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困场屋的寒门举子

久困场屋的寒门举子

（一）屡试不第的晚唐举子罗隐

晚唐从总体上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是扼杀希望走向绝望的时代。此时的唐王朝，已不具备盛唐时强大国势与国力。安史之乱暴发后不久，吐蕃即乘虚出兵占领河陇，泾陇以西的万里江山，都沦入敌手，边境大幅度内移，疆域大减于前，京城长安距离西北前线不过数百里，吐蕃、回纥精骑，一日一夜可至京师，帝国京都处在敌人的直接威胁之下，以至烽火屡惊，代宗初，吐蕃甚至攻入长安，銮舆东幸以避其锋。自公元829年开始，四川等地也经常遭到南诏攻掠。而地方藩镇也“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 ，久而久之，形成据地自专，动辄叛乱的割据现状，使得唐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更加狭小。而且水旱灾害连年不断，政府财政紧张，不得不加紧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弄得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如懿宗初年的浙东裘甫起义，桂州的戍卒叛乱，僖宗时王仙芝、黄巢所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真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晚唐时代，最高统治者都缺乏治国安民的能力，政治危机愈发严重。穆宗沉溺游畋声色，大臣甚至“不知乘舆所在”[ ]；敬宗“视朝月不再三”[3]；宪宗、武宗因迷信求仙相继病亡。最高统治者的昏愚失德，导致朝野动荡，政治混乱。宦官挟主乱政，敬宗、宪宗都是被其所害。朝臣的进退，也常被宦官操纵把持。从文宗到昭宗几十年间，宦官与朝官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朝官内部则朋党倾轧，排挤攻讦。在这种举步维艰的政治环境中，士人们仍然怀着挽狂澜于既倒的愿望，特别是寒门士子，仍然希望通过科举登第，改善生活环境，一展救国抱负，罗隐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湘南应用集序》载，罗隐二十七岁已入贡籍。年轻天真的罗隐踌躇满志，虽处在晚唐时代，仍幻想凭借自己的才学，博取功名，进士及第。一方面光宗耀祖，享有特权，脱离以往的贫困生活，另一方面跻身仕途，一展抱负，这是他和众多寒门士子共同的理想。科举制，在隋唐是作为豪门世族把持政权阻止贫寒才子进入仕途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并正式确立下来。科举及第者，其本人或全家皆可免除沉重的赋役，其中登进士第者不但能享受一定的特权，同时还有其他的升迁机会，于是成为唐代士人注目的所在。至晚唐，科举格局基本承继中唐，为笼络士人，还有“敕赐及第”、“恩科”、“追赠及第”等几个变化，然而腐败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强藩、权臣、宦官头子常将科举视作插手政治，培养私人势力的工具。家世不显缺乏有力援助的寒门举子，几经磨难之后，得偿所愿的人凤毛麟角。罗隐并不是跃龙门之幸运儿中的一个。

罗隐的大半生，流离各地，为举业而奔忙，空有一身才学，却只能在屡试屡败的阴影中度过。《湘南应用集序》写道：“隐大中末即在贡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长沙郡，隐因请事笔砚，以资甘旨。”其间因为饥寒交迫，才在长沙幕府谋得一职。

852年罗隐20岁就参加科举考试，见沈崧《罗给事墓志》和罗隐诗《南康道中》（学术界有学者坚持罗隐二十七岁才参加科举的说法）。从二十八岁至编定《谗书》（860～867）这八年间，他一共应举六次，皆落第。《投秘监韦尚书启》曰：“十年索米于京都，六举随波而上下。”实际上他呆在长安只有七八年。《谗书序》云：“及来京师七年，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在这八年中，罗隐可能东归数次，《东归别常修》、《东归别所知》等诗，即东归期间所作。

