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缘起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缘起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创造性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它同中国先进分子寻求革命真理，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向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指出所面临的任务时所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因为卷入斗争的是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方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3]（P104）正如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适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一样，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适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文艺发展的需要。代迅认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能够被本土吸收与融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够满足本土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二是能够和本土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相适应。”[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正是沿着这两个方向展开的。

第一，中国特殊的时代条件是孕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温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外来思想，它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是因为其基本条件已从鸦片战争以后近80年间孕育发展而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洞开。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5]（P30）然而中华民族是不甘屈服、不甘压迫的民族，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抗争。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也开始了救国救民、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的艰难探索。正是在这些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多种学说思潮中的一种而被介绍到了中国。然而，正是由于各种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在中国的实践遭受失败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理论在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并迅速为广大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同时被引进到了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和主流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了其他外来文艺理论所无法比拟的强大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异质同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在契机。对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然是一种外来的、全新的东西，二者存在明显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代迅指出，“一种外来的文艺理论入主中国，这既需要满足中国当前的现实需要，同时还应在中国固有文论传统的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找到（或者说原来就存在着）许多契合点，这是它能够在中国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支点。”[9]从“诗言志”开始，中国传统文艺观就有着强调文艺社会功利价值的传统。直到其后儒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知行合一的理论思想，都十分注重文艺的社会功利性，强调要把理论有效地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得这一理论特色更加彰显，于是这种社会功利性自然成了近现代中国有识之士在接受外来文化和建构自己的理论时所运用的价值尺度。

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明确地强调艺术是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艺术是在与物质生产相关联的条件下存在的，物质生产制约着艺术生产，艺术生产对物质生产也有反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光是思想力求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0]（P11）列宁则更为直接明确地要求文艺为现实的社会政治服务，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1]（P68）文学应当更好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总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学艺术是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来看待的，他们特别强调文学艺术对社会的实践功利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这种“形式”上的相通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以在二十世纪中国迅速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正基于此，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和主流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了其他外来文论所无法比拟的强大优势。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与中国传统文艺观迅速融合，逐渐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然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与现实社会功利联系不那么紧密的部分，却被当时的文艺理论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也未能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一大遗憾。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之初体现出的主要特点

1、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与具体的实践精神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4]（P544）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表现出的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使之一经开始传入中国，就和当时中国的现实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译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陈独秀指出：“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因为它能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我们评价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的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救济弊害的需要，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15]（P25）可见，这一时期的理论家们都极为关注文艺的政治功能、宣传教育功能。

毛泽东也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与中国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并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起着指导作用。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刚刚得到传播的二十年代初期，胡适就挑起了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鼓吹实用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等也都打着保存“国粹”的旗号抵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入。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疯狂地发动了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发动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队伍，正是在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剿”过程中，进一步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更大范围内译介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显示出了自己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战斗性。

2、理论来源的间接性。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言，它作为一种从西方输入的理论，主要是从译介、阐释和发挥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从西方“横向移植”的结果。尽管这也离不开中国固有的文艺传统和中国当时的文艺的情势，但是它最初并不是直接来自中国文艺创作实践的概括与升华。可以这样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走到了创作的前面。因此，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史上，出现了“一个先天不足的理论误区，即因为当时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一般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论著加以区别”，[18]于是在译介的过程中同时也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观点与一些含有非马克思主义成分的文艺观混杂起来的情况，甚至把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阐释性著作误当经典著作来读解，理论来源的间接性必然带来理解上的误读。毋庸讳言，在这些阐释性著作中确实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成分。这种理论来源的间接性自然会影响到周扬、瞿秋白、冯雪峰等党的文艺工作者。使他们没有更多条件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正如刘少奇后来所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又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19]（P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