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联孙吴，北拒曹操”── 面对两极压力的战略选择

“东联孙吴，北拒曹操”── 面对两极压力的战略选择

（一）中苏边界冲突与毛泽东的反应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将边界冲突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8月13日，苏联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武装部队侵入我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包围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战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同时，苏联领导人和舆论工具不断进行战争威胁，并对中国发出核战争恐吓。

苏联的行动，引起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极度警惕和关注。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打倒新沙皇！》。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并设想了两种战争形式。一种是在边界上“小打”；一种是苏军入侵中国的“大打”，对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此后，毛泽东一度对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国要准备应付苏联的入侵，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苏联”，中苏有两千多公里的国界线，苏联随时可以挑起战争。不仅如此，中国还要准备应付世界大战，因此要在精神上、思想上和物质上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28]

从此，苏联代替美国，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外部敌人。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力求使中苏关系从紧张的对峙状态和缓下来，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发生。同时，中苏关系的严峻局面，也促使毛泽东从相反的方向思考问题，中美有没有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

（二）运筹帷幄：毛泽东调整对外战略

中苏关系恶化以来，毛泽东高度警觉地注视着我国的国家安全，进行着重大的战略构思。这时，美国的情况日益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看出美国方面有进行战略收缩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迹象。因此也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摆脱我国对外交往的被动局面和改善我国的安全环境，他对周恩来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1968年12月，受到“文革”冲击的外交部长陈毅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没有东移，美苏之间的矛盾不可能调和，不应过分强调美苏共同反华的一面。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仍有很大周旋余地。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2月19日，毛泽东对远东苏军战略表示了疑虑，他说：“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兵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出于担心苏联在远东搞演习的战略目的，毛泽东主席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4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并将结果上报，供中央决策。这一行动表明，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正在思考如何打开战略上的被动局面。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在中国决策层看来，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提议，要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做出必要的布置。毛泽东还认为：“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他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样？”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31]

在这种背景下，陈毅等4位元帅进行了多次讨论，先后向中央提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报告及口头意见，认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最后，经过数月深思熟虑的分析，陈毅提出：“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32]老帅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时的中国，尚是一个综合国力并不强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毛泽东在慎重考虑和反复观察之后，毅然对我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调整：改变60年代“两条线”的战略方针，实行以联美抗苏为基本特征的“一条线” 战略。对外战略的这一重大调整，说明毛泽东是一位善于捕捉历史机遇的国际大师。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33]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判断并不是遥远的预言，而正是历史发展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