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的文化理论内涵

弗莱的文化理论内涵

弗莱在《创造与再创造》一文中，曾对文化做出了一个宽泛的定义，他说：“人不像动物那样直接与赤裸裸地生活在自然之中，而是生活在他从自然中建构出来的封套里，这个封套通常被叫做文化或文明。”[1][p5] 弗莱此处所说的文化，显然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指自然之外人类所建构的一切生活，并且这种文化的建构完全是人以自己为中心，并以自我为目的的。

为此，弗莱还在同一篇文章中用了一个譬喻来说明这一点。他说：“如我所称谓的，我们的封套——文化的隔离，将我们与自然分开，它很像（使用童年时期起萦绕我的一个形象）在夜晚一个亮着灯的列车车窗，多数时间它是我们自己对外关心的一面镜子，包括我们对自然的关心。作为一面镜子，它使我们充满这种感觉：世界主要是某种与我们相关的存在物——它为我们而造，我们是它的中心，我们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这面镜子偶然也会转向一个真正的窗口，通过它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漠然的自然的景象，它没有我们而独自存在了无以告知的年轮，它似乎只是偶然生产了我们，如果它有意识的话，它可能只会后悔生产了我们。这一景象驱使我们进入我们偏执于自己的相反的一极，在那里，我们似乎是一个巨大阴谋的牺牲品，发现我们不经我们自己的意志，随意地被派定了我们无迹可循的戏剧角色，这种状态是海德格尔所称的‘被抛状态’。”[2][p5]弗莱用这个譬喻，不仅将文化与自然分离开来，而且虚拟各自的立场来审视对方，最终还是为了审视人类自身的存在，从而确定文化的范围。

同时，在与自然的对应中，弗莱勾画出了文化的疆界，他的勾画，是在与自然对立的意义上说的，即文化就是自然之外的关涉人的活动的一切存在，包括语言。弗莱说：“文化氛围，或叫它别的什么，将我们隔离于自然。它由种种要素构成，其中以语词为主。这语词的部分我称之为神话谱系，或由语词所传达的人类创造的整体结构，文学居其中心。这个神话谱系属于镜子，而不属于窗户。神话被创设出来，不是为了直接地向外观看自然，而是为了标定人类社会的边界，为了反映它的关心。”[3][p6]文化是自然之外的人类的整体建构，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神话，就是语言；是语言沟通了文化与神话，文化因而包括了神话，神话因而成为文化。

总之，弗莱关于文化的这些陈述，表明他将自然之外的人类的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创造都视为文化，因而文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整体。所以他的文化理论也就注定了是包括多方面内涵的学说。

第一节 文学原型循环论

《批评的剖析》是弗莱的成名作，在这部著作中弗莱对原型进行了移位，把心理学或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型移到了文学领域，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原先的原型是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文化意象，是投射在意识屏幕上的散乱印象。这些意象构成信息模式，既不十分模糊，又不完全统一，但对显示文化构成却至关重要，现在经过弗莱的移位，原型成了文学意象，一个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4][p365]

而对于文学原型的基本特征，弗莱则是通过《圣经》和希腊神话的象征系统来描述。他从这些古代神话故事及其在后世的种种置换变形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中，引申出贯穿整个西方文学史的叙述结构原则是三种先后出现的神话或原型象征模式，即古代神话模式、传奇模式和写实（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模式。三个模式中，后两个均为对前一模式的“置换变形”（Displacemint）。

首先是神话原型模式。弗莱认为神话“是一个整体的隐喻世界，其中每一事物都暗中意指其他事物”，因而“神话是一种不明显的隐喻的艺术”。其次是传奇原型模式，它是神话向人的方向的置换变形，其特点是也由隐喻转向明喻，这里置换变形的核心原则在于“神话中可以用隐喻表达的东西，在传奇文学中只能用某种明喻的形式来表达。”再次是现实主义模式，它是对传奇模式的进一步置换变形，其中明喻的关系也不明显，但就其文字内容与现实事物的相似关系看，实质上仍“是一种扩充的或隐含的比喻”，“是一种不明显的明喻艺术”。[5][p174-176]这样，从神话——传奇——现实主义，文学的演进线索就由比喻的结构原则贯穿其中，即由隐喻——明喻——不明显的明喻，而这一贯穿线索中，基本的动力是原型模式的不断置换变形。