咸通九年（868），罗隐三十六岁，第七次赴举，仍然落第，因故归江东。《谗书重序》：“隐次《谗书》之明年，以所试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调膳於江东，不随岁贡。”咸通十年，庞勋兵乱，朝廷诏停这年贡举，罗隐只能等待下一轮贡举。《谗书重序》：“又一年，朝廷以彭门就辟，刀机犹湿，诏吾辈不宜求试。”乾符元年（874），隐四十二岁，落第。《谢湖南于常侍启》云：“随贡部以凄惶，将邻十上；看时人之颜色，岂止一朝。”《投郑尚书启》：“三千里之别离，免为虚滞；十五年之勤苦，永有所归。”从罗隐二十七岁入贡举，到四十二岁，刚好十五年，即所谓“十五年之勤苦”。乾符四年（877），四十五岁，京兆府试，得等第。《唐摭言》卷二还记载：“乾符四年，崔淯为京兆尹，复置等第。差万年县尉公乘亿为试官。试‘火中寒暑退’赋，‘残月如新月’诗。李特文公孙、韦硎、沈驾、罗隐、刘纂、倪曙、唐骈、周繁池人，善赋、吴廷隐、 贾涉。” 李特、罗隐等九人为得等第的人员。

若联系到这一时期多数贫寒举子的科场遭遇，则罗隐的十余次不第并不显得特殊。《唐摭言》卷一说：“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使罗隐五十岁以后进士及第，也还是‘少进士’一名。而且这种到了古稀之年才考取进士的趋势，在唐末更加显著。如许棠应二十余举，至咸通十二年才及第，公乘亿将近三十举才登第。昭宗光化四年进士登第者共二十六人，有几人年纪偏老特放及第：陈光同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名为“五老榜”（事见《唐摭言》卷八）。罗隐在科举生涯中所遭受的冷遇和歧视，所体验的寒苦艰辛，也是每一个晚唐寒门士子所共同经历的。

（二）罗隐久举不第的原因探析

(1) 出身寒微，家世不显，缺乏有利的社会关系。

晚唐科举黑暗，往往“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3]。据沈崧《罗给事墓志》与《吴越备史•罗隐传》记载，罗隐的祖父仅为一小县令，父亲也没有一官半职，罗隐出身于这样一个家世不显的下层小官僚家庭，“五等列侯无故旧”[4]，导致了他在科举之路上缺乏两个有利条件。其次，罗隐还缺少丰厚的物质支持。他赴京应举之前，已有家室。科举之路上，还遭逢妻亡父死等家门不幸，生活更加困窘，本来就“门寒于光逸，命薄于黔娄”[3]的罗隐，只好遍谒藩镇州郡以求资助，度过凄惶的岁月。所以他在《答贺兰友书》中说：“家在江表，岁一宁觐，旨甘所资，桂玉之困，何尝不以事力于人？”在《谢湖南于常侍启》也说：“近者以江表岁饥，吴中力困，旨甘既阙，辰为萦怀。”罗隐虽偶尔获得“从事”之类幕职，但也不能常得温饱，过的大都是“寒饿相接”的日子，这种生活状态一方面影响了罗隐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科举之路更为艰辛。

（2）容貌丑陋，形象不佳。

罗隐相貌丑陋，这是不必回避的事实。对此他也曾自我解嘲。如《喉子》：“未能惭面黑，只是恨头方。”《鉴诫录》卷八“钱塘秀”条、《南部新书》丁卷均载唐宰相郑畋女，特别钟爱罗隐诗，讽咏不已，一日罗隐来谒，此女潜于帘下窥之，发现隐貌寝陋，自此也绝不咏其诗。当时他的友辈方干，也是因为生成兔唇而落第。《鉴诫录》卷八“屈名儒”条云：“干为人唇缺，连应十余举。有司议干才则才矣，不可与缺唇人科名，四夷所闻，为中原鲜士矣。干潜知所论，遂归镜湖。后十数年，遇医补得，年已老矣，遂举不出镜湖，时人号曰‘补唇先生’。弟子李频等皆中殊科，干可谓屈人矣。”两个事例颇可看出时人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也限制了某些才华出众却相貌寝陋之士的发展。

唐人注重及第进士相貌，大略有两种原因：

首先重视相貌，乃六朝隋唐人普遍存在的文化观念。唐人取士重貌，吏部铨试设四科，曰身言书判，“身”即相貌，这是官方确定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标准。

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文化经济荟萃之地，各国使者留学生商人云集，四方才子佳人共聚，若千挑万选了一名“貌寝”的进士，未免让外人以为“中原鲜士”，影响天朝大国形象，作为未来的官员候选人，也未免让那些平头百姓认为“朝廷乏人”，影响中央权威形象。

