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灵活、务实外交──中美秘密接触

坚定、灵活、务实外交──中美秘密接触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的中美两国，要结束20多年的敌对状态，实现关系和解，所遇的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这需要两国领导人有超常的决策能力、政治智慧和灵活外交手段。

（一）尼克松的外交策略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要求美国决策者对整个外交思想进行广泛、深刻的反省，尼克松能做到这一点。尼克松入主白宫时政治经验极为丰富，他拥有政治家所具备的全部特征：思维敏捷、果断坚毅、野心勃勃。他喜欢主动出击，秘密行事。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也喜欢秘密行事，对保密高度重视，为达到一个外交政策目标，他常常会不择手段。

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世界格局已发生变化，美国必须对杜鲁门时代确定的，以“遏制苏联”为核心的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削弱过去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味道。战后早期，美国领导人把遏制共产主义的目标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思想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视为敌国或潜在威胁。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传统的是非标准应该检讨，不再将意识形态作为确定威胁来源的主要标准。正如基辛格所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 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是象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尼克松也曾当面对毛泽东说，美国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哲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国的国际政策和对美政策。“意识形态冲突的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和形势下，可能会有共同的目标，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可能是彼此敌对的。”[34]基于此，美国决策圈内对中国产生了新观念，即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或起码可以是一个非敌意的对手。而且基辛格进一步认为：“在两个敌手之间，联合弱的一方更有利，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35]另一方面，如何利用中苏矛盾，使美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获得有利位置，尼克松政府内部也存在分歧。以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以发展中美关系来制衡苏联，认为改善中美关系不仅不会损害美苏关系，相反将促使苏联更加愿同美国和解。但是政府内部也有一些人主张应把改善美苏关系置于优先地位,而不应在美苏关系尚未获得改善之前，增加同北京的接触。他们对改善对华关系可能导致改善对苏关系的看法表示怀疑，认为任何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都可能使美苏合作告吹。比如，力主与莫斯科维持长久性质对话的苏联问题专家，在对华态度上却反对对话。尼克松第一任期之初，一群前驻苏大使，为了华府首次对北京发出示好信号而不安，向尼克松提出警讯。他们力称，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不睦十分偏执，因此美国企图与北京改善关系，会导致与苏联冲突的无法接受之危险。[40]

尼克松不认同以上观点。他认为，把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排除在美国的外交考虑之外，等于是让美国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到国际上去运作。他相信，增加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将使莫斯科立场转化，而非趋于强硬。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面对公开出现的中苏分裂和对抗，尼克松进一步意识到改善对华关系所具有的更为实质性的意义，这将有助于加强美国在亚洲以至于全球的战略地位。尼克松担心：“苏联若是对中共实施军事干预，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全球均势的最严重威胁。针对中国实行勃列日涅夫主义，意味着莫斯科将试图让北京政府像去年的捷克一样，屈膝臣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而将屈服听命于一个核子超级大国——这将是中、苏集团复活之征兆，也是一九五○年代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苏联是否有能力实现这样一个大计划，的确不太肯定。然而，明显的是：这个风险冒不得，尤其是苏联政府一向以地缘政治观念思考其外交政策，美国更是不容任何险着。如果认真看待势力均衡的问题，则任何可能爆发地缘政治动乱的情况，都必须加以抵制；一旦变迁已发生，再要反对就太迟了。最起码，抵制的代价也会呈现指数增加之势。” [41]此外，珍宝岛的冲突也使尼克松意识到了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某种机遇。由此，美国开始迈出缓和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步伐。

1969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基辛格的主持下完成了全面检讨中苏关系的报告NSSC—63号。基辛格认为，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苏联人越来越被“他们的中国麻烦所困扰。如果苏联人在对付中国人时试图得到我们的中立甚至合作的话，这已经达到对我们有利的程度”。尼克松对此十分欣赏，在退回基辛格的文件边页上写到“这正是我们的目标”。[42]8月中旬，中苏边境冲突进一步升级，加速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型。尼克松确信：苏联人不会帮他从越南脱身，如果苏联攻击中国，摧毁中国核武器设备，对美国不利，也会影响他争取连任。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指出：“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苏联在同中国的对抗中得逞，那将“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美国对华观念这一战略性的转变，基辛格称之为美国外交政策理论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发展。[43]

