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名远播的江东才子

上传者：网友
|

翻新时间：2013-12-18

收藏到账号

全屏

诗名远播的江东才子

单论及诗歌上的艺术成就，在万紫千红的唐诗人百花园中，罗隐只能算不太耀眼的小花一朵，在对后世诗人创作的影响上，罗隐诚然不能与李商隐等大诗人相提并论，但罗隐作为一个知名的唐代诗人，也广泛被后人认识接受和评述，是有其实力的。罗隐是唐末寒俊诗人群体中相当有代表性的一员，又集丰富的人生阅历、过人的才气、聪颖的悟性和比较深刻的思想于一身，他的诗作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古至今，学习罗隐句法，借鉴罗隐诗句的不计其数。时至今日，连江泽民同志都还在中纪委二次会议上引用过他《夏州胡常侍》中的诗句“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告诫执政人士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于罗隐在唐以后的接受、影响、地位和评价，也是人们所想要了解的，本文拟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宋时的罗隐接受

相对来说，宋朝记载罗隐资料较多和贴近史实，且罗隐对宋人的影响比后代要来得直接、明显。故先以宋为主，分朝横向论述。

唐末寒俊诗人身陷社会和个人的重重困难中，产生了大量冷眼观世、直面人生议论性强的诗句，它们对宋人诗歌表达方式起了作用。具体说，是对宋代诗歌的议论化倾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罗隐作为唐末寒俊诗人群体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员，创作了不少直抒胸臆、愤激议论的诗作和婉转说理间接讽世的咏史咏物诗，这也曾影响到宋诗中的“白体”。

罗隐等人的议论化诗作之所以能对宋诗议论化创作倾向产生影响，自有它的原因。钱钟书先生曾说：“（诗人）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1]如果我们将整个唐诗比喻为人的一生，其晚节自然为晚唐，尤其是唐末，其深沉思虑来自唐末诗人痛苦的精神生活，诗歌的表达方式亦适应深沉思虑内容的需要，由写景抒情转变为以议论手法警快言理，直抒“思虑”。罗隐出身不显而心气甚高，却郁郁不得志，面对黑暗现实和自己的坎坷际遇，他的感触太多，有时文思如泉涌。作为一个工诗能文之士，很多时候，这些只能诉诸于诗句，在诗中抒发时世激愤和人生思索。他创造的议论化哲理诗也就成为唐诗主体风格外的别调，并直接引发了“宋调”。唐末社会的颓败，它的不可挽救的危机状态与宋代积贫积弱的国势有相通之处，故宋代文人的忧虑多思亦如唐末诗人，亦倾向于诗中直抒思虑。再则以意象艺术为主要形态的古典诗歌，经过初、盛、中唐诗人的耕耘，到晚唐前期李商隐时代已高度成熟，唐末诗人沿此路走下去已难有所为，不如另辟新路，大写议论说理诗，从而为宋人开启了驰骋才思的新天地。唐末以前，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等已开始以议论入诗，开启“宋调”。唐末诗人继之而起，发展了这种写作手法，对“宋调”的形成起了更直接而明显的促进作

用，这是可以肯定的。罗隐作为这个诗人群体中的一个佼佼者，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清人钱良择不无贬意的断定：“唐人蕴藉婉约之风，至昭谏而尽；宋人浅露叫嚣之习，至昭谏而开”[1]，但这也从反面证实了罗隐起到引领“宋调”作用的事实。所谓“浅露叫嚣”，不就是指罗隐的议论诗风吗？