（3）个性狂傲，又好讽刺，出语诙谐刻薄。

在晚唐动乱的时局和社会环境中，罗隐愤激不平；深受儒家正统政治理想与文学观念的浸染，他对政治腐败及社会黑暗尤其愤激。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儒学也不再注重伦理对士人行为的规范，传统礼教日益失去束缚力。罗隐敢于讽刺，出言不忌，他因此也不断落第，提拔无望。累年怀才不遇的境遇又愈发让他愤激消沉，尖刻无礼。

《唐才子传•罗隐传》记载他“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 。他曾在《送宣武徐巡官》一诗自我回顾说，“傲睨公卿二十年，东来西去只悠然”，《谗书序》亦言：“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因为“不能学扬子云寂寞以诓人” 。好率性谈论人之是非，难免祸从口出，得罪人了。《北梦琐言》卷六载隐一事：“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阻之曰：‘某曾与之同舟而载。虽未有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可以敌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一次随意的狂傲言谈便断送了一个重要的升迁机会。而且不止是对一般官员傲睨嘲讽，就连最高统治者，罗隐也敢写诗讽刺。《唐诗纪事》卷六九载：“昭宗欲以甲科处之。有大臣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铄？’帝问讥谤之词，对曰：‘隐有《华清宫》诗云：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鉴诫录》卷八“钱塘秀”条云：“罗隐以讽刺颇深，连年不第。”讽刺机锋所至，就连赏识重用他的钱镠也在所难免，《吴越备史》记载，罗隐初见钱镠，惧不见用，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本是讽刺嘲笑之句，不过也有趣俏皮，所以钱镠看了大笑，不但不恼，还对他另眼相看。在平时的生活娱乐中，罗隐出语更加风趣却尖酸刻薄。唐人说部也有这方面的记载，称有钟陵（南昌）妓

云英，“隐旧见之。一日，讥隐犹未第，隐嘲之曰：‘钟陵醉别十年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1]

（三）愤激中的关注、调侃中的反思

——罗隐咏物咏史诗一析

唐代科举竞争异常激烈，晚唐时，科场舞弊、请托之风盛行，多数寒门士子被排斥于桂堂之外，由此产生不满甚至怨恨的情绪，且渐渐演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此时国家秩序遭严重破坏，传统伦理道德极度沦丧，一些寒门士子便以个人的恩怨得失，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们把对把持选举权的朝中大臣的刻骨仇恨，发展到对唐中央政府所代表的正统政治的敌视，并往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出来。”[2]《北梦琐言》记载了屡试不第的李振进言朱全忠，杀害朝士的故事。文笔雄健，名著一方的李山甫，“数举进士被黜，依魏幕府”[3]，便唆使乐从训劫杀义昌节度使王铎。有记载表明，这些寒士的所作所为，囿于个人恩怨，连累无辜，无疑是不可取的。

罗隐也不免对自己的怀才不遇深怀怨愤，气闷不平，但他始终未陷入个人恩怨的深潭，仍然紧密关注现实，关注国计民生，并指摘时蔽，反思历史。这种愤激中的关注和反思在他的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现以咏物咏史诗为例，试作分析。罗隐的六十多首咏物诗中，有一般的体物之作，如《牡丹》、《竹》。但多是传统的抒写怀才不遇、多才多累的寓托之作，如《病骢马》、《鹦鹉》。而最具个性特色、最能反映诗人咏物诗成就的是他的托物讽世诗，罗隐通过咏物直面人生，抒写感慨，如《钱》、《香》、《粉》、《蜂》等咏物诗作，笔致轻灵，语气幽默，寓庄于谐，妙语解颐，在平易中见深隽，于嬉笑中见愤慨，讽刺深刻、切中时蔽。晚唐王朝大厦将倾，许多朝官权贵前途未卜，于是大肆搜敛大量钱财以满足享乐之需和做好猢狲散后的准备，罗隐曾作《金钱花》一诗以刺之：

