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

论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的过程中，除了应当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批评外，还应当注意吸纳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合理因素。这不仅包括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而且也包括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其中周扬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建国前的周扬，以理论家和政策制订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出现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中。正如周海波所说：“周扬正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权力话语的主要完成者和主要体现者”，因而“周扬所代表的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周扬本人的事情，而且也代表了一个时期一种比较典型的文学批评。”[101]（P387）因此，无论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还是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模式，都不能忽略周扬的批评理论与实践。

一、科学化批评理论的建构

（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艺术意识形态所具的认识功能，是与艺术真实性分不开的。真实性，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共同具有的审美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所特别推崇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文艺学概念，艺术真实性反映的是创作关系中的客观方面，是用来衡量文艺与生活一致性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的斗争中，确立了创作的真实性原则。他们提倡从生活出发，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观察方法进行创作，要求作家、艺术家“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103]（P673），同时展现出生活在特定的“人类关系”或“现实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的本来面貌，描绘出处在一定条件下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的真实的风范，揭示出历史的具体的人的性格、思想和行为的生活根据。

周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特别强调文学作品自身的特点。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学说以及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肯定阶级社会中艺术的阶级性、倾向性，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革命功利主义。但是，他不是把文艺的阶级性、倾向性和真实性简单地对立或等同起来，而是把它们看作是矛盾的统一体。因为文学艺术同政治、哲学等其他意识形态在表达倾向的方式上毕竟是不同的。在这一点上，周扬是自觉地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在这方面，最能代表周扬关于文学的真实的描述是其对于文学真实与艺术技巧的认识与结论。在周扬看来，艺术的倾向性总是和真实性密切相联的，因为“党派的文学，就非同时是真实的、艺术的文学不可。”[104]（P66）尽管周扬时刻关注文艺的革命功利性，但对文艺自身的特点即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历来是十分重视的。那么，无产阶级文艺到底如何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呢？周扬主张应当给政治“以具体的，艺术的表现”，主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反对作家把政治的概念囫囵吞下去。”[105]（P68）在他看来，文学是通过形象来反映客观生活的，“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106]（P105）这句话十分深刻地道出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及其区别。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政治、思想固然重要，但既然是艺术，这种政治和思想就必须通过具体的生活事件，艺术地表现出来，形象地融进作品中。空洞的说教既使再成熟、再高超，它也不是艺术。从本质上说，艺术是通过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结晶。

然而，在文学的真实问题上，周扬更多的时候根据政治的需要设计了它。他所建构的显然是重政治重倾向的创作观。他所理解的生活与真实，已被政治化，他要求作家在其创作中追求真实，就是要求他们追求政治化，追求倾向性。因为在他的观念中，真实而不具有政治性，生活而没有倾向性，那就不是生活，不是真实。所以，在衡量真实时，他所使用的就不仅仅是生活本身，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观念，即对生活如何发展的政治判断。因此，周扬的真实观带有双重性：当他的观念符合阶级斗争的实际，他所强调的真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内容。但是，当他的观念仅仅只停留在阶级斗争时期，只以阶级斗争为主导内容，看不到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和发展变化。这时，他从政治观念出发所强调的真实，往往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歪曲。

（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恩格斯在1885年《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明确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从古希腊悲剧、喜剧之父，到席勒，到俄国、挪威的作家，都是“有倾向的作家”。[107]（P673）列宁也强调“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并指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108]（P68）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周扬，早在左联与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文艺观点的论争中，其文学批评思想就初见端倪。胡秋原、苏汶二人在《文化评论》、《现代》等刊物发表《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以及《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等文，大力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批判“文艺是政治留声机”论，要求无产阶级政治“勿侵略文艺”，认为左翼文艺由于与无产阶级政治结缘，就走上“目前主义”与“大众化”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这种与政治联姻的文学也就被异化了，“文学不再是文学”，“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成了煽动家之类”。[109]（P503）周扬针对苏汶的文艺反映现实“如镜子之反映人形”不带任何倾向的观点时明确指出，“每个作家都是戴着他自己的阶级的眼镜去看现实的”，[110]（P60）因为“客观现实之文学的反映，是因作家的历史的、阶级的条件而异的”。在周扬看来，纯粹的艺术真实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苏、胡二人文艺观的实质则是以“真实性”为借口来否定艺术的倾向性，从而反对革命的功利主义，或以艺术的阶级性否定艺术的真实性，从而摒弃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周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学说，特别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理论，撰文对胡秋原、苏汶二人的文艺观点进行了严厉批驳。周扬认为，政治固然不等于文艺，但文艺也不能离开一定的政治而“独立”存在，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之一部分的无产阶级文学，从来不隐蔽自己的阶级性，而是与之相反，它彻底地贯彻自己的阶级性、党派性。因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不单是生物学的存在，而是社会的阶级的存在，作品的真实性程度必然要受主体历史的、阶级的条件的限制，艺术的真实性与阶级倾向性是紧密联系、互相渗透的，同时各个阶级、不同的艺术，其统一程度自然各不相同。

