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学界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开展学术评论，批评剽窃、伪科学和吹嘘等不良学风

我国原本有良好的学术评论传统，且都是指名道姓的。例如1935年唐兰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自序中说：“在本书里不免要批评到许多学者的错误。这里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辈和密切的朋友。就如罗振玉先生，他对于著者的学业，曾有不少的鼓励。他的一生著述和搜集材料的尽力，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甲骨学可以说是他手创的。但他那种考释文字的方法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漫话》刊登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已故研究员王伯熙的文章《抄袭剽窃，文败名裂》，其中指出“汉朝人因循抄袭的陋习就已经相当严重。”他举了两个例子：晚清的一个会元和一个翰林因抄袭别人的文章虽然一时获得非分的名誉，却终于文败名裂。王文中引了韩愈（768—824）的话“维古于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可见早在唐朝就有人谴责剽窃，哪里需要等出版法才能认识到剽窃是恶劣行为呢！上引唐兰著《古文字学导论》引言中也指出：“坊间虽罗列着许多……论著，多数是那班一知半解，或竟全无常识的人所剽窃抄纂的，这当然不会有一贯的理论”。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谭永祥在其《修辞精品六十格》（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1994年山西第一次印刷）中揭露《修辞学纲要》（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抄袭他的《修辞例说》《修辞新格》（连同原书的错误）；他并引用台湾龙应台女士的话：“温柔敦厚做人或许是好的，但做事、做学问，却是极度不可取的。”谭永祥在其“《修辞新格》增订本后记”中指出：该书“十五个新格，就被《修辞学纲要》抄去了十个，包括新格的名称、定义，连同例句和解说全都‘照单全收’”。不过《修辞学纲要》多次提到谭永祥新立某某格，所以性质同全面剽窃还是有所不同。

不良学风的第二种表现是伪科学不仅渗透到自然科学领域，也渗透进语言文字学。武汉大学中文系夏渌教授给我的信中写道：“东北出版了李蕴的《象数文字学》，并有名家作序，誉为‘另辟蹊径’，但实际是把《说文》解析某一字的字数，主观定为该字‘仓颉造字’的‘天机神数’，他得此天机，能破译全部甲骨文、金文。

“山东某大学某教师，吹嘘得到了‘破译甲骨文的密码’，从而认识了全部甲骨文。传媒广为宣传。

“把算命拆字的迷信和‘军事密码’之类的不相干的东西，套到古文字学科上，大搞神秘主义，以欺世盗名，报上竟大加宣扬，出版社竟准备逐一出版。本是人民群众造字，何来‘象数’和‘密码’？甲骨文三分之二以上，是未见于《说文》的，何得以《说文》有的某字字数，作为解开甲骨文的‘数字值’和‘密码 ’”。

“卖假药、假酒害死人，社科领域搞唯心主义的假科学，流毒青年和群众，同样害人不浅，该谁来管？社科领域也存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问题，‘打假’的问题。”“文科、社科组织既涣散，学会组织也不够严密，四川成都青羊宫的假《周易研究》为名算命诈骗案就是典型事例。神秘主义、蒙昧主义的东西，往往打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幌子，真假难辨，受害者惑于国家单位的支持，名人的吹嘘，‘国王的新衣’往往能风行一时，无人揭穿。学术界正气得不到扶持，歪风邪气插上名利的翅膀，如虎添翼，得心应手。实际上也存在一个社科研究的体制问题，领导和监督的问题，公开讨论的场所问题。”

英语副教授顾钢在读到我的上述两篇批评徐德江和王人龙的文章后给我来信，指出：“现在学术界不是有没有骗子的问题，而是骗子有多少的问题。目前，急功近利的社会思潮孕育了一批骗子，其中不乏学术骗子。与别的骗子相比，学术骗子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都更大。他们往往拉大旗作虎皮，把质量低劣的‘学术’作品推向社会，骗取名利。在学术骗子中，靠剪刀浆糊欺世盗名的骗子自然可恨，那些自我标榜有‘创见’的骗子更加可恨。他们传播错误的观点，贻误一代青年。过去几十年才造成一个大师，而今天似乎一年就可以出许多大师。学问似乎越来越容易做，因此对这种毒化学术界的骗子必须给予毫不留情的鞭挞。”

