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定位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定位

一、价值判断的误区

的确，在固守精英立场的批评家那里，大众文化一直是被打入另册的等外品，没有作为合法性的文化分层来确认，甚至不屑于将其作为知识对象来研究。但从文化生态下平衡的角度观之，大众文化的合理合法性不证自明。它在深层意义上显现着文化等级观念的式微和文化复调时代的正式开场，同时表征了新时期中国文化已走出70年代末之前政治文化独语的单质性状态，获得了多向发展的可能性。另外，在后现代境遇中，全球的文化皆朝着多层次、多中心的方向发展，一元独霸的局面难以存在。如果以上事实存在，那么对大众文化武断的否定就有二度思考之必要。下面分别对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批判理论——道德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加以审视。

1．道德理想主义

每一种批判理论都有自身独特的评价标准，道德理想主义多从道德、崇高、意义等视角，偏从价值理性上考问大众文化。自称是“文化保守主者”丹尼尔•贝尔就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就是在以一种商业化、齐一化、娱乐性的特性侵蚀着民众的道德、理想、崇高与个性，艺术丧失了应有的颠覆现实的潜能。“今天，通过文化工业的艺术作品，像政治口号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一样，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一般说来，它们就像公园一样，仅供人消遣享乐。”[38][p150-151]同时大众文化创作的标准化、齐一化特征导致人的性的压抑和思想意识的贫乏。“生产技术越是密切地和完整地重复经验的对象，人们就越是容易产生错觉，认为外面的世界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情况的不断延长。……今天，文化消费者的想象力和自发性之所以渐渐萎缩，这不能归罪于心理机制。”[39][p117-118]持道德理想主义这一评判标准的在国内也大有人在，如张汝伦在《论大众文化》一文中，强调“大众”就是高度组织化的工业化的产物，是统治意识形态按现存社会秩序的需要复制千人一面的社会主体的工具。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平庸、低俗和毫无个性。大众喜欢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文化能给予接受者什么，而是接受者由于本身的某些缺陷（趣味低下、思想贫乏）而无法欣赏高级文化产品：“大众文化完全没有受众方面产生的创新要求和高雅需要。因此，它无论如何浅陋都能大行其道。”[40]

历史的看，道德理想主义者所标举的意义追求虽不失积极崇高的一面，但由于缺乏满足日常生活动机与利益的现实性，这些极显浪漫精神与乌托邦理想的尺度并不能对普通大众产生强烈的亲和性。这种倾向的支持者大多是具有极为深切的忧患意识的文化精英，因此这一视域中的大众文化无疑是恶的集大成者。

2．唯美主义唯美主义的批判理路无非是首先预设一个审美尺度，然后将这一尺度作为评价标准，以此来衡量当代大众文化这一传统文化的异类，结论自然是缺乏艺术性，不具有审美价值。可问题在于当我们面对大众文化之时，根本无法借助传统美学标准做出正确的判断。

二、价值判断标准的厘定

基于不同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界形成了三种价值立场各执一词的独特景观。第一，从正面、积极作用上肯定大众文化。具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出发，评价了大众文化冲击消解原有的一统意识和一元价值的意义（李泽厚、陈炎等）。另一种则从大众多层面的文化需求来关注大众文化，指出大众文化的发展“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要和文化权利，给整个民族的文化注入了新鲜活泼的生命和活力。”[45]代表者如王蒙、王朔等人，影视圈中张艺谋等作为文化市场化的直接受益者当然加盟这一阵营。第二，从负面价值、消极作用上极力否定大众文化。该阵营的作家学人有张汝伦、张承志、张炜、南帆、孟繁华等。第三，坚守中性立场。李陀、周宪、金元浦、戴锦华、王宁等人成了代表该立场的一个庞大族群。他们多是置身事外，将大众文化作为知识对象的学院派人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大众文化已普遍持认可的态度，认识到它“是现代工业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46]大众文化的问世，“在当代文化观念的转型中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成功地为20世纪文化确立了全新的另外一极，由此，才使得20世纪文化的内容的中间地得以充分展开”[47]。对大众文化持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态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把大众文化当作一个文化等级当中的一部分，一派把大众文化当作次一等的文化，而另一派则认为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有价值。而现实却是，大众文化已经变成了类型概念，它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已从等级关系变成了类型关系。