然而，怎样具体接近中国，仍是尼克松总统的难题之一。当时，在政府里处处可以感到对中国的敌意，因为许多政府部门多年来一直肩负着与中国为敌的任务。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任何接近中国的行动，都必须小心谨慎。

尼克松当选后，企图改组国务院，未实现。于是尼克松一方面采取了最后和非常手段，把国务院与决策机关“隔离开来”。一方面，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十分重视，任命基辛格负责对其进行改革，使它发挥更大作用，成为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高组织。另一方面，尼克松下决心要把相比之下尚未形成顽固的官僚机构的国防部改造得能听自己的使唤。他任命他的老朋友戴维•帕卡德担任副国防部长，聘请了一大帮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充当智囊。这些人都是对苏强硬论者，强调来自苏联的威胁。“利用国防部对苏联的仇恨推行其接近中国的政策。”[44]

为此，在谋求与华改善的过程中，尼克松选择了秘密谈判的外交活动方式。可以说这也是尼克松总统的智慧之处。

在对华关系上尼克松、基辛格只允许极少数人参与有关中国问题的决策。基辛格认为，中国的保密工作是可依赖的，而且中国最高领导人受国内政治体制的制约较小，因此比苏联领导人在政策调整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45]要使美国在同中国谈判中所做出的妥协不致因国内政治压力太大而无法兑现，谈判内容必须向本国的非行政部门和新闻舆论界保密。为此，基辛格甚至不允许懂汉语的国务院专家参加高层次的美中会谈。70年代初尼克松、基辛格同毛泽东会见时，都只能依靠中方的翻译，而且没有办法核实这些翻译有多准确，也无法知道双方是否理解翻译上的细小差异。但基辛格宁愿容忍这些不便也不愿让他在国务院的对手知道谈判的内容，通过秘密接触这种外交方式，有利于减少国内的政治阻力。正如尼克松所说：“毫无疑问，没有保密就不会有向中国的开放。”[46]同时，美国还从其他秘密渠道传递信息。在访问一些外国首都时，尼克松不断向中国发出示好的信息。他通过法国总统戴高乐、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分别向中国领导人传递他有意扩大与中国对话的意向。基辛格还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中国传去美国停止驱逐舰游弋台湾海峡的决定。

（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

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环境，既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压力和威胁，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些新的机遇。由于当时极“左”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国的决策过分集中于个人。因此，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减缓压力和威胁，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取决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决断。所幸的是，60年代中期后，毛泽东在对美外交方面的重要决策基本正确，体现在：

第一，努力纠正中国外交中的极“左”思潮，巩固外交决策中的“毛——周体制”。

“文革”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搞四面出击，打倒一切，致使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更加冷却甚至恶化。中国处于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严峻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1967年5-8月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外交陷入困境，不仅同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等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甚至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严重的事件，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而且外交部机关的正常工作也受到造反派的极大冲击。

虽然，毛泽东始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但中国外交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的失控状态，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并加以纠正。1967年8月30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这一举动，重申了中国外交的严肃性，对中央文革小组插手外事工作也是一个严重警告，并提高了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的领导权威。这以后到1968年，毛泽东还就对外宣传问题多次做出指示，批评当时风行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极“左”的提法和自吹自擂，强加于人的做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47]外事工作的正常秩序在1968年逐步得到恢复。1969年5月，中国与受美国影响较大的加拿大开始建交谈判，并在1970年10月与这个西方大国正式建交。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这两股借“文革”迅速膨胀起来的政治势力，在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特别是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更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他们希望在国内政局继续混乱的同时，保持同美苏的紧张状态，以维持自己的影响力。

此时，毛泽东的政治天平最终倒向哪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这时，他正在考虑调整对外政策，寻求改变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维护国家安全。

实际上，在中共九大之前，毛泽东与林彪在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已有所表现。1969年初，中共九大召开在即，毛泽东不满意陈伯达主笔的九大政治报告，采用了由其他人起草的底稿，亲笔修改后，要林彪在九大宣读，林彪对此颇为不快。[48]中共九大报告就国际问题作了长篇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用于谴责苏联的篇幅要几倍于抨击美国的篇幅。但毛泽东认为仍有再研究的必要，这期间，他先后三次要陈毅等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四位老帅经过多次讨论，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建议党中央利用美苏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