学生，一个是我。我是专为批评他的发言而参加该分组会的。（详拙文《学术讨论时不应谩骂——兼评〈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的几篇文章》［①ｅ］）。接着徐又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 3期第49页自我吹嘘，说：“他……的论著……代表着当代［②ｅ］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遗憾的是，类似的无原则吹捧并非个别。海南大学教授鲁枢元的《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语言学方面错误百出，严重歪曲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思想，还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我已写了两万五千字的长文《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掌握语言学理论》（刊《北方论丛》1996年第5期），对该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该书责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白烨尽管在该书序言中说他读该书稿时，带着挑剔眼光，却根本没有看出这些错误，相反在该序中吹棒鲁枢元具备“真诚的治学品格”，该书“是一部在角度上、立论上、语言上都卓有特色的好书”，“很光彩耀人”，并称赞鲁君在“语言学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称他为“理论家”。

《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发表的韩少功致鲁枢元的信，竟吹捧鲁的错误百出的《超越语言》为“快餐式的十全大补”“有里程碑意义”。

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古生物学和词与物等学派早已研究过不知多少遍的老课题，因此，提出“文化语言学”这个新术语，并不等于开创一门新的学科。即使就我国来说，现在这些所谓“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拓者所谈到的许多内容也早已是我国的训诂学著作探讨过的问题。例如，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三章就详述了“《说文解字》中所保存的有关古代社会制度、生产、科学、医疗学的资料”。陆著《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年）也有专节“通过训诂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及其科学文化”。因此，申小龙等将所谓“文化语言学”称作“新学说”，这就像俄谚所述，无异于“发现了已被发现的美洲”。

不正学风的第四种表现是一稿多投。申小龙数年内出了20多本书，有一些是大同小异的内容（包括抄袭他人著作的部份）经过重新组合或改头换面，用不同的书名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

关于学风，我国朴学有良好的传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已故张舜徽教授在其《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前言中有一段话谈到乾嘉学派中“有的学者，甚至将毕生的心思才力，投入一部书的深入钻研。当时朴实治学的精神，形成了风气，各效所能，写出了不少专著，留下了丰富成果，给予后来研究古代文字和整理文献遗产的人们以莫大的方便。这种成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湮没。”反观我国现在个别中青年，可能是受我国目前商业界出现了一些暴发户的影响，急功好利，写书和写文章，往往粗制滥造，信口开河，甚至抄袭剽窃，不以为耻，反倒批评别人“急功近利”（见下引《中国文化语言学》第166页），并且用一些歪理为这种行为辩护。例如申小龙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65—167页）居然反对“立论（要）无遗漏地寻找经验材料的‘证实’”，鼓吹“‘痛快’、‘偏颇’之论往往是至理名言，真知灼见”，“一些新思想的提出，其意义并不在于考据（？），而在于振（申误作“震”）聋发聩”；申甚至“鼓励冒险”，活脱脱地流露出一种急于求名的心态。《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陈冬生等三人的文章《树立科学的现代争鸣意识》竟然同意这些谬论，将它奉为“科学争鸣意识”。

从这些年来上述种种乌烟瘴气的弥漫，我们应得出深刻的教训：学风的衰败，固然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在学术界的反映，另方面也因为我国大学教育中仅注重知识的传授，严重忽略了文德和学风的教育。建议我国大学将宣传出版法、遵守出版法、尊重他人劳动作为大学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或者在大学德育中包括上述内容。要使全体教师和学生认识到，著述（包括毕业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中的抄袭和剽窃行为，其性质如同考试作弊，是应受到严厉的制裁和处分的。

这些年来不正学风蔓延，除当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外，有关出版社也有一定责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或不熟悉语言学专业，或审稿不严，或一窝蜂地就相同的选题（如“文化语言学”）向同一个中年作者约稿，致使他不得不走上剪刀加浆糊的错误道路。