可以这样说，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大众文化价值定位的各种争论和困惑，都是由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龃龉所造成的。事实判断即指关于大众文化是什么价值功能到底是怎样的，而价值判断指的是关于大众文化对主体即人的意义是什么。事实判断使主体知道客体——大众文化及价值功能是什么，而价值判断则使主体知道客体对自己来说有什么作用。价值判断以事实判断为基础才能免于主观随意性。而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大众文化价值判断的偏失首先是因为事实判断有误，即将善恶同体的大众文化指认为或善或恶的单质性文化形态，然后依照非此即彼的线性逻辑加以肯定或否定。不难发现，理想的判断标准的想象与设计将是给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科学准确定位的前提，没有正当性的标准，大众文化是万恶之源抑或全民福祉的争执将永远无法了断。

我们认为，大众文化的价值判断研究如果不最终诉诸马克思主义，很多问题将继续悬而不决。在今天所谓多元化的后现代境遇中，马克思主义与林林总总的现西方理论话语不是一个平面的关系，如果用“对”与“错”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些不明确的话，那么用“深”与“浅”标示两者之别应该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所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去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换句话说，就是要实现这样一种思考方式，能在同一个思考中既能抓住资本主义那些显而易见的有害特征，同时也能了然那些突出的解放性力量。这就要求我们敞开心智，达到能够理解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东西，同时也是最坏的东西。”[48][p109]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辩证分析为我们进行大众文化的价值判断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就是说，对大众文化这个利弊同体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只有通过历史的辩证的解读才能对其加以科学准确的价值定位。

至此，我们发现大众文化的价值判断必然涉及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问题。历史的进步从来没有按照道德的评判原则发展的。有时，恰恰是“恶”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所以恩格斯在论及奴隶制时告诫我们不能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现象或对之发泄高尚的义愤，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于大众文化的评价也应当如此。大众文化作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在实践层面急剧转型的必然结果，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如果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不持异议的话，那也就必须肯定作为市场经济伴生物的大众文化的正当性。但以商业追求压倒人文关怀、以技术原则破坏美学原则的大众文化的确存在着让道德理想主义者痛心疾首的偏弊。所以不能以道德化的原则评价历史发展，也不能以历史原则完全排斥必要的道德评价，必须双管齐下才行。

黑格尔的名言“现实的总是合理的”，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他保守主义的潜在体现，但却不乏其真理性，特别是对这最具现实性的大众文化进行审视之时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比较赞同以现实的眼光和态度客观如实的评价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同时认为大众文化的价值判断研究应转换思考问题的方式，即由“好/坏”二元对立模式转向对大众文化有何积极作用又有何消极作用的具体分析。须知，评价一种文化成败，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完美无缺（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而在于它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而且，用理想的标准要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非常危险的。若如此，我们的批评活动就会少一些情绪化言说而多一些理性化的判断。

三、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定位

本着现实主义的眼光和态度，我们认为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考察与定位，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国情切不可照搬西方理论来套用于中国语境，否则，必然导致价值取向的迷失。社会转型就是社会之型的重大转变，当社会的根本特征发生变化时，社会转型就开始了。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出现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使社会历史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只要社会中发生的变化具有普遍性，超出了个人的范围，不是由个人所能决定的，都可视为社会的转型。其判断标准有二：一个是外在标准，即社会制度或民间习俗的变化；另一个是内在标准，即个人的观念和内心情感的震荡。[49][p26-27]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转型，而且也是文化结构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种过渡，原有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新的社会结构还未成型，文化失去了统一性，人们被抛入杂乱的文化状态，由此导致了普遍的文化不适应。同时，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评价系统具有不确定性，社会一旦缺乏相对长期稳定、协调一致的价值观念系统，就如同尼采所说的“杀死了上帝”，那么，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也说明了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话语都要表现出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与现实性。总之，以社会转型这一特定的视角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大众文化兴起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践，它同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因为一种文化的诞生，总是由于一种生存方式的先它诞生而诞生，而市场经济的诞生就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诞生。同时，大众文化的发展壮大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文化的真正现代化起了巨大的历史推进作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我国完全工业化还需走很长的路。实行市场经济在我国也刚刚开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还很薄弱，这是因为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所遗留的小生产者意识、封闭意识非商品化意识存在阻碍市场经济意识的生成。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历史分析，我们就会清醒的看到，大众文化所蕴含的工业文化精神、商业文化意识、世俗文化追求、恰恰是对农业文明的批判和超越，是对现代工业文明企盼和推动。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一种文化进步。当然由于转型时期文化秩序整合的不健全以及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自身的局限性，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