在此基础上，弗莱又从神话的两个对立的隐喻世界出发，推导出五种原型的意象结构，即启示的意象、魔幻的意象、天真类比的意象、自然和理性类比的意象和经验类比的意象。前两种意象直接来源于神话的两个隐喻世界，分别对应于宗教中的天堂和地狱；后二种意象由前两种意象类比推演出来，根据它们趋向于理想或现实的不同程度而分别对应于传奇、高级模拟和低级模拟，后两者实即写实或现实主义。通过这样的梳理，弗莱就把一部西方文学发展史描述为原型象征意象不断置换更替的、有规律的演进过程。

而在另一个方面，他又进一步认为这五种意象结构虽然只“是一种静止模式”，“构成作品的基调”，但“它们最终可以转换”。其中启示（天堂）与魔幻（地狱）两意象为两极，中间的天真类比、自然和理性类比及经验类比三种意象结构提供了转换运动的过程，而“过程的基本形式是循环运动；盛与衰、劳与逸、生与死交替发生都是过程本身的韵律。” [6] [p209]这样，弗莱就把自然界和生命的循环运动的规律引入到其理论当中。弗莱还从宇宙论形式与诗歌形式相似的类比出发，分析了但丁的《神曲》与弥尔顿的《失乐园》，认为“上有天堂，下有地狱，天地之间是宇宙循环或自然秩序”，由此，他概括道；“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构原则用于我们的原则：文学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叙述运动；“在自然秩序之内的循环运动和由自然上升到启示世界的辩证运动”；其中自然循环运动又分为两半，上一半是传奇和天真类比的世界，下一半是“现实主义”和经验类比的世界。他并由此推出传奇中的上、下运动和经验中的上、下运动四种主要的神话原型运动类型，认为向下是悲剧型运动，向上是喜剧型运动。这样，他就得出了四个“比一般的文学体裁更为广泛、而且在逻辑上先于体裁的文学叙述范畴”，即“传奇的、悲剧的、喜剧的、反讽和嘲弄的”。在此反讽或嘲弄属于经验文学要素，代替“现实主义”一词。这四个范畴，弗莱称之为四种“叙述程式（Mythoi）”。[7][p214-p215]

而弗莱那里，既然四个范畴或叙述程式属于“自然秩序之内的循环运动”，因此，它们也分别对应和代表着神话（原型）运动的方向：喜剧对应于春天，述说英雄的诞生或复活；传奇对应于夏天，叙述英雄的成长和胜利；悲剧对应于秋天，讲述英雄的失败和死亡；反讽对应于冬天，叙说英雄死后的世界。其中，喜剧和传奇是向上运动，悲剧和反讽是向下运动，反讽至极又会出现喜剧色彩，冬天又会转到春天，它们连在一起构成由春至冬又回到春的循环往复运动。于是，这四个文学叙述程式范畴就被纳入了共时性循环运动的框架之中。弗莱在别处，将此大的循环模式具体化为略有不同的文学解释体系：

（1）黎明、春天和出生方面，这是传奇故事的原型，狂热的赞美诗和狂想诗的原型；

（2）天顶、夏天、婚姻和胜利方面，这是喜剧、牧歌和田园诗的原型；

（3）日落、秋天和死亡方面，这是悲剧和挽歌的原型；

（4）黑暗、冬天和毁灭方面，这是讽刺作品的原型。[8][p16]

这种原型解释体系，把逻辑上先于体裁的文学叙述程式范畴，转化为文学的历史体裁，使之能应用于西方文学各种不同体裁作品的阐述。更重要的是，这就是使弗莱把共时性的文学范畴体系的循环运动转化为历时性的文学体裁发展的循环运动。在他看来，西方文学，由神话开始，经历传奇、喜剧、悲剧、讽刺等体裁而发展至今。而当代西方文学，属于秋去冬来的“现实主义”阶段即反讽作品阶段，英雄早已消逝，渺小的小人物却充当着主角。但是他并未彻底悲观，因为按其文学原型的循环运动模式，冬去将要春来，文学由神话开始，如今又有返回神话的趋势。当然，这只是一种遥远的期待而已。

第二节 文化人类学思想

弗莱文化理论学说中所折射出的文化人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型批评，二是对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看法。

