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的握手── 中美关系解冻

伟人的握手── 中美关系解冻

（一）《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的拟定，既坚持原则又体现灵活性，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以国际法律文件形式结束了中美长达22年的对立僵局，打开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公报是在两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生效的，但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实际的法律效力。在公报中，中美双方从共同的战略利益出发，相互作了让步。美国的立场在形式上有了变化。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结束了硬说台湾就是中国的历史。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不仅扫除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而且为此后的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方面在公报中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此外，公报中还声明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对等的国家关系。双方在公报中还表示，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并推动两国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交流。[63]文件中包含的“反对霸权主义”内容，体现了毛泽东所构想的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同时，也包含了尼克松联华抗苏的战略构想。公报发表的方式与一般外交惯例不同，它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坦率地表明了各自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立场，并彼此交换了看法。

《中美上海公报》是1949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从冲突、对抗到和平共处、合作的转折点，它的发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上一个历史性突破和里程碑，美国对华遏制和孤立政策宣告结束，并为以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关系缓和的影响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展对中美两国、亚太地区和世界格局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震撼了世界，正如尼克松所说：“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64]

1、改善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改变了中美两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态势。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第一，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有所缓和的时候，中国仍坚持既反帝又反修的战略，因而在中美苏大三角中，处于相对孤立的一角；第二，从五大力量中心来看，中苏严重对立，中美全面对抗，西欧、日本是美国的盟友；第三，从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来看，也极为不利，几乎都是现实或潜在的对手，周边安全环境处于极为险恶的状态。东面美国继续扶植日本，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遏制、孤立中国。南面，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支持印度反华，印度挑起边界冲突。北面的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逐渐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主要来源。

中美和解大大改善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改变了中国的战略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中美和解以后，美国不断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减少直至撤出了台湾海峡地区和越南的军事存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军事压力得以缓解。第二，中美和解后，日本、西欧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扭转了中国在国际上受孤立的局面，从地缘政治上改变了中国四面受敌的不利状况。第三，中美和解，推动中国重返联合国和开创外交新局面，有利于扩大影响，打破封闭，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中国重返联合国虽然早于尼克松访华，却的确是中美关系解冻的一个副产品。

另外，中美关系和解和正常化的进程，为我国国内政治提供了某种相应的契机。中美关系和解在国内外引起的连锁反应，壮大了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声势，国内的各项工作都有了转机，与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的交流，有力地冲击了为“文革”所禁锢的中国社会，潜移默化地削弱着极左势力的地位和习惯的影响，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理想。数年后，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来临时，国人已经初步具备了必要的心理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如果说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我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先导，那么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就是全面整顿的先导。而中美关系和解可以看作是借以攻中国极“左”之顽玉的一块“他山之石”。

2、带来中国同日本西欧之间关系的突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东西方的冷战和西方盟主美国的压力，西欧国家与中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致使双方缺乏相互沟通的积极渠道。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发展中的中国，也不利于西欧国家扩大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1972年中美关系松动以后，美国的压力解除，西欧国家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卢森保、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先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3、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美关系向正常化发展，还改变了亚太地区国际经济循环的畸形结构，为亚太地区经济的繁荣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使“太平洋世纪”的到来成为可能。

五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缓和，除了国际环境的因素外，还应看到，也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决策能力和政治智慧分不开。正是由于中美两国领导人，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力排众议，冲破阻力，高瞻远瞩，才促使中美两国跨越敌视和猜疑的障碍，最终实现和解并走向正常化。

中美关系缓和并走向正常化的过程表明，尽管两个国家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但由于国家利益上有共同点，它们仍然可以合作，仍然可以发展友好关系。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历史是为了从中得到借鉴和启发：中美两国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存在着重要分歧，两国之间需要保持接触，加强沟通，唯有如此，双方才能保持健康、稳定的关系，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客观的现实。回想当年，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和所面临的障碍不知比现在大多少倍，但两国富于远见的领导人都能够从大局着眼，冲破重重阻力，共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仍然超过双方的分歧，发展两国关系的有利因素仍然大于不利因素。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美关系没有任何理由再倒退到那互相敌对和互相隔绝的年代，反倒是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向前发展。