（三）积极推崇文艺的战斗作用

文艺批评是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历来是通过科学的分析，指出各种错误思想的危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了《弗•冯•济金根》所表现出来的错误的思想倾向，通过文艺批评的方式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避免受到拉萨尔错误思想的影响。列宁则利用文学批评的锐利武器旗帜鲜明地对唯心主义美学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判，帮助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同时也纠正了未来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苏联文坛产生的不良影响。正如周扬所说：“中国新文学从开始就和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地联系着，这个联系贯彻了新文学的全部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的特点不能离开那个国家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特点而表现的”。[113]（P266）周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论述，在当时的中国不存在孕育“纯文学”的土壤，更不允许存在离开中国现实而进行的文学批评。周扬对中国新文学的这一概括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文学自然会打上政治的烙印，成了作家和批评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敌人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堡垒，这一点得到了历史的充分证明。

二、政治性批评话语的实践

就建国前的中国文坛而言，政治性强是共识。众所周知，文学活动不可能脱离政治做自我封闭的游戏，无论是对主流政治的顺应，还是反抗，都同时具有不可抹杀、无法掩盖的政治意味。同样，文艺批评也常常以政治术语的形式进行陈述，无论是对政治术语的借用、移用，还是化用，政治术语都己成为一种权威性、广泛性的话语现实。在周扬看来：“批评是实现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114]（P535）建国前的周扬一直以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由于长期担负文艺领导工作，周扬成了中共当时首屈一指的理论权威，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往往直接承担对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与宣传。正如周海波所说，“从周扬步入文坛开始，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他人思想的一位阐释者。”[115]（P388）但是作为理论家的周扬，在其文艺批评过程中自然会流露出作为文人的特质。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作为政治家的社会政治批评

尽管建国前周扬具体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为数不多，但是都很有份量，体现出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常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取胜，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作家的评论和对群众观点的阐释上。

在对作家特别是在对鲁迅、郭沫若和赵树理的评论过程中，充分显示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的特色。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精神界之战士》两篇文章中，他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进行了评价。前者称鲁迅是“民族巨人”，从“鲁迅的一生是和中华民族解放分不开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严峻的现实主义，加上对于人民的深挚的爱，使他走向了无产阶级”等方面，对鲁迅一生的事业进行了分析。后者着重分析了鲁迅早期是个拜伦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尼采主义者。他把鲁迅和高尔基相提并论，并认为二者都成了共产主义者。从鲁迅研究的历史来看，周扬的这两篇文章，无疑是1937年毛泽东发表《论鲁迅》之后所出现的重要论著。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中，周扬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说“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的新诗集。”[116]（P350）周扬对赵树理的创作评价甚高，他从变革的伟大时代，从赵树理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来赞扬赵树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17]（P486）充分肯定他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所作的贡献，并把它看作是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结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118]（P498）周扬对鲁迅、郭沫若和赵树理的评论，成为后来人们经常引用的精辟言论。[119]

周扬对群众观点的阐释主要体现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中，他大力赞扬了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认为这是一种“创作者、剧中人和观众三者密切结合”的艺术行动。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他们的思想、情绪、利益，以及他们的艺术习惯，成为了周扬文艺批评的基本参照系。他之所以大力推崇新秧歌，是因为新秧歌表现了新的生活、表现了新的人物、表现了新的时代流向，并采用了新的艺术形式等。同时，周扬对新秧歌中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完全是从群众的角度来审视的，即“秧歌中的群众观点，群众语言，群众感情，群众作风还不够”；反映群众和军队“还太少，太不够”；某些秧歌还不能正确地描写军民关系。在周扬看来，类似“水有源，树有根，他是咱们的亲爹娘”，虽“表达出了老百姓与共产党八路军的血肉相联，他们对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衷心的爱和感激”，但是，“作为党与群众的全部正确关系的表示来看就不对了。全部真理是首先对于共产党、八路军，那末，老百姓是源、是根、是命根、是亲爹娘，然后，再反过来，对于老百姓，那末，共产党员、八路军又给予以伟大的指导与保护的力量”。[120]（P446）在这里，周扬把人民群众置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自己文艺批评的指针，这与某些瞧不起人民群众的文艺批评家相比，周扬的文艺批评显然更进了一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周扬的群众观点是对毛泽东《讲话》中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有力补充，正是这种强烈的群众的观点，决定着周扬文学批评的特色。