中美缓和与外事工作正常秩序的恢复，都是林彪、江青集团所不愿意看到的。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文革”中被打倒的一批人将被重新起用，并加重周恩来的作用。因此，他们极力阻碍或借机发难。就在4位元帅受毛泽东委托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同时，林彪等人也在研究国际战略问题,并继续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1969年6月,黄永胜等人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10月18日,又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苏军、美军也随即在全球各地进入戒备状态，战争似乎爆发在即。10月19日，林彪采取电话记录的方式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当即表示：“烧掉”。[49]这些情况都表明，在中共九大以后，尽管林彪继续打着落实毛泽东指示的旗号谨慎行事，但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距离越来越远，这也是导致毛、林在政治上分手的重要因素。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清算林彪集团的同时，一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江青集团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使周恩来对外事工作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格局，为确保尼克松访华的成功，确保毛泽东中美关系正常化决策的顺利实现，创造了条件。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干预，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支持，江青、林彪集团的破坏虽然给周恩来等人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却没能从根本上动摇中美关系缓和及走向正常化的进程。

第二，抓住时机，开辟路径，促成中美关系和解。

1969年12月3日，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美驻波大使终于找到了与中国外交官接触的机会。在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主动找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接触。斯托塞尔追上中方的翻译，转达了尼克松总统愿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中国驻波兰使馆将情况及时报告国内。周恩来见到电文后兴奋地转告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毛泽东立即批示，并主张公开接触，不必保密。[51]然而，1970年4月，美国军队武装入侵柬埔寨，超出中方所能容忍的限度，中国方面决定中断大使级会谈以示对印度支那人民的支持。6月，美国侵柬失败，被迫把美军撤出柬埔寨，又发出了一系列愿意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7月10日，尼克松在回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美国应当利用中俄矛盾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从中获得好处。10月，尼克松向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可以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去。”同月，尼克松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祝酒词中，第一次称呼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了西方所称的“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第二天，尼克松请齐奥塞斯库向中国转达他打算派员访问北京的信息。[53]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比赛时间，美国运动员主动地同中国代表团成员来往，并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应邀到中国访问。美国方面的这种请求由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立即向国内报告。当时，关于是否邀请美国队访华，多数人认为时机不成熟。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拟就了一个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报送周恩来、毛主席审批。经过多方面的权衡、比较后，毛泽东在已服用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最后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历史进程常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操作会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毛泽东所导演的这场“乒乓外交”，为中美两国正在酝酿中的突破提供了历史性机会，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毛泽东的这着棋，是一步外交高招，它不仅以一个大的跳跃，回答了美国方面一个时期以来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小步政策”，使正处在微妙阶段的中美关系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也向整个世界表明了中国准备重返国际舞台的决心。毛泽东利用乒乓小球巧妙地推动了世界大球，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住这看似平凡而实际是十分关键的瞬间。”[56]4月7日，在周恩来的亲自筹划下，中国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邀请。尼克松总统得知后十分高兴，立即批准美国队接受邀请。基辛格回忆到：“虽然我们无法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在回答我们最近采取的主动行为”。[57]在60年代末世界格局的变化中，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能冷静地从国家利益出发，不背历史的包袱，不以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实事求是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采用乒乓外交这种巧妙的手段，为两国的进一步接触创造了条件。

（三）中美关系的新起点：基辛格秘密访华为了效仿古代旅行家马可•波罗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基辛格将其秘密访华活动冠以“波罗”行动的美称。7月9日凌晨，基辛格带着几名助手乘巴航飞机，从巴基斯坦悄然直飞北京，在9-11日的访问中，基辛格先后和周恩来会谈了17小时，双方就国际形势、印支、台湾、朝鲜、南亚次大陆、军备控制等问题，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商定尼克松在1972年春天访问中国，还决定在巴黎建立今后互相联络的渠道，并共同拟订了尼克松访华的公告。

北京时间7月16日（美国时间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令世界震惊的公告，全文如下：公告的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尤其是在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就将实现总统访华，这在外交惯例上是极为罕见的。它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关系即将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美国公众对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反应十分强烈。《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生动地勾画出美国人的感想：“如果尼克松先生透露他要去月球，也许不会在公众中引起这样大的反响……这简直超出任何想像。”[62]

此后，中美两国按基辛格访华期间达成的协议，通过新开辟的中美巴黎秘密渠道保持联系，逐步促成尼克松对华的历史性访问，使中美关系的大门正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