首先看第一个方面，对于人类学的研究给予现代文学与艺术的积极影响，弗莱作了充分肯定，他说：“与考古学及其‘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同步发展的，是人类学和它对‘原始初民’文化的研究，后者把原始艺术，它那不可思议的风格化形式，它那毫不掩饰的有关生殖器和性的主题，它对观察视角的蓄意扭曲等等，都实实在在摆在艺术家的眼前，在所谓现代传统的诸多因素中，原始艺术，不论是哪个时代或哪个大陆的原始艺术，恐怕都是最具广泛影响的一个因素。原始文化，由于它与魔法有直接的联系，因而表现为一种直接的想象力，它既是纯真质朴的，又是程式化的，……它清楚无误地表明西方艺术几百年来不断地更新进化而形成的那个悠久而疲惫的传统如何才能得到复兴，如何才能得再生。”[9][p66]就拿他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分析来说：先从萨克森（Saxo）传说的语法习惯入手，并将传说与更为远古的神话相呼应。[12][p82]表面上这样的带有人类学谱系式的分析与莎士比亚戏剧仿佛距离遥远，事实上却更为接近，因为这是戏剧符号叙事内部更为深层的人类共像和历史依据，一部戏剧作品经过这样的人类学式的批评和分析，使读者更加准确地把握了莎士比亚戏剧与盎格鲁•萨克森这样具有明确的人类族群认同和地域背景下的历史积淀之间厚实关联。这样的文学人类学式的“族谱化”索考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对哈姆雷特这不朽性格的历史溯源和寻根，以获得一种更具历史色彩的凝重感和个案化倾向。它的效果不是为主人公描绘一株“亲属树”（family tree）,去寻求一个历史系化的实在意义；恰恰相反，越是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越是包含历史原型性内容，因而愈加具备在人类生命和经验价值上的普同性质。

可以说，弗莱的原型批评就是一种用人类学视野，以历时性的眼光作“谱系”式的神话仪式训诂；同时又探求人类心理深层的、普遍存在的、却不为具体的个人所清晰感知的潜意识中的情结，并将它反映在文学叙事和文本符号的体制之中的叙述模式。因此他反对把一首诗看作对自然的一种模仿的孤立考察个别诗的原则，而主张“把一首诗同其他诗联系起来考虑，视之为诗歌总体的一个单位”，提出批评应“建立在把个别的诗相互联系起来的象征系统上，它将选择那些把诗联结为一体的象征”即原型“作为其中要研究对象”；同时，研究的目标不是孤立寻找某一首诗对自然的一种模仿，而是寻找被“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模仿的自然秩序”。[13][p149]这就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两个原则：一是把单一作品放到文学整体关系中去考察；二是把文学模仿自然的原则不看成单个作品模仿自然，而看成作为整体的文学所模仿的同样作为整体的自然秩序。而这些也都正好间接地体现了人类学的整体进化思想，作为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弗雷泽就是把人类文化看成是不断依次更迭的整体，并试图用阶段性进化的模式来概括文化更替发展规律的。因此从上述看，原型批评可以说是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之具有理论上指导意义和方法上的可操作性。

弗莱的文化人类学思想第二个方面体现在他对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看法上。人类学对20世纪全球村时代的到来贡献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这一思想准备。弗莱对此也深受濡染。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就明确反对种种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主张。因为对于这些主张，弗莱认为除了情绪化的取向以外，主要还是一种自我中心式的幻觉安慰。他讲到威廉•莫里斯那种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村社式文化观，以及T.S.艾略特的文化非中心化主张，纯化语言以抵制国际化“现代”的种种要求，土语入诗和清除外来词的呼吁，等等，这些主张一旦同现实的文化发展相对照，其一厢情愿的性质就昭显出来了。“我们如果把T.S.艾略特关于非中心化的文化理论同他的诗歌和他的影响比较一下，后者在两方面都是国际性的，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他的那些理论都是说梦式的，其实与文化事实并没有任何关系。”

弗莱坚持认为，文学虽然由于语言、民族及国家的界线而有其疆界，但绝不能把这些疆界绝对化，看成铁板一块。事实上，“这些疆界有无数的缝隙，可以接受来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影响。”这种相互间的渗透和影响已被证明是文学发展更新的动力和契机：“愈是生动有力的文学，就愈要依靠杂交授粉使自己繁茂地成长。我们不由想起了叶芝，他依靠了一种凯尔特兼爱尔兰的神话传统，然而他却几乎没有关于这传统的第一手知识。另有一种杂交授粉，那是发生在当一个加拿大作家具有日本，或加勒比，或捷克，或斯里兰卡文化背景的时候。”[14][p97]