罗隐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一个通俗诗人，其《巫山曲》、《七夕》等诗充满浓郁的民俗风味，有些诗句在宋代广为流传并被引用，如“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2]、 “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3]、“志士不敢道，贮之成祸胎。小人无事艺，假尔作梯媒”[4]等诗句，浅易简明，内容上揭穿世相，传授一些生活道理，含有一种大众哲学内容，形式上还讲究平仄音韵、注意对仗和句型，具有琅琅上口的诗歌魅力，以致宋朝无论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都接受并喜欢。宋王楙称，“唐人诗句中用俗语者，惟杜荀鹤、罗隐为多……今人多引此语，往往不知谁作”[5]。梅尧臣等人的诗句是受唐末议论化俗化诗作影响的典型例子，如《陶者》一诗：“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语句浅俗易懂，采用对照方法，不加论断，潜在的指评却简辣深刻。与罗隐的《蜂》“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人在写诗过程中，有意借鉴和在句法上学习罗隐诗句。如王安石的《夜直》中有“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前句就出自罗隐《春日叶秀才曲江》“春色恼人遮不得”。宋长短句也有脱换罗隐诗的，如《七夕》词（作者阙名）云：“天孙正好贪欢笑，没得心情送巧来。”句意来自罗隐的《七夕》诗句：“时人不用穿针待，没得心情送巧来”。明谢榛《诗家直说》卷二也记载了范仲淹、储嗣宗、谢枋得、崔宗吉学习罗隐诗句“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钓台高”一事，还比较了他们摹仿的优劣成败。

罗诗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影响后代诗人的创作，议论化言理诗作、俗化诗作宋以后层出不穷，借鉴罗隐诗思学习句法的大有人在。

宋人对罗隐诗歌的接受态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另一派则持赏鉴态度。有的单纯就具体诗作艺术形式、技巧而言，有些人对罗隐诗作的独特韵味十分欣赏。《许彦周诗话》评论道：“罗隐诗云‘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 此诗殊有味。”《蔡宽夫诗话》也评说罗隐润州甘露寺题诗“差婉而有味”。宋人王溥称赞张翼善诗，说道：“词格宛同罗给事，工夫深似贾司仓。”[3]列举赏鉴罗隐佳句的更为多见。如释惠洪在谈论前辈咏花诗时，就引用了罗隐《牡丹》一诗中“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一联。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三评说唐人句法时，引用了罗隐客游写景诗的例子。有的是结合罗隐人品、遭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而评诗。罗大经等人不止对罗隐诗作技法表示欣赏，还看出在风调绮靡，缺乏骨力的晚唐诗中，罗隐为人有气节，他的诗作也别具一格，以为“不可以晚唐诗人薄之”[4]，很有见地。王应麟也谈到罗隐《咏松》诗“陵迁谷变须高节，莫向人间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昭谏说钱镠举兵讨梁，见《通鉴》，其忠义可见。视奴事朱温之杜荀鹤犹粪土也”[5]。

还有一批人持客观中立态度。或客观叙说罗隐诗歌的影响，如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谈到“罗隐有诗声”。《唐诗纪事》中记录一个外地使人聘越，因不识罗隐，被当地越人质问“四海闻有罗江东，何拙之甚？”或把关于罗隐的轶事作为诗坛往事记录下来，《丁晋公谈录》记载到：“钱塘武肃王不识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杂役兵士于公署壁题之曰：‘无了期，无了期，营基才了又仓基。’由是部署者皆怒。王见而谓曰：‘不必怒。’命罗隐从事续书之曰：‘无了期，无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卒伍见之，于是怡然力役，不复怨咨。”两句诗便安抚了兵士们的怨怒情绪，制止了一场即将暴发的闹事。此事虽不足为信，而且源出宋朝，但罗隐的机警聪明却由此可见。南宋以降，人们还开始笺注罗隐诗歌，如《西溪丛语》、《艺苑雌黄》等书就对罗隐诗中典故做过注解,评论的内容也比较宽泛，涉及罗隐的多个方面。如刘克庄《后村诗话》，既联系罗隐生平、品行评论他的诗文得失，也探讨了罗隐诗作的源流演变，指出其《中秋不见月》一诗本于卢仝《月蚀》，“近人”长短句有脱换罗隐诗句的，借此说明诗歌创作的继承与发展。少数诗话内容虽涉及多面，但是他们的褒贬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宋以后的罗隐接受