（二）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中外古今偏废任何一方，都可能给我国语言文字科学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唐兰在上引《古文字学导论》（第28—29页）上说：“近来学术界有一种风尚，崇信异国人所做的中国学术研究，而把自己的专门学者看成‘东家丘’。异国人的治学方法，可以钦佩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们也有所短。即如语言和文字两方面，语言声韵是他们所能擅长的，文字训诂却就不然。有些人瞧见异国人对语言声韵研究得很有些成绩，就去推崇这一类学问，因之文字学就不被重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这是很有道理的。遗憾的是他的这些话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加之陈伯达一度推行错误的“厚今薄古”的方针，以致我国在一个时期曾将传统语言学，尤其是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研究打入冷宫。打倒四人帮，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局面才有所改变。这个教训值得深刻记取。然而，对我国传统语言学，包括训诂学的重视还是很不够的。我国和北师大最早的博士生导师、被誉称为章太炎黄侃学派奠军、学富五车、著名的国学大师陆宗达教授（1905—1988）所著《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和《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年）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出版的最早的两部传统语言学著作，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复兴，起了很好的带头和推动作用。《说文解字通论》在痛斥四人帮污蔑《说文解字》为“尊崇儒家，反对法家的典型著作”之后，用一章篇幅客观地指出了《说文解字》的巨大成就和局限性；因此这两部书培育了打倒四人帮后的几代学人，是高等学校传统语言学的重要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我本人从中受益极深。正是受这两本书的启发，我才得以发表七篇“比较词源学”的论文。

政治上落后，其经济和技术在某些方面并不落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台资，因此笼统地说“我们先进，为什么要向落后看齐”，似乎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对台政策。

另一方面，对待外国语言理论至今也有人持排斥态度。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此外，从根本上说，笼统地反对“以洋律中”，是不正确的。世界上的语言虽然有民族特色，但是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语言的共性通常大于个性，这正是不同语言均可互译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前面提到的拙文《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要掌握语言学理论》）。在修辞方面，共性更多。我们所知的语言都有共同的辞格就是明证，只是辞格的表现方式往往因语言而异。关于语言中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于全有的文章《语言研究的个性和共性与文化语言学的价值取向》（《语文研究》1995年第3期）说得很好，可参看。关于语言研究中的各种关系，王宁教授给我的信中说得很好：在当前语言文字研究中，“忽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导研究，把现实与历史对立起来的有之；把国内与国外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的也有之（按后一对立是申小龙观点的主线——伍）。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杨自俭教授在《山东外语教学》1995年第1期所刊《关于语言研究的几点想法》说得也很好：“语言研究要处理的关系主要有外国的和中国的，历史的和现在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在处理这几种关系上我赞成走中庸之道，就是说要两者并重，或者叫两手抓。我们所走过的弯路、所犯的错误，差不多都是偏离了中庸所造成的，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真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学的进步依靠处理好矛盾双方的关系”。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沈家煊给我的信中写道：“目前某些从事汉语研究的人有过份强调汉语特点的倾向，对语言的共性注意不够。有些人甚至认为汉语是十分特殊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都不一样，西方已有的语言理论对汉语根本不适用，使研究者误入歧途。这是一种很狭隘的观点，既不利于汉语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对国外已取得的成果借鉴不够，过分强调汉语的特殊性，用西方语言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种老生常谈来代替严谨的科学研究。这是在走回头路，不是前进。”

如何应用，成效如何。了解这方面的动态对我们有直接的参考作用。必须有专门的单位加以关注，每年作出综合的介绍。”

