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湖南赈灾救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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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1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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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湖南赈灾救灾研究

清代后期湖南灾害连年，引起了社会的冲突与政治的动荡，严重威胁了清朝统治。因而，大灾之年，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秩序，会采取一系列赈灾救灾的措施。据统计，清代后期几乎每年赈灾救灾，有时甚至一年数次，施赈总数达到156次，平均每年两次[135]。如下表：

清代后期湖南赈灾救灾次数表

时间赈灾次数平均每年赈灾次数

道光二十年-二十九年道光三十年-咸丰九年咸丰十年-同治八年

（1860—1869） 9 0.9

同治九年-光绪五年

（1870—1879） 6 0.6

光绪六年-十五年

（1880—1889） 11 1.1

光绪十六-二十五年光绪二十六年-宣统三年（1900—1911） 4 0.4

表中数据来源于田伏隆主编的《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一)传统赈灾

1.官赈

“救灾赈饥急于星火”。大灾之年，饿殍遍野。“若不急筹赈恤，则老弱转乎沟壑，壮者即流为盗贼。虽乘荒抢劫，律有明条，但严定其劫夺之罪，而不予以存活之路，恐挺而走险，诛不胜诛，惟有发赈安民足以潜消勾结，预杜乱萌”。统治者更多的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角度来看待灾民问题。他们唯恐“饥民十百为群，以均粮为名，藉端攘夺，渐至聚众滋事。[136]”因而“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137]”，各地方官一面题报灾情，一面委员勘定被灾分数，针对灾民受灾程度差异采取不同的方法。清代后期湖南赈灾，集历代之大成，凡古代赈救之术，无不具备。清代后期湖南赈救措施主要有急赈、平粜、工赈、蠲缓及借贷等五个方面。 ② 平粜：灾年以低于市价卖给灾民谷米。一般为社仓、常平仓积谷。荒歉时节，开仓平粜；丰收时节，买谷还仓。也有灾年，用现金往邻境采买谷米。平粜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救灾方法。“放赈则库藏之力存限，平粜则转输之力无穷。[143]”平粜较之赈粮钱，资金可以回收利用。光绪二十年（1894）古丈坪厅旱，知府汪明善“委绅赴常德、武陵运米数百石，佐以常平仓谷数百石，在城隍庙设局平粜一次。[144]”

③工赈：即以工代赈。指灾后征集被水灾民疏通河道，巩固堤坝，修筑桥梁等大型工程。侍郎崇厚上疏“工程愈大活人愈多，而城垣完固则保障可资，河道疏通则转输有利，诚为一举两得之计。[145]”灾年选取灾民中的青壮者，修筑大型工程，一方面聚集社会上大量闲散劳动力，减少社会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重建家园，有利于恢复农业再生产。光绪二十一年（1895）浏阳大旱，谷物无收，湖南巡抚陈宝箴请欧阳中鹄办赈。在谭嗣同协助下，招民到南乡采煤，以工代赈[146]。谭嗣同订章程，立机构，确定赈灾的基本框架。一时“矿大开，全活无算，而所屯之煤，亦并得善价”[147]。

④蠲缓：免去或缓征被灾州县赋税。咸丰元年（1851）巡抚骆秉章覆奏查明湖南巴陵、湘阴、安乡等县积欠被灾缓征银54，800余两，遵旨豁免。是年水灾，应完钱漕等项，一并蠲免[148]。

2.私赈

(二)荒政的时代特色

近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革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的社会及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近代也呈现出亦中亦西，亦旧亦新的奇特景象，清代后期湖南荒政在传统之中显现出近代化的端倪。

