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性与后殖民的反思的策略

论民族性与后殖民的反思的策略

历史的谬误总有历史的理由，时过境迁后我们很容易对前人的主张挑三拣四而不去审视导致这种局限的因素，却忘了自己同样身在局中，进而反思自己的言说的历史情境对自身的局限。毕竟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创造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来的条件下创造。”[9]（p603）这层意思现在又被后现代主义者用自己的话反复表达着。因此，必须承认本文提出的一点想法是建立在对上述思想的吸取与反思上的，也是为上述思想所制约的。

一、历史化的民族立场

人们大都同意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互补，更强调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观照当下的全球文化图景。只是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互动中不可缺少一些必要的中介环节，任何从民族性一步跨入世界性的言说都难免蹈空。因为在这样一种全球性的文化间的对话中，无法抹煞各自向往的“世界性”的差异（因为难以抹平不同文化需求的、认识的差异），从而任何一种“世界性”的表述都是只是一种表述，一种在全球性的语境中寻求共识与理解的渴望。但我们同样无法抹去各自“世界性”的需要。从而由此反观自身的言说立场，审视自身的文化需求与渴望是一种走向“世界性”共识的必要中介，这就需要审定这些主张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的关联，看到民族性内涵的历史演进，历史化的民族立场正是此意。

虽然“民族”有可能成为推翻殖民主义暴政之后建立新的暴政的幌子，但是就象不能因噎废食一样，“民族”还是可以成为我们思考东西方文化权利关系时的一个起点。因为虽然全球化的进程使地球各个角落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由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个体之间的关系的疏密程度仍然存在较大差别。这种个体的生存体验和现实要求虽然千差万别，但仍然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群中的一员。其次，诚如不少西方后殖民批评家所言，我们应该避免以“民族”代言人自居，因为它有可能建立新的压抑机制，但只有作为民族中的一员，我们才能肩负起建构的责任，而不是不停的批评、解构。而且民族文化建构必然是一项集体事业而不是个人行为。再次，只有成为具体社群中的一员，对自身局限的批评才成为我们当然的权力，而且这种批评才能体现出力量，我们的思考才能使其他成员感同身受，从而获得行动的能力。一种超然的、置身事外的立场是很难获得共鸣的。

民族立场还意味着对文化传统中的解困能力的挖掘。因为在传统属于我们之前，我们就属于传统了。所以，每逢特定的历史关头重审传统，几乎是人类的思维定势。在这个呼唤交流与对话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又能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思想资源呢？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样的思想成果确实不在少数。例如，“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就蕴含了承认差异、互依互存的辩证思想。“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同样表达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通变观。“拿来主义”不仅表现了文化激烈碰撞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博大胸怀，还蕴含着“吃了牛羊肉，不见得就长牛羊肉”（鲁迅语）的勇气与自信。这样说不是为了作一种自抬身价的比附，而是为了提供思考当代文化交流中的问题的多样性思想资源。

这样的民族立场表明了一种对亘古不变的本真性的否弃，强调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对其内涵的具体规约性，从而它的指称范围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观念，必将为新介入的历史因素所改变。但是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它又因其作用因素的相对稳定性而不是流动不居的，它在相应的历史情境中有明确的内涵和主张，因此它也不意味着见风使舵和人云亦云，它同样是一个坚定的思考前提。

也许这样的立场免不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嫌疑。但现实的看，文化不是一个实实在在于确定的时空中的实体，放在那一成不变，我们想拿就拿。它实际上随所属的社群的选择而变化，永不重现。文化形态的改变往往在文化交流中尤为突出。我们常常渴望“中西合璧”，但这其中隐藏着一种乌托邦的可能，即在于认定两种文化的整合之后的产物一定是优化组合。而现实的文化整合并不保证这种理想状态的出现。因为任何文化都是独特性与局限性共存的，有时甚至达到难以区分的地步。整合的结果并不一定排除局限性，比如后现代的解构游戏与中国的玩世不恭的结合；也并不一定保证独特性、精华性的留存，比如现代埃及人不知道金字塔是如何建成的。而文化的交流对任何一方面而言都是在现存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吸纳其他文化质素，在无法预知结果的情况下自持一种稳妥、渐进的姿态，有利于保护已有的文化资源。当然，一种严格的自省意识是这种立场所必不可少的，这种自省意味着宽容的对待分歧，意味着在自身的局限处敞开讨论的空间，意味着对批评意见的期待，并在批评中实现自我超越。

二、语境化中的对话。

倡导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几乎所有后殖民批评家的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对话。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与实践的问题。对此，我觉得文化研究中的语境化原则是有启示意义的：

语境化意味着：文化研究的话语与实践本身必须被持续地历史化与地方化。前者是就时间维度上说的，文化研究要求密切关注政治与权力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变化，对于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方法选择都持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精神，从而保持批判话语与反抗策略的历史开放性；后者则着眼于空间维度。当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被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移置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它必须在新的文化空间中重新语境化。也就是说，它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尤其是批判对象，必须根据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作出调整。[40]（p29）