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很多。除大陆人材流失这一客观原因外，另外的原因是大陆部份学者认识上有上述偏差，我国大学中文系对外语和学习外国语言学理论不够重视，外语系则很少传授我国传统语言学知识，以致这两个培养语言学工作者的主要部门都有偏废一方的缺点。杨自俭教授在为《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增刊》所写的“写在前面的话”中也正确地写道：“从全国看，外语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自己的中国语言文化水平，很多人不懂得，中文水平上不去，外语水平也不易上到较高水平的道理；学中文的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外语水平，很多人不懂得恩格斯所说：‘要了解本族语言的材料和公式，就必须追溯这些材料和公式的形成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顾本族语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各种活的和死的亲属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9页［我根据德语原著，对中译文作了订正——伍铁平］）”。他在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中建议：“改造现有的中文系和外语系。在中文系提高外语的要求，在外语系提高中文的要求，都要突出中外文写作训练”。

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据韩国来我校学习的博士生说，韩国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都很高，学生尊敬和爱戴自己的老师如同对待自己的父母，因此韩国人以当教师为荣。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派到我国学习的人数极多。仅北师大就有七十余人。除十几人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学习基础汉语外，其他都在中文系学习汉语语言文字学或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或民间文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种大规模地派留学生出国（均自费）的做法，必然大大提高韩国的学术水平。以人口比例计算，韩国派出的留学生的数目，比我国不知要超过多少倍。

（三）大力提高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外语水平。

举几个例子说明现在大学教师知识水平滑坡的现象：

（3）《拉丁语汉语词典》（1988年，第400页）将拉丁语的penis（阴茎）译为“男性成员，男会员”，因为该词典是翻译《拉俄词典》的产物，在俄语中мужской член（阴茎）中的член有“器官”和“成员”二义。这种种被人们传为笑柄的错误都说明我国现在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素质下降。这类常识性的错误在文革前的出版物中较少出现，［②ｇ］所以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大力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外语水平。

鲁迅在《二心集》中说过：“语法的不精密，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句话说，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语文教育，包括语法教学，是提高人们整个文化素质的重要环节，万万不可忽视。现在社会上不少名流写文章，经常不区分语言和文字，就是因为缺乏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因此现在有些大学、特别是业大、夜大、电大、函大的外语系，又将语言学概论课程砍掉，是极不妥当的。

参考文献：

②ａ见戴尔·海姆斯《论交际能力》等论文，中译文刊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①ｂ阿斯勒夫的批评见于他所作《语言学史和乔姆斯基教授》（刊美国《语言》杂志1970年第3期）。霍凯特批评乔姆斯基的学说“误入歧途，引入大量中世纪的僧侣哲学，致使语言学工作者舍本逐末，劳而无功”（见霍凯特为其《现代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写的序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计，1986年）。霍凯特和霍尔还有专著批评乔姆斯基，见后。

②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①ｃ该书内容方面也有一些错误。例如第261页上说：“西方语言，如印欧语系和阿非罗－亚细亚（闪－含》语系的语言，属于屈折型语言。这一类型的语言有着丰富的前缀和后缀”，这不对。第一，印欧语系中包含亚洲一些语言，不全是西方语言；闪－含语系的语言主要在非洲；第二，屈折语的典型特征不是有前后缀，这是分析语和粘着语也有的特点；第三，印欧语中的现代英语不属屈折型语言，而属分析型语言。

①ｄ申小龙在上引《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第226页上居然肯定性引用徐德江的荒唐言论“文字是书面语言”。

①ｅ刊《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②ｅ请注意，连“中国”二字都没有，大概自认为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吧！

①ｆ这对过高估计汉字和汉语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不失为有力的反驳。

②ｆ其实这个解释并不全面，至今人们仍用“国粹”一词，而且有时用于褒义。如《语文建设》1995年第10期所刊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程祥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章，题目是“五洲华人弘扬国粹（指‘绝对求偶’）的盛举”。

①ｇ原文是handbook。顺便说一下，有些英文词典对此词注为“smallbookgivinguseful

facts”，不确。H.c.Wyld的《英语通用词典》（1956）对此词的释义中没有small（小的）一词。

②ｇ当然也非绝无仅有。例如查良铮所译普希金诗《致大海》竟将зыбь（涟漪、微波）误译作“牙齿”（俄语为зуб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