1、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荒政的近代化。时人论及报刊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时说，国家的强弱在于一个“通”字。比如“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于中国藐若异域”，国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丈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如此，“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于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而 “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163]。为此，京都及各省均应设报馆，如此则国家上下、内外顺通，“天下一家，中国一人”[164]。湖南报业的崛起是在维新运动期间。当时 “《知新报》屹立于澳门《湘学新报》屹立于吾湘，与《时务报》鼎足分峙，彪炳一时”，“日则以《国闻报》、《湘报》为巨擘焉。[165]” 《湘学新报》、《湘报》与当时的《时务报》、《国闻报》相提并论，可见湖南报业影响力之大。《湘学新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长沙设立两个总售处，三个分售处，还在上海、汉口、武昌、沙市等地分别设寄售处，仅长沙一地的销售量就在1000多份[166]。《湘报》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刊。初时印行5000份之多，仍供不应求，又加印100份，其销售量之大在当时实为少见[167]。这两份报纸都以传播时事为主旨，在其带动下，地方性小报也得到很大发展。报刊事业的发展加快了信息的传播。湘人万瀛贤“阅报有年”，认为报馆的价值“非仅为湖南开风气而已”，“每读大篇，未尝不心焉向往。” 宣统元年（1909）安乡“大水奇灾，四百余垸全罹浩劫，仰屋旁皇，莫知为计”，万瀛贤由报上获悉议会成立，以“救灾恤邻”为“议案第一”，不禁上书湖南各报馆，望“续发谠论，揭安邑之苦”，促“议员之实行”，他认为报纸之价值实“一纸书胜于十万师”[168]。报纸改变了以往以书信、传闻传递灾信的传统方式，通过专业人士采稿、印刷、发行，大大加快了灾情的传播速度。民众通过阅读报纸，国内外、省内外事无巨细，尽收眼底，确保灾害信息的及时传播，也增强了赈灾的时效。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夏，水灾泛滥衡、永、长、常四府，沿岸人畜财产付之一洗。《长沙日报》报道灾后米价暴涨情形，“去岁腊月，每上米一石已增至四千文上下，现在又增至四千六百文，固由钱价日低，抑亦乡城商民过虞荒歉，禁阻出境，迪运勒居奇所致。所望贤有司即日出示晓谕，不得过事张皇，无许再为加涨，使食力贫民得以自全生计”。远在日本的宋教仁，6月中旬即得到消息，“念及湘中近日哀鸿遍野，不知如何困苦，拟亦有所尽，以为一腋之助焉”，“寄金二元”，“以为湖南水灾救济之助”[169]。

3、运输方式的根本改变体现了赈务的近代化。以往“牲畜背资运行不过五百里”，“修铁道驾火车运行可至三千里”，如水路“有轮船可通则运行可至六万里”[177]。极大缩短了运输赈济物资所耗费的时间，“百里长途”只为“瞬息之劳”[178]。起初，湖南“深居内陆”，“风气未开”，人民“墨守旧章”，时人常“嗤湘人士为偏执”，而湘人“亦不顾焉”。当时某大员坐小轮回籍，“乡人皆有群起而攻之意”[179]。自岳州开埠，湖南风气渐开。铁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带来的便利使墨守陈规的湘人眼界大开。谭嗣同倡议“多修铁路，多造浅水轮船”，“以便赈济”[180]。熊希龄上湖北巡抚说“大局岌岌，近复阴雨连绵，麦谷可虞，天时人事，益可想见。轮船早成一日，早收一日之益，此时并不敢望兴富强，只求血脉通，将来运粮……不致迟滞”。[181]在官、绅、民的共同努力下，湖南交通事业取得一定成就。据统计，从19世纪中后期到宣统三年（1911）止，湖南境内陆路铁路线有萍株、粤汉两条铁路，轮船总数达到13艘。其中载重量超过50吨的大轮，有两湖善后轮船局的“湘泰”轮112吨,开济轮船公司的“永清”轮100吨,“永吉”轮有67吨[182]。内河轮船的开通与陆上新铁路的修筑,不仅成为湖南迈向近代的一个起点，而且有利于赈务。宣统二年（1910）年湘省“因上年滨湖各省被灾”米价“入春以来市价涨至八千

五、六百文一石。”“近自乱后，谷米愈形缺乏，善后办法，以广为采购，接济民食为第一义。”湘省巡抚杨文鼎得知河南“去岁收获中稔”，“派员赴豫买米十万石，车运汉口，由轮转湘”，又将“汉口所存在皖、赣采购之官米暂借一千石，即日派轮拖带来岳，交岳州魏守接收平粜，”“以救湘急”。[183]

近代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以及近代报纸、电信是传统荒政中不曾有的。这些先进工具及设备加快了灾情的传播，缩短了运输赈济物资的时间，增强了赈灾的时效。

余论:荒政近代化的发韧

如前所述，学习西方影响到了传统荒政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得清代后期湖南的荒政事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湖南的荒政事业也开始了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减灾防灾环节中以熊希龄为代表的出洋人士采用先进疏浚工具这一主张的出现，以学习西方先进种植方法为主旨的农艺学堂的创办；赈灾过程中近代报刊、电信、交通工具的实际运用，都是在西方“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在荒政中的反映[184]，即近代化在荒政中的体现。这一过程通过“学习、借用和移植先进国家成果，”[185]将西方先进科技、新闻媒体与交通工具运用于荒政，使其效果大大增强。特别是赈灾的时效性上，近代报纸、电报、轮船在赈灾中的实际运用，使“万里长途”仅为“瞬息之劳”，传统与近代之间，差别已如天壤。

随着“欧风美雨”的不断东渐，传统荒政的近代化趋向不断深化和发展。它必然以科学技术、近代新闻媒体、交通工具这些器物层面的近代化发展为起点，逐步转变为以制度、组织等非器物层面的变化、发展、完善为标志的近代化荒政。

注释：[3][9][32][57][65][76][100]善化县志[M]. 清光绪三年刻本.卷之三十三祥异.卷之三十三祥异.卷之三十三祥异. 卷之三十三祥异.卷之三十三祥异. 卷三十三祥异.卷之九积储.