农学方面的杂交优势原理早已深入人心，而文学和文化上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却依然畅行无阻。弗莱借用杂交授粉这－农学术语来比喻文学影响的积极作用，针对的正是种种坐井观天式的民族文学捍卫者。在这里，封闭与偏执、开放与豁达已经构成某种只有必然联系的对应品格“越是同一化，越带有地方性的社会里，我们从中所学到的就越只能是一些在朋友那里不断被重复，然后又受到媒体一再支持的偏见。”[15][p98]在这里，弗莱把知识、教育和情趣上的“近亲繁殖”及其后果，同他所赞许的文化杂交摆在两相对照的位置上，使其高下自明，优劣互见。

由此可见，弗莱是一个自觉的世界主义价值观的倡导者，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对他均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在 1967年加拿大独立百年之际所作的讲演中，弗莱指出了加拿大人在自我文化认同上的分寸感：“ 我发现，加拿大人有一种让人宽慰的品质，他们在国外之所以受到别人喜爱和尊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不事张扬，平易近人，他们心悦诚服地承认世界所有非加拿大人口的极度重要性。”[16][p1]毫无疑问，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尤其是那些历史传统深厚的国家，要承认其它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并不低于他们，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换言之，弗莱的这一“发现”可表述为加拿大人较少沾染“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自大偏见。为此从以上弗莱反对种种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主张来看，他与文化人类学者所强调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十分接近。

第三节 文学批评重构论

弗莱在其著作中对所谓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应该怎样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他指出：真正独立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有着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科学形式，而不能等同于文学本身，也不能迷失在其他人文学科之中。为此，他进一步认为文学批评重构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其次，文学批评的重构应避免对立，而尽量做到整体的协调性。“我们必须在两个非批评的极端（即离心与向心）中保持一条中间道路。”[22][p16]文学批评的重构必须是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研究、自由与关怀的协凋：“批评将永远有两个方面，一个转向文学结构；一个转向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其它文化现象。它们在一起相互平衡：当一个发生作用排除另外一个时，批评的观点就会失去中心。”[23][p10]真正的批评应是“既系统化又内在化”的，也就是说，“弗莱在阅读方面的特殊贡献既不是对内在研究的强调，也不是对属于理性范围的系统观的选择，而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科学的文学批评应该从文学自身找出它的原则并且走向独立，而不应仅满足于隶属某一宗主大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的地位。[24][p106]因此，只有当转向结构与转向语境两者平衡时，真正的批评才能产生。也就是说，有两种语境使文学作品产生潜力，一种是内在语境，另一种是外在语境。批评不能完全依赖外部的非文学的语境，因为那样将会用一种简单的传记分析和社会分析代替文学分析，把文学批评变成一种变相的历史主义，也不能单纯地研究文学话语，因为预设文化框架作为现代性思想的重要部分，与现实，包括政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一味将文学从其产生的语境中分离开来，其结果必然失去与社会对话的能力，最终把批评推向绝路。因此，真正的批评必须能在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之间从容切换，从而深入考察文学内部与外部语境之间的隐蔽联系。

最后，真正的批评不仅表现在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平衡，而且还表现在文学的社会现实语境与乌托邦式的理想语境的统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自律和关怀这两种特性决定了文学不断地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渴求而与现实的一切构成一种张力。批评的任务就是试图在这种张力中挖掘出文学的意义，阐明批评家本人对于文学在整个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25]弗莱在一个广阔的文化框架下探索文学的本质和意义，神话框架是他给文学批评的一个“预设”，在文学批评的意义上，他提出了“自由神话”与“关怀神话”两个概念。文学的“关怀神话”倾向是指，文学随着一种文化的发展，它的神话倾向于包罗各个学科，扩展成一个总的神话，它包括一个社会对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关心着社会焦虑，表达着对人类生存意义的关怀。关怀的神话是为了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关怀的语言倾向于变成信仰的语言。而文学的自由神话倾向则表现为文学在表达真理的趋向上不是直接诉诸于关怀而是诉诘于更能自我确证的标准，但它所演化出的心理态度，其中包含客观性，判断推理，容忍和尊重个人，也会变成社会态度，并且围绕社会的主要关系而加强，对关心这些态度的文字表达，就是自由神话。自由神话也是关怀神话的一部分，但它主要保护与关怀神话不直接相连的某些社会价值，如容忍、尊重、公平等理想化的价值。因此，关怀神话侧重保守和共性，强调权威、信念；而自由神话则侧重自由与个性，强调宽容、客观，两者都是文学批评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关怀与自由的同时存在，才能使文学批评既超越自身，又回到自身，既立足于现实的肥沃土壤，又能超然于现实之上，体现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系统而内在的文学批评的永恒魅力。因此，文学批评的重构关键就在于如何协调好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离心与向心、自由与关怀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后殖民文学思想