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

若收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 将。

前两句纯咏物，画面旖旎生动，语调平和，后两句转入议论，奇思妙想，谐谑的口吻里深藏着尖锐的现实讽刺。

罗隐咏史诗六十余首，相对他的咏物诗却更能折射动荡、变乱的晚唐时代风貌和涵蕴了罗隐坎坷一生、遭逢末代的悲凉与深刻反思。罗隐的咏史诗常具有史论的性质，在咏叹和议论历史的成败得失中寄寓对现实的讽刺，历史舞台许多事件常重演，所以他在《咏史》中直发感叹“蠹简遗编试一寻，寂寥前事似如今”。罗隐很少吟咏叱吒风云的豪杰英雄和富丽堂皇的盛世华景，更多的是亡国之君和末世之时，诗中的人物和事件无不和他所处的晚唐遥相照应。如《姑苏台》：“让高泰伯开基日，贤见延陵复命时。未会子孙因底事，解崇台榭为西施。”泰伯以一种博大高尚的情怀把周天下让位给别人，自己开创了吴国；后来，吴公子季札（延陵季子）游历各国，遍交贤士大夫，了解列国治乱兴衰，被公认为贤能之人。可是子孙后代却没有继承祖先的高尚情怀和优良品德，恣意享受，为讨一女西施欢心便可随便劳师动众大兴土木，终至灭亡。这与唐朝统治者的发展变化又何其相似。作为一个忧国伤民的诗人，罗隐只能带着他的敏锐和细腻去总结相似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中的教训，用讽刺的口吻以提醒世人，更多是为了提醒当朝的统治者。只是统治者未必领情，《唐诗记事》卷六六中曾记：唐昭宗欲以甲科处隐，有大臣举隐《华清宫》云：“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可见统治者只想把他作为一个吟咏歌舞升平的御用文人，却不愿理会他讽刺后的现实内容，甚至相当反感他的锋芒毕露。《唐才子传》（卷九）载罗隐：“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好谐谑，感遇辄发”。寥寥数语，勾画出罗隐的性格特点，诗如其人，他“好谐谑”，所以咏史诗的写法不象杜甫那样或寓讽刺于叙写之中，或用春秋笔法加以褒贬，不同于白居易的大声疾呼，也不象李商隐那样吐属温婉，寄托遥深，而是喜用幽默的笔调，调侃、诙谐的方式表达那让人痛思、抑郁伤神的历史内容，造成他咏史诗的一种黑色幽默感。《华清宫》“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诗句表面体贴统治者无奈，实则讽谕加谴责他们的荒淫之欲远胜国计民生、尧舜道德。再如陈后主由于沉溺于“丽华承宠渥，江令捧杯盘”的游乐生活，最后落个“兵来吾有计，金井玉钩栏”的下场，一句“兵来吾有计”的调侃对陈后主荒诞、愚蠢又自作聪明的性格进行了尖锐讽刺。在阅读这类咏史诗时，人们会为作者假想的历史人物心理而忍俊不禁，同时又折服于调侃揭示下的历史本质。

罗隐的怀才不遇的悲愤颇能在咏史诗中寻一端倪，这种情感对于晚唐的布衣才子是具有普遍性的。如《南阳》诗云：“陆固泥蟠未适从，岂妨耕稼隐高踪。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这种假设确会成事实，特别是在当时的晚唐。《台城》二：“晚云阴映下空城，六代累累夕照明。玉井已干龙不起，金瓯虽破虎曾争。亦知霸世才难得，却是蒙尘事最平。深谷作陵山作海，茂弘流辈莫伤情。”有才不能被用，已属伤情，却还自嘲莫要伤情，这也是以罗隐为代表的孤贱士子们的共同心理。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云咏史诗是“意气栖托之地”，罗隐正是把自己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感受融入进他的咏史诗中，使其诗以史为底蕴，兼有有厚重的现实感。

入幕府是当时许多寒门落第举子的一条出路，罗隐最终也无奈的走了这条路。年近花甲的罗隐归依吴越王钱鏐后，生活稳定优裕了，但他的创作却越来越缺少入幕前的愤激和反思，多了许多消极的应酬和出世诗作。不过罗隐还是抓住机会，尽力为民造福，曾以一首《题磻溪垂钓图》促使吴越政权取消了对西湖百姓的过度赋敛。还游说钱鏐，讨伐当时的反贼朱温，尽自己微薄之力匡扶唐王朝维护统一。现在看来罗隐有些迂腐和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封建社会很多儒家学者比如王夫之等高度肯定罗隐这一点，

言：“隐固诙谐之士，而危言正色，千古为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