金元时期有关罗隐的评论资料相对较少，较少象宋人那样，将人格、时代与对诗人的评价联系起来，倾向于艺术上的鉴赏和批评，多对罗隐某些诗作做分析鉴赏。以元方回《瀛奎律髓》为例，他点评《封禅寺居》一诗，联系罗隐身处乱世的实际，评说起句“盛礼何由睹”为奇句。从诗句内容、用典方面分析，认为此诗三四句好，罗隐是善用事者。这种做法很有代表性，上承宋代，下启明清。

进入明代，人们对罗隐的评价越来越多，基本走向仍是沿袭前朝着重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评价他。

明人宗唐，故也象对待某些杰出的晚唐诗人一样，竞相学习和引用罗隐的某些佳句，赞赏不已。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诗》评道：“罗隐诗虽是晚唐，如‘霜压楚莲秋后折，雨催蛮酒夜深酤’，亦婉畅可讽”。杨慎《艺林伐山》卷十七也谈到罗隐“梅花醉处十余里”一首为晚唐绝唱，“可与盛唐峥嵘，惟巨眼者知之” [1]。沈节甫则在《纪录汇编》卷一七九《四友斋丛说摘抄》中举出一例，说当时有人善填词，极妙，每诵一篇都令人绝倒，这位填词者创作的散套中便引用了罗隐“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两诗句。而且在沈节甫看来，就这两句还差胜，其余芜浅不足观。由此可见罗隐不少好诗佳句脍炙人口，即为庙堂文士所称，亦为俚俗艺人所引用，雅俗共赏。除此而外，人们也对罗隐的敏捷诗思、不凡谈吐大加赞赏。

其次是对罗隐正直、忠义品行的肯定。肯定罗隐的德行和人品，不始于明，而始于北宋司马光。其《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乙亥条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称“镇海节度使判官罗隐，说吴王鏐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指篡唐自立的朱温），为终古之羞乎？’鏐始以隐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罗隐不象其他朝秦暮楚的唐末文士那样，名场失意、不遇于唐便心怀怨恨，在乱世中变本加厉地报复唐朝，唐亡数年之后还力劝钱鏐举兵讨逆，其忠诚节慨，于此昭然可见，著之于史，传扬千古。明于慎行《读史漫录》便受《资治通鉴》这一记载的启发，对“罗隐虽无奈为钱镠判官，见朱温受禅，请举兵讨梁。镠虽不能用，心义之”一事表示充分肯定，赞赏他为唐主所弃，却仍然忠心为唐，不忘故君，“卓有风节”，并以奔走淮南的杜荀鹤，投奔黄巢的皮日休等无行之士作为对比，以显罗隐之节气。

明代文坛文学复古思潮蔓延，以为文学愈古愈高，愈近愈卑，等而下之，尽管十分荒谬，但是持这种论调者却大有人在。故也有不少明人贬斥罗隐诗歌，以为罗隐诗歌尽露晚唐末家气象，不足为法。在总体评价上，明人常拿晚唐诗人与盛唐诗人相比。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谈到：“试以李杜诸作置温、韦、罗、郑间观之，兴象规模，居然自见。”罗隐等人的晚唐诗作与李杜诗作之间的差别，在明人看来，“不待智者而审之”。他们还举例分析说，罗隐《蟋蟀诗》一诗“非不工致，却终是末家气象” [2]。其《下第诗》则被论为“失之太巧，故不免晚唐” [1]。这些贬斥之语，指出了罗隐诗歌的明显不足，但是一概而论，过于偏激的做法不可取。

相比之下，评价较为全面、公正，有一定全局眼光的当属胡震亨。他评价说，“五代十国诗家最著者，多有唐遗士。韦端己庄体近雅正，惜出之太易，义乏闳深。杜彦之荀鹤俚浅，以衰调写衰代，事情亦自真切。黄文江滔力孱韵清，妮妮如与人对语。罗昭谏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馀即不乏片藻，付之自郐。”[2] 将其许为五代南方割据政权诗人中的佼佼者，又客观地指出了罗诗中的不足之处。