中美和解，引人深思，耐人寻味。我们可以从中吸取许多的教益，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从中美实现和解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经验，以此可作为今天中美关系的借鉴。

1、要从战略的高度和两国的长远利益来看待中美关系

2、求同存异，妥善处理两国分歧

中美两国是在经过了20多年的对抗和隔绝之后谋求关系和解的。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十分巨大的，除了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体制的这些基本国情方面的分歧外，当时存在的分歧主要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对苏政策的分歧以及对打开中美关系的意图也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有这些分歧，中美双方还是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开始了谋求正常化的进程。应当说，《上海公报》本身就是一个求同存异的产物。美方起先向中方提出的公报草案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衷的语言来掩盖争论最激烈的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中方对此不同意，最后双方经过紧张的反复磋商，达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报，因此这个公报可以堪称外交史上的一个杰作。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所处的地理环境及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有很大的差别，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取得信任，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强加于人或是干预别国内部事务都是行不通的。两国的分歧是永远存在的，旧的分歧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分歧。但只要我们本着当时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时的那种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不强加于人的精神，两国之间的分歧总是可以找出办法解决的。

3、领导人的决策能力与政治智慧

时势造英雄，历史的发展为中美两国领导人走到一起提供了契机，但能否做出科学的决策，发展历史，创造历史，则取决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胆略。中美双方在20世纪70年代致力于关系和解时都有许多困难，因为在长期的隔绝状态中，双方的敌对情绪十分严重。在这种状态下找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没有异乎寻常的政治胆识，超人的魄力是不可想象的。中美关系克服种种障碍发展到今天，是两国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几代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结晶，也是与美国尼克松、基辛格等政治家们的努力分不开的。没有他们，就难以想象中美两大敌国如何能跨越敌视和猜疑的障碍，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

现在两国的国内政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已经不是一两个政治家能任意决定的。但尽管如此，两国领导人的决断仍然是当前中美关系走出时好时坏的不正常状态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因素。当代各国的外交实践表明，定期性的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高层对话机制，对建立两国间的正常关系有着积极和直接的意义。两国领导人经常性的交换意见，领导人之间的密切私人关系的建立，虽然不一定解决问题，但至少能减少误解，增加彼此间的了解，有助于缓和和减轻矛盾，从而为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它毕竟在向前发展。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想信，只要我们认真吸取两国关系和解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可以在新的世纪里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中美关系实现和解及走向正常化的进程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历史告诉我们，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以及顺利发展，至少需要上述三个方面条件的共同作用，三者缺一不可。我们在感叹时代给予的造化和两国老一代政治家们留下的外交楷模时，应该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中美友好关系。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更应该从现实出发，正视对方的国家利益和双方的共同利益，对双方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尽可能遵循不搞对抗，坚持对话的原则，努力化解矛盾，一时化解不了的，就暂时搁置起来或维持现状，不使其束缚中美关系的发展。

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结论：中美关系好则两国人民获益，中美关系坏则两国人民受损，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注释：[2]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二册）[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123-130.

[3]Werner J.Fe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spirations and Reality, John Niley & Sons, 1984,p.199.

[4]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354.

[5]杨先材．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7.[7][8]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48；384.[10]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1972,2,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2.

[11]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美国史（下卷），中译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14.[13]斯蒂芬•格劳巴德.基辛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73.

[14][15]陈有为．基辛格评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53.[17]丁•斯帕尼尔. 二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35.

[18]亨利•欧文. 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M].北京三联书店,1975,195.

[19]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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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90.[27]Department of Dfense Annual Report: FY 1976,vol.3,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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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Parrick Tyler,A Great Wall,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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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毛泽东外交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76-83.

[45]Henry A•Kissing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W.W.Norton & Company,1997,pp.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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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1967-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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