计机构通常将国家审计总体目标集中于受托经济责任，如英国国家审计署即认为其审计目标在于向议会报告有关政府部门使用公共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1]。在这一总目标统御下，各国的具体审计目标也深深地打上了经济的烙印，这一点在表1所列的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和各国国家审计机关的观点中有明显的反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通法系国家里，一般会强调“公允”，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不会。 事实上，受托责任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了受托经济责任，但绝不仅仅是受托经济责任。现行文献中将二者混为一谈，其实是典型的工具理性意识表现。

从国家审计自身的发展来看，由于普通法系国家在经济目标之外，还强调“公允”，因此其国家审计业务能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譬如绩效审计的发展。以英国为例，英国审计委员会（Audit Commission）所定义的绩效审计范围即已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3E”，发展到了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的“4E”演变。而近年来英国又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一道提出了包含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环境和公平的“5E”概念。这一现象说明，如果能破除对工具理性的过于强调，将能有效地促进国家审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因此，国家审计目标中的价值理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当然，在国家审计目标理论与实务领域存在的强烈工具理性意识，本身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工具理性崇拜在国家审计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强调国家审计目标中的价值理性，首先要求我们必须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基本认识。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首先明确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根据韦伯的描述，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而价值理性则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因此，工具理性是指人们为达到一定目的对各种可能行动及其将产生的后果进行理性选择，并采取对实现目标最有效（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行动；而价值理性则指人们对特定行为的选择并不以某一特定目的为依归，而是赋予特定行为以“固有价值”，即“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内涵的价值判断。

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而言，纵观世界历史，可以这样讲，正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共同作用，推动了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例如，正是对过强的价值理性的突破，确立了工具理性的地位，才使得现代性成为可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工具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将其绝对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是对立统一的平衡总体，而不能有所偏废。任何极端化的行为，都将导致种种弊端。例如，欧洲中世纪对价值理性的绝对化，就阻碍了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西方现代性则导致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从而形成工具理性崇拜，则使得价值理性相对黯淡，因而打破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进而使得人对象化、客体化，使得人失去了主体地位，不再是目的而沦落为手段，从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与自身关系恶化等一系列恶果。

从上述论述可知，作为理性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均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否则将会在无意识中造成深远的影响，其所形成的不良后果将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予以弥补。从当代社会现实来看，为了矫正工具理性崇拜的影响，价值理性无疑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三、在国家审计目标中强化价值理性

从国内外现状来看，国家审计目标理论与实务领域存在相当强的工具理性意识，而价值理性却并没得到足够的重视，由此导致了对国家审计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中经济因素的强调，从而将公共受托责任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混为一谈，因而无意识中给国家审计发展设置了障碍，而对“公允”等价值判断给予了一定重视的英国、加拿大等国，其国家审计发展相对较为先进。 从韦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论述以及二者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来看，正是两种不同理性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由于当代对工具理性的崇拜，导致了现代性危机的产生，要解决这一危机就必须对价值理性投注足够的关注。在国家审计目标中也是如此——要矫正工具理性崇拜的影响，就应给予价值理性更多的重视。

（一）在观念上强化价值理性

可以这样讲，在国家审计目标体系中缺乏价值理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观念中还没有对工具理性崇拜有足够的认识，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价值理性的漠视。因此，要在国家审计目标中强化价值理性，就必须首先在思想意识中强化价值理性，使价值理性在观念中扎根立足。

在观念上强化价值理性，要求我们必须强化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在观念中破除工具理性崇拜，使得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能和谐相处。

（二）在现阶段的国家审计目标体系中贯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价值观

在国家审计目标中强化价值理性，要求在现阶段的国家审计目标体系中贯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深入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是党和政府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战略规划。政治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价值选择，党和政府的战略规划体现的正是我国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倡导与坚持的主流价值判断，这一价值判断既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现阶段面对的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因此，在现阶段的国家审计目标体系中，必须贯彻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价值观。

（三）落实国家审计目标体系，积极灵活地开展国家审计工作

在国家审计目标中强化价值理性，要求将审计目标中贯彻的价值判断落到实处，切实加强有关审计工作，而不能自囿于国外审计实务，应积极灵活地开展我国的国家审计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原有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受到一定冲击，而新的核心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在此期间因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部分社会矛盾激化，同时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趋于激化，因此在我国的国家审计目标中应强化“公平”、“环保”与“和谐”等因素，并在具体的审计工作安排中切实加强相关审计项目的投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国家审计目标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统一，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贡献国家审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