[4] 李文治著.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三联书店.1957.913.

[5]乾隆•同治•民国溆浦县志（整理本）[M]卷三灾异.

[6][14][30][45][103][138][144] 古丈坪厅志[M]. 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卷十七灾祥. 卷十七灾祥. 卷十七灾祥.卷一事纪. 卷十七灾祥. 卷十七灾祥. 卷十七灾祥. [7][38][71][73][74]保靖志稿辑要[M].清同治八年刻本.卷

四.

[8][29][33][69][77]靖州直隶州志[M].清光绪五年刻本.卷十二事纪.

[10]攸县志[M].卷五十三祥异.清光绪年刻本.

[11][116]溆浦县志[M].民国十年活字本.卷七蠲恤.卷三水利.

[12]浏阳县新志[M].卷二事略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13] 宜章县志[M].事纪.民国三十年铅印本.[17] [43][58][60][62][70][105][157][158][161]湖南通志[M].光绪十一年刻本.卷二百四十四祥异.卷二百四十四祥异志.卷二百四十四祥异志.卷二百四十四祥异志.卷二百四十四祥异志.卷二百四十四祥异志.卷五十五食货一积储.卷一百七十六国朝人物志

二.卷

五

十

五.食货志一积储.卷一百八十八国朝人物志

十

三.

[18] 保靖县志[M]卷十一丰歉.清同治十年刻本.

[19][44] 湘乡县志[M]卷五上祥异.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20] 石门县志稿[M].县事纪.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本.

[21] 龙阳县志[M]卷之十一灾祥.清光绪元年刻本.

[22][42]通道县志[M]卷十灾异.民国二十年石印本.

[23] 安福县志[M]卷二九祥异.清同治八年刻本.

[24][56]浏阳县志[M]卷之十四祥异.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26] 湘阴县图志[M]卷三十九灾祥.清光绪六年刻本.

[31][61][101]新化县志[M]卷第十二政典

二.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34][40][67]会同县志[M]卷十四灾祥.民国石印本. [36][37][48][176][183]长沙文史资料[N]. 庚戌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1990年增刊.67.前言2.前言2. 13. 67.

[39][75][97][117]宁乡县志[M]第一县年纪[M].民国三十年铅印本.[46] 醴陵县志•大事记[M].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49]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湖南自然灾害年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及各市县志综合.[51] [140][141]赵学圭撰.邵阳贺愍公金声事迹[M]. 民国抄本.藏湖南省图书馆.致中丞俞公缄.上俞中丞书.行述.

[52] 参考浏阳县志[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及湖南自然灾害年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55][63]酌时急务[M].清咸丰刻本.藏湖南省图书馆.

九.

二

十

二.[64]永绥厅志[M]卷一灾祥.清宣统元年铅印本.

[66]湘潭县志[M].五行

九.清光绪十五年刻本.

[68] [72]醴陵县志•大事记.民国铅印本.[82]段毓云编.南州志备忘录[M].南州厅设官奏稿.民国廿六年刻本.

[83][160]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539-540. 431.[85][112][169]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81. （上）245. 244—246. （下）615.[87][151][153] 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4.5册. 5643.2册.1736.5册.5611-5612.

[88][89]卞宝第著.卞制军（颂臣）政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194-5册.卷

三.189.194-5册.卷

二.157-160.[93][96][99][172]清崑冈撰.钦定大清会典[M]

（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203. 203. 203. 205.[95]桂东县志[M]卷四仓储.清同治五年刻本.[102]安仁县志[M]卷五积储.清同治八年刻本.

[104]酃县志[M]卷五藏廒.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106]桂东县志[M]卷四仓储.清同治五年刻本.

[107]汝城县志[M]卷之十三政典志•财政上.民国二十一年活字本.[110]皇朝政典类纂.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M].877册.卷47.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453-455.[114]长沙县志稿[M].民国三十七年稿本.

[115]段毓云主编.南县志备忘录[M].创修育才大垸告竣碑记.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118]续修永定县志[M]卷之十祥异.民国三十年铅印本.

[119]临湘市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10.

[120]沅江县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4.

[121]保靖县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167.[123]湖南省志[M].第8卷农林水利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311.[126]攸县志[M]卷五杂识.光绪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