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创作后期的文化阐释视阈：走向融合和跨文化阐释

沈从文创作后期的文化阐释视阈：走向融合和跨文化阐释

本章内容提要：湘西文化被视为反拨现代文明失范的理想文化形态,作为审视现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光之镜，是对文化理想之境的追寻，这种现象性的说明是形而下的，但缺少历史理性。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文化对立的二元的任何一极都无法成为对立二元瓦解后走向文化融合后的主导性文化，这正是沈从文在把湘西苗文化、古楚感性文化作为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时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时所面临的困境。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沈从文文化困境的来源。在创作后期，沈从文是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上去重审他在上海时期所展演的湘西古楚文化感性生活各种形态，这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高度说明了沈从文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沈从文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华族整体意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沈从文该期的文学创作正是对中华民族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考。

4、1 反观之镜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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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反光之镜的破碎

沈从文面对城市——乡村、边缘——中心、古楚感性文化——儒家理性文化二元对立，把湘西文化作为审视现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光之镜，来揭示现代文明的病苦。湘西文化被视为反拨现代文明失范的理想文化形态。沈从文展示了作为人类生存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和人类之初的原始质朴性。在作品中他用“乡下人”人性来涵盖其间的质朴与刚健，用之去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环境下那“城里人”因拜权、拜金、拜洋派生出来的种种软骨症相对照，以引起国人的注意。因此，沈从文的湘西文化和原初社会的原始性成了渴望精神灵魂、疗救现代性病患的灵丹妙药，其湘西文化也成为了现代都市投射其理想的反光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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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反光之镜破碎的原因分析

沈从文把湘西古楚感性文化作为都市现代文明与传统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希望以此找到文化复兴之路，但这条路命中注定是要失败的。文化复兴之路，目光向内转，从古楚感性文化和儒学理性文化中寻求文化再生资源；目光向外转，实施全盘西化方之策略，两条道路貌似水火不可相容，分岐不可逾越，但两者背后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都采取了一元的文化观，他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一种单一的文化模式。在文化冲撞、相互涵化走同文化交融时，不论何种以单一文化形态去覆盖其他文化形态的任何企图都会失败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不同文化形态及其文化特质的区别，体现在该文化所处的时空、其经济基础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本身发展的水平的差异上。在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中，文化内部的各个文化因子、各地域、各国度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是存在着时代差异的。沈从文湘西世界和都市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不同时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即历时的文化形态在共时中发生冲撞。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的历史机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统一的特征，在主流汉儒家理性文化出现失范时，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城市——乡村、汉儒家主流文化——苗家等少数民族文化、理性文化——古楚感性文化等对立的二元就发生了共时性的冲突。因此在理解和阐释这些文化间、文明间的冲突时，我们更应具备文化相对论思想与方法，强调跨文化理解与阐释，不仅是不同地域、不同传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也是不同水平、不同时代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这种跨文化了解和阐释必须突破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偏见。“这种跨文化理解的关键在于克服由于文化隔阂和文化落差产生的文化偏执心态。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由于自己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文化熏染，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定势和文化价值作为惟一的或基本的标准、尺度和参照来度量、理解和评价其他文化，并将自己的文化观念、文化感情和文化追求作为一种文化定势而倾注到对象之中，从而造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反差甚至心理冲突。这种文化心态的主要特征是不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去看待异文化，而只是从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来看待，要求甚至改造异城文化。”[66]沈从文寻求反观之镜的失败，原因就在于此时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选择时的理论前设为：湘西本土古楚感性文化优于都市儒家理性主体文化。这实质上是希望用湘西古楚文化的观念价值取向去改造汉主体文化。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文化对立的二元的任何一极都无法成为对立二元瓦解后走向文化融合后的主导性文化，这正是沈从文在把湘西苗文化、古楚感性文化作为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时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时所面临的困境。

4、2 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走向融合：

从文化选择的困惑到华族文化整体意识的归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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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反观之镜的破碎与文化选择的再次困惑