清人对罗隐诗歌的贬斥似更甚于明。有的全盘否定，如翁方纲《石州诗话》中称，“方干、罗隐极负诗名，而一望荒芜，实无足采。”赵执信《谈龙录》中也谈到某诗人“薄乐天而深恶罗昭谏” ，他虽为乐天稍作辩解，却“谓昭谏无论已”，可见在清朝，罗隐诗歌地位极低。而将白居易罗隐并提，和罗隐被嫌恶，则是针对罗诗的议论化与俗化倾向承袭了白居易。有的探讨宋诗之弊，归结为唐末诗风“直遂”，罗隐则是唐末诗人中生发宋诗弊病的“主要分子”。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中便谈到：“又问：‘唐诗亦有直遂者，何以独咎宋人？’答回：‘世间龙蛇混杂，诚是淆讹公案也。七律自沈宋以至温李，皆在起承转合规矩之中，唯少陵一气直下，如古风然，乃是别调。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气，昭谏益甚。”

当然，在清代，持论公正的也不乏有人。如李重华论晚唐诗之得失，就总结到：“杜樊川才甚豪俊，法未完密；罗江东笔甚爽杰，功稍粗疏；许丁卯格甚凝练，气未深厚。”[3]

清代同样还有许多人赏识罗隐，给予罗隐诗歌不低的评价。如薛雪《一瓢诗话》中就说：“罗昭谏为三罗之杰，调高韵响，绝非晚唐琐屑，当与韦端己同日而语。”

而且就创作实际看，罗隐的影响不容低估。清人小说和戏文中，罗隐某些诗句的引用频率就相当高，如《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众人擎签作乐，薛宝钗随手抓到的签语——“任是无情亦动人”，就出自罗隐《牡丹花》诗，形容宝钗性格相当合适，用牡丹花比拟她也正贴切。

纵观历代罗隐诗歌接受史可知，人们对罗隐其人及其诗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不无分歧的，任何一代都未出现统一过意见。只是各代褒贬的重点不尽相同，评论方式各异。而且都多侧重于诗歌艺术技巧的阐发，诗学渊源的探讨以及字句作法的分析，而相对忽略罗诗思想内涵和内心世界的深层挖掘。这也是传统诗评共有的特点。

进入二十世纪，人们开始运用现代眼光，全面科学地评价罗隐及其诗文。很多人认为罗隐的不少诗句，内涵精警深刻，语句通俗易懂，而且琅琅上口，深受读者喜爱。他的诗歌自成一体，讽时刺世，尖锐犀利，在艺术上更是苦心经营，既继承了李白重主观情绪表现的特点，又继承了杜甫的咏物技巧和以诗写意的作风、白居易讥讽时世、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和表现技巧，并加以综合创新和发展，形成自己寄意深远又犀利诙谐的独特诗风。在唐末诗人中，他确实是“对后代影响较大的一家”[1]。

罗隐还成为许多民间故事和景观传说的主人公。江苏省太平湖上游乌石乡境内，有回驴岭，旧称骆驼岭。后因罗隐访杜荀鹤不遇，至此回驴而易名。又传说罗隐流寓闽中，尝游晋江罗裳山和惠安螺山修真学道，他的这段经历被人们编成《画石马》等故事，广为流传，带有很浓的神奇浪漫色彩。东狮山，形似狮而得名，位于福建省柘荣县城东三公里处，为太姥山脉的主峰。山凹处有个罗隐湾，相传罗隐四处云游，慕名来到东狮山。行至百丈岩附近，大腿被菅草割破，即时感叹，脱口而出：“柘洋好东山，会出虾蒙不出菅。”传说从此以后这座山凹便不生菅草，后人遂称此地为“罗隐湾”，又称“罗隐盆谷”。类似的“圣子口”的故事民间广泛流传，载于各省方志，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有教育意义。在流传至今的这些故事传说里，罗隐常是一个穷困潦倒、漂流不遇却才华洋溢、出口成谶、机警幽默的下层诗人形象。他的多个诗句被广为引用。这种接受现象和罗隐生平游历广有关，也反映了普通大众对罗隐怀才不遇的同情、对他品行端正的欣赏以及言语犀利幽默的喜爱。