当代文化研究学者往往特别关注非经典文学或被边缘化的写作／话语，以便对这些“非主流的”文化研究作出全新的解释。这无疑促进了当代后殖民研究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后殖民地”国家的风行，因为在这里，高雅的“英文”（English）实际上是以带有土著发音和语法的“英文”（English）之面目出现了。[26]传统意义上的英语文学就被划分为英美文学和“英联邦”（Commonwealth）文学。弗莱作为加拿大的著名的文化学者和文学批评家，自然得在国际论坛上代表加拿大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界发言，于是他在《加拿大文学史》的“结语”中明确地指出要把加拿大文学当作“英联邦文学”或“后殖民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而这一点正好体现了弗莱的后殖民文学思想。

在首版的“结语”中，弗莱首先对加拿大的后殖民地位有着清楚的认识，为此他写道：“当西北通道未能实施之后，加拿大便成了一个在商业意义上讲的殖民地，它与其说被别人当作一个社会来看待．还不如说是一个整天寻找着什么东西的地方。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来到这里带走了毛皮、矿物和木质纸浆，他们只想实现自己的短期目标。那些被征来的官员们寻找农场和村庄以便把年轻人带走，让他们成为欧洲王朝之间争吵的殉葬品。”[27][p69]

实际上，加拿大的后殖民性特征不仅体现在它的经济和政治上，同时也体现于它的文化和文学上。由于加拿大过去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过自己的文化和世界知名的文化理论家；战后它又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美国殖民地的角色，因而其文化常常带有鲜明的美国色彩。所以弗莱在‘结语’中进一步指出：“英、美这两个都操同一语言的大国同时影响着加拿大，这对加拿大英语区虽实际上带来利益，但理论上却滋长了混乱。常有人说，如何识别加拿大呢？答案要到‘居中状态’或‘平庸状态’中去寻找，即是说，加拿大的特征处在两个大国之间。这种说法有一点不好，即我们不得不把英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确定为两个极端。”[28][p67]因此在弗莱看来，突出加拿大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以及加拿大文学的特征以便消除英美文学的阴影，实际上也意味着消解帝国中心，使加拿大文学实现非殖民化的目标，这样便使其能够既在边缘地带同时又在中心发挥影响。那么如何去突出加拿大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以及加拿大文学的特征呢？弗莱给出的答案是：把加拿大文学当作“英联邦文学”或“后殖民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因为英联邦文学的这一部分实际上对英帝国的文学起到了一种挑战作用，而他为这部文学史所撰写的结语则更是使得加拿大文学研究这门“边缘”学科得以合法化。

可以说，弗莱的这些努力正好与那些试图弘扬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的后殖民批评家们的目的相吻合。例如，当今十分活跃的美籍印度裔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在谈到自己在美国社会和印度传统中所处的“异类”（alien）地位时指出，“由于这些新移民的‘民族出身’正如同他们所幻想的那样，迄今并没有对尚未得到承认并且远离中心的美国历史文化作出什么贡献，因此我们所要求的就是美国应当承认我们的幻想作为它现在的历史之一部分”。[30][p395]而弗莱也对加拿大文学的崛起以及其在未来的潜在影响确实是充满信心的：“加拿大文学始终被认为拥有在未来占据中心的引力，它已进入了当代，并处于现在这一位置和这一状态，它也将可能有助于为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这一希望并非那种虚无飘渺和梦魇般的未来启示录，而是这样的一种未来：西方人从不同的流放地返回家园，并远远胜过了一个不时地梦见自己自我幻像。”[31]

总的来说，尽管弗莱并没有真正从理论的视角介入关于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论争，但他在《结语》中已经触及了后殖民文学的论题，同时他的批评实践也与当代后殖民批评密切相关，因为他一直对帝国的文化霸权及其对后殖民话语的主宰持批评的态度，而他在国际学术界所扮演的角色则是从内部削弱了文学经典的中心权威（英国文学），使得（包括加拿大文学在内的）整个具有“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英语文学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地。根据弗莱在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我们也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因此我们不得不审视弗莱对今天的后殖民研究中的许多论题所作的预示，因为这不仅是一位神话批评家的预言，而更是一位有着历史洞察力的思想家的必然的逻辑推断，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今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弗莱仍受到我们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