语境化意味着注意到自身特定的言说环境，进而意识到自身的局限。这样为了达到较全面的认识，对话就成为一种必须，而且这种对话才能脚踏实地，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照搬和任意阐释。这种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对话才能体现出真诚性。而在哈贝马斯看来，真诚性正是公共场域对话开展的必要伦理前提。从语境化原则出发，任何民族的文化产品在进行跨文化、跨语境交流时，都必须是在经历其他民族对现实的历史情境的审理和两种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性比较之后才能重新找到生长点，而不存在原汁原味的照搬。这样，对话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不会是跟着说，照着说；这样的对话，才能是开放性、发展性的对话。中国对西方话语应该如此，西方对东方话语也应如此；其它话语应该如此，后殖民批评也应如此。

可以看出，语境化原则对于我们认真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丰富自身变化是大有裨益的，这样真正的交流与对话才会出现，而对于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吸取了上百年的西方文化成果的中国学界，语境化不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工作，而是一项正在做并应该长期做下去的浩大工程。

三、实践化的批评取向

实践是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它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一定的具体方式，并对其它的活动方式有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在文艺理论批评中强调实践，就是强调理论要密切关注当下的文艺创作，而不停留于做纯思辨的、蹈空的研究。并且由此强化理论本身的实践品质和批评意识。

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后殖民批评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关注现实的文艺创作和现实的文化问题这一点上展现了独特的理论魅力。比如它对一些第五代导演的电影的批评，虽然不无偏颇，但也可以促使后来电影创作者认真对待民族性与后殖民性的复杂关系，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自己的价值立场与策略取向做更深入的思考；也能促使文艺评论者在评论中更全面地审视一定的艺术作品和文化现象，更为审慎的操用理论话语。再者，这种取向是与中国后殖民批评的目的相一致的。从中国后殖民批评开展的心理前提看，人们或多或少有一种对当代文学、文化现状的焦虑，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是穿行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西方的现代文学两座高峰之间的低谷。因而改善或改进中国当代的文化风貌就成为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目的。而这同样是一个要求实践解决的问题。

这一取向还意味着对真正的批判意识的呼唤。后殖民批评的锐利视角，促使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创造离不开全球性的文化语境，要求我们更加批判的对待传统文化与异域文明，清理当代文艺发展的探索中存在的问题，理性的设想中国当代文艺的创构之路。也促使我们意识到后殖民语境中文化交流的复杂性、艰巨性，持之以恒地开展中外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这无疑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对话、思想质询和论争。这对当前热衷于自说自话的中国文论界无疑是有启发的。毕竟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真正的理论繁荣是建立在真正的争鸣和扎实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总体而言，后殖民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当今的世界文化格局。但它本身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它虽然从早期的反殖民斗争中受益匪浅，但实际上得益于晚期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中所提供的国际政治、文化空间，使它同时包藏着反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二重性。后殖民批评对后现代主义的依赖也和它对西方思想形态的背离并不能时时一致，同时它在对非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也暧昧不清。并且它的思想定位总是在“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之间摇摆不定。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性，使得后殖民批评的许多著作和文章本身即成为“战场”，在几乎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引发了众声喧哗的讨论。

而本文所述的论争实际上涉及到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后殖民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它总是在中西方文化关系不同时期的比较中产生，存在差异性与统一性的对立统一。如何把握它们矛盾的一方面，又看到相互间的互动转化，需要一种真正辩证的历史眼光，辨析各种观点产生的文化立场的差异，将理论问题转化为实践问题。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文化虽然不是直呈在自我面前的现成物品，却可以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相对客观的文化经验。因而，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民族立场应不成问题。象西方的某些后殖民理论家那样持一种绝对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并不存在一个不偏不倚的、纯净的理论支点（这一点从他们理论的反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复杂性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但也必须对中国的民族性认识做出具体分析。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回归一种纯粹的、本真的文化族性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而由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民族立场而走向一种新的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则是可能出现的错误倾向。因而在后殖民批评中坚持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但不意味着放弃民族立场。因此，民族性的诉求不仅意味着一种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而且应能够推动在世界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对其他文化的自主转化，在交流中创造，在创造中发展。其目的在于成为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的一株参天大树，而不是做一个孤独的伐木人，在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共同描绘人类文化的美好前景。

结 语

通过追踪中西后殖民批评“民族性”认识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两者的理论成果与思想局限同样耐人寻味，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反思自身，现实的构想文化策略的一个理论起点。一个好的问题的提出并不承诺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答案，中西后殖民批评在“民族性”上的分歧使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更歧义丛生了。也许人的思想魅力就在这里，真理总是在争鸣中敞开，却被一家之言遮蔽。不管是“洞见”还是“不见”，这种分歧实际上已构成了一个对话场域，让执不同意见的双方得以借对方的批判眼光照亮自己的思想盲区。也许“后殖民批评”是一面终有一天会放下的旗帜，但贯穿其中的批判精神却应该永远屹立在人类思想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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