结论

本文选取晚唐诗人罗隐及其诗作为研究中心，从罗隐出身、生平经历、艺术特色、文学影响和接受等角度，采取文献考证、横纵向比较、数量统计等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着力论述以下几个方面：

一罗隐屡试不第的生活经历、原因和对他的影响

晚唐社会动荡、科举黑暗，出身寒门的举子历经长期磨难仍鲜有机会跃出龙门。罗隐空有出众才学，但出身寒微，在科举之路上缺乏权贵大力引荐，也缺少物质支援，还是十余次不第。另外，罗隐形象丑陋，性格狂傲，好讽刺，这些因素也影响了他的进士落第，导致了他升迁无望。罗隐对晚唐社会和科举的黑暗充满愤激，他也敢于讽刺，出言不忌，因此不断得罪权贵、落第。累年怀才不遇又愈发让他愤激消沉，尖刻无礼。不过他在愤激中坚持关注民生，对比其他一些寒俊，罗隐是个有品行的落第儒士。

二罗隐的客游生活与文学创作

为生存和理想，在相当恶劣的晚唐政治环境下，罗隐赴举、游幕，不断动荡漂泊。罗隐饱受羁旅之苦，客游期间也创作了大量风格不一，题材多样的客游诗作。这些诗作许多透射出晚唐衰败气象，表现了反思历史，指摘时蔽、抒发愤懑的思想内容。通过这些诗作，能比较清晰地观察到罗隐的得失悲欢，了解到他当时贫病交加、劳累奔波的生活状态和愁绪不断、日益消沉的创作心态，并以此可以观照整个晚唐寒士的生活状态和创作心态。

三罗隐的历史影响及典型意义

罗隐虽非一流大诗人，但他不愧为一个才子，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华。并且他的咏物咏史诗创作是颇有成就值得一提的，唐末众多寒俊诗人议论化诗作对宋代诗歌的议论化倾向产生影响，引发宋调，罗隐作为这个诗人群体中的一个佼佼者，也做出了一定贡献。罗隐诗作的通俗化和句法也为后人所学习，某些佳句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后人对诗作的评价褒贬不一，多侧重诗歌艺术技巧阐发，诗学渊源探讨及字句作法分析。相对忽略罗诗思想内涵和内心世界的深层挖掘。对于罗隐其人品行的评价，多持肯定意见。

罗隐诗歌在内容上无疑展现了晚唐寒俊诗人的共同生活经历与心态体验，无论内容还是艺术风格，都既体现了时代共性，又极具个性。罗隐的下第诗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颇能引发后代读者共鸣，他的名篇佳句播于人口，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除了从文学上影响后世以外，罗隐的人品、气节为历代忠义人士赞赏，他的坎坷遭遇令人同情，他那愤激好讽的孤傲个性给人印象深刻。

总结全文，无论褒贬毁誉，罗隐作为唐末寒俊诗人的形象都已经深入人心，他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思想风采、诗歌艺术、气节风度都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失意文人，一个穷愁老病、愤世嫉俗的落魄江湖之士，一个客走天涯的漂泊者，一个才情富赡、思维敏捷、性情孤傲、风节凛然的才子和节士，甚而至于是一个对社会失望之至，然后又反过来鼓吹“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庸俗人生哲学的及时行乐者。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他都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寒俊诗人的代表，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意义。或许，与诗歌的影响和艺术成就相比，罗隐在人们心目中树立的这些形象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留给人们的思考更多。这些，也许就是他作为研究对象的典型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雍文华校辑.罗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论语•雍也[Z].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1986.

3．刘昫（五代）.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欧阳修、宋祁（宋）.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薛居正（宋）.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司马光（宋）.资治通鉴[Z].北京：中华书局，1976.

7．陶岳（宋）.五代史补•卷一[M].四库全书本.

8．钱俨（宋）.吴越备史[M].四部丛刊续编本.

9．宣和书谱 [M]. 王云

五.丛书集成初编[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0．计有功（宋）.唐诗纪事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