无言的哀戚实际上显露了沈从文文化身份再次迷失所造成的再次焦虑。作为湘西区域文化的代言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古朴而具有原始生命活力的湘西文化在面对强势文化的同化劲头下不堪一击的情形，他确实痛苦。每种文化有其优美，如湘西文化的古朴人性更符合人性的感性生活，但也有其弊端，即存在着“人性中的堕落处”。“如果我们自觉地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67]这种人性的堕落体现在沈从文1933-1934年间重回湘西的耳闻目睹所思中。反光之镜的破碎的事实严重刺激了保留在他内心深处的民族的自尊。这种苦痛使他再次面临着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面临着对湘西的文化理解与文化阐释视阈的重新选择。认同问题关系到沈从文作为个体、湘西土著作为族群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确立自身身份的尺度。高更的画名《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三个相关的问句恰切地表达了此时沈从文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意识而派生的自我咨询。这种历史根脉的叩问，立足点的寻找，方向感的确认，这些凝聚于一点，就是文化身份与自我的认同。“认同危机”最重要表证的就是失去了这种方位定向，用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表达认同危机。这个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与突破具体体现在沈从文对自己文化阐释视阈的质疑、调整与重新确立上，这意味着沈从文过去的生活体验和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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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湘西本土文化阐释走向历史理性他首先是把人性的“常”放在湘西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中去思辩的，而湘西这种古朴的文化模式是属于自在自发的传统文化之例。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表达他的看法：“任这条河流，却告诉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竟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种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情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的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70]“平常日子都在这个地方，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日看过往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同水鸟。……然而整个说来，这些人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地各在那里尽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71]沈从文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认识到了湘西文化“常”的内涵和“变”的必然性。当时湘西区域文化是自在自发的，这种文化没有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空间，人的行为是以重复性的实践为特征的，它直接地被那些世代自发的继承承下来的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规则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等所左右。这些带有感性的、非理性色彩的因素通过家庭、教育、社会示范、模仿类比等图式自发地渗透到一代又一代日常生活主体之中，成为直接左右人的活动的“生活的样法”。显而易见，这些因素正是我们所说的自在自发的文化因素，于是这种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自发性与传统文化的惰性、保守性，达到了契合，重复性和自在性的日常生活为具有稳固性和惰性的传统文化因素提供根基和寓所，而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与自在性。沈从文突破了湘西文化本土阐释视阈的局限，深刻认识到湘西这种自在文化保守性、惰性、自在性和重复性的特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自在自发文化由于缺少发展和进步，才导致湘西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和族群停留在自在自发和消极被动的层面上，这些传统文化因素在湘西日常生活层面的过份强大，使社会陷入徘徊甚至停滞的状态。因此，沈从文面对美丽的湘西，总有一种哀苦和忧愁，“美丽总是愁人的”。他在《湘行书简》中阐述：“多动人的图画，提到这些时我很忧郁的，因为我认识他们的哀乐，看他们也依然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我不知道怎样总有点忧郁。”[72]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高度说明了沈从文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沈从文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他在上海期间以湘西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以“地方性”知识为武器，对湘西本土文化进行深度描写，用他的作品展演了湘西古楚文化熏染下的粗犷、原始、本真、崇高勇和力的真实的人生和异城文化特质。而此时青岛北京时期，他更识在历史理性的科学角度去进行文化观照、理解和阐释。这是一种主、客位研究方法的结合。“客位研究是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者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以科学家的标准对其行为的原因和结果进行解释，用比较和历史的观点看待文化志提供的材料。这样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系统的知识，并能够联系研究对象实际材料进行应用。”[73]刘洪涛在《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一文中对沈从文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转换作如下分析：“沈从文1928-1931年上海时他张扬的是湘西世界蛮荒的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他的湘西地方意识和苗族意识开始觉醒并得到了强化；”“1933年，沈从文来到北京，多种因素促使他放弃了以‘苗族作家’身份从事写作的念头，他逐渐丧失了对苗族浪漫传奇、张显苗汉文化冲突的兴趣。事实上，即使是在上海时期，他也没有坚定的对苗族文化的归属感，选择苗族身份，多半是出于叙事策略。当他越来越认同‘中华民族’，苗族的身份就成了障碍，于是，此后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到北京后的沈从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由苗族到汉族，由关心国家内部的民族对话，转而充当整体上的‘中华民族’形象代言人”[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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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家民族文化整体意识

文化身份的转换是其跨文化理解和阐释视阈转换的基础，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华族整体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沈从文此时对于自在自发文化的表现形态、其文化惰性保守的实质及其造成的落后的结果的分析，不仅是针对湘西文化，而且指向中华民族文化整体，这本身是从湘西本土文化到民族国家文化整体思考的一次理性飞跃，因此沈从文提出了自在自发的文化怎样走向理性文化的自由自觉问题，契合了当时包括新儒家守成主义和全盘西化在内的各种文化思潮对于华族文化走向的思考。沈从文文学创作正是对中华民族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考。

在华族文化怎样走向复兴的整体构思框架中，不管是人性中的“常”，还是“变”，都成为中华民族国家境况的象征。从沈从文的创作实践来看，他文化理解和阐释的视阈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特定的乡土和地域的关注转向整体的民族国家，特定的民族也被整体的中国所替代，这正是一种文化二元对立瓦解后的视阈的融合。金介甫认为“认从文写湘西人的作品，在历史领域中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可以把作品当作整个民族的寓言来读”[75]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里，把张扬民族活力和神性的民族精神寓注于其中，渗透于其里，成为他张扬个人和民族精神蓬勃生机进取进展的总体象征。从沈从文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转换中，我们可以窥见沈从文这种中华民族文化整体意识的逐渐形成、确立到强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