（二）作为理论家的审美鉴赏式批评在1939至1940年间，周扬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讲授“中国文艺运动史”，曾编有《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以下简称《讲义》）。在该《讲义》中，周扬对谴责小说、诗界革命、新文体等，都有分析和评价。对某些过去研究家不很重视的作家，《讲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应给予应有的评价，其中一位是王国维。周扬认为，“论新文学运动，王国维的名字却总是被忽略，实则王氏在文学修养的深湛与见地的精辟上不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无与比肩的，就是以后也很少有人能及他。”在列举了王国维文学研究上各种成就后，他又指出，“这个人物（指王国维——引者注）有权被称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中国所有文艺评论家中之最伟大的一个，因为不管他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在哲学上是观念论者，他的文学见解，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充满了不少深刻的辩证的要素。”[123]周扬的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当今许多批评家的共识，而在那时，敢于这样推崇他，敢于把一个人的政治思想与文学成就区别开来评价，则显示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胆识。1986年《文学评论》第一期首次发表周扬《讲义》时，在“编者按”中有一段话：“周扬同志这份讲稿，是一篇主要从社会历史角度着眼的批评文章。……表现了一种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宏观气魄。这与后来被庸俗化了的社会学批评是很不相同的。这份讲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科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特点和优点，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科学的社会学批评与庸俗的、机械的社会学批评的区别。”[124]《论赵树理的创作》可以说是研究赵树理最早也最有权威性的论文。周扬从赵树理的具体作品入手，通过分析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文学语言方面的艺术特色，论证了他是一位精神独创的人民艺术家。一方面，周扬肯定了作者“写出了新的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没有将他们理想化”，肯定作者在写落后人物的转变时，不把“一个人物写成一个晚上就完全变了样子，象有些作者写人物转变那样；他只是着重写了环境的力量，他虽没有告诉你他的人物转变得怎样，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转变。”[126]（492）另一方面，尽管周扬在人物塑造方面突出了思想先进的“小字辈”，但在言语的描写方面却特别欣赏“老字辈”。他认为小说写三仙姑到区政府去的那一幕“最精彩”。因此，李洁非认为，“他在文学评论中始终不放弃‘形象的个性化’尺度，特别注意分析作品言语。这些都显示着周扬没有完全失去其‘文人’的身份。”[127]

结 语

建国前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讨过程，总体上是一种在强烈的无产阶级政治观念指导、支配下进行的，体现了一个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和党的文艺事业的实际领导者的思想特色。他结合中国当时的革命实践和重要的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尽管建国前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讨有时不免有“左”的印记，甚至带有教条化的色彩，然而，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注 释

[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6][7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8]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11][108]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5]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卷）[C]．北京：三联书店，1984．[17]有关材料可参阅：朱辉军．西风东渐—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吴元迈．西方对马克思主义文艺遗产研究的历史考察［J］．江淮论坛，1982，

（5）．[19]刘少奇文选（上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0][94]张大明．他与历史同在、他跟事业永存——文艺理论批评家的周扬[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１）：81-86．[22] [36][61][80]朱辉军．周扬现象初探[J]．新华文摘，1988，

（12）：120-123．

[23][59]李辉．摇荡的秋千[J]．读书，1993，

（10）．

[24][121]王培元．从亭子间到土窑洞——

三、四十年代周扬的文艺思想[J]．文艺理论研究，1997，

（5）：40-45．

[25][98]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8]如何评价左翼文坛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目前仍然是一个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庄锡华对此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他认为，30年代梁实秋、苏汶、胡秋源等人在那个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时代，天真地要求政治勿侵略文艺，竭力维护文学的纯粹性当然应当受到责备；但是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争论中，完全无视政治黑暗与白色恐怖的时代条件，不加限制地张扬文学的政治功能，公开打出文学党性的旗帜，不仅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而且多半会吓跑革命斗争中的同盟者。从文学的受众这一面看，当时的人民大众似乎更需要多向他们提供一些思想进步、艺术优美的作品。我们不能指望尚未完全觉悟的大众超越现实，一步跨上阶级性党性的高度。见庄锡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Ｐ7-8 。也有些学者认为，胡秋原和苏汶等人的观点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有力抵制，有利于纠正左翼文学中存在的图解政治的倾向。周扬等人与所谓“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也暴露了左翼文艺理论批评的贫弱。见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P200。

[29][91][103][10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0]周扬．典型与个性[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2]周扬．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3]周扬．关于国防文学[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4]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5]转引自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7] [38] [39] [40] [44][45]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1][78]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3][120]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6]周扬．“五四”文学革命杂记[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8]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9]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51]朱辉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现代中国文学[N]．文艺报，1990-1-6

(3)．

[52][62][63][85][87][88][89][95][99][106]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3][54][64][65][86][90][92][97]周扬．现实主义试论[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5][58][100]周扬．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6][113]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7]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0]陈辽．周扬论[J]．当代作家评论，1986，

（4）：48-57．

[66]周扬．新的现实主义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8]周扬．关于文学大众化[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9]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0][82][83]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5]张大明．三十年代文艺札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93]庄锡华．论新时期周扬的文艺思想[J]．北京社会科学，1996，

（1）：19-25．

[96] 周扬．现实的与浪漫的[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9]转引自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112]周扬．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4]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6]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9]有论者认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在朴素的为农民写作的思想基础上，在鲁迅倡导的文艺大众化影响下和太行文化人座谈会上邓小平《五点希望》为代表的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作出来的，而更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和邓小平的讲话。见张香琪．试论赵树理研究的误区[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

（4）：． 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因为1943年10月19日才在《解放日报》正式全文发表《讲话》，而《小二黑结婚》发表于1943年5月，《李有才板话》发表于1943年10月，此前赵树理并没有参加在延安举行的座谈会。[123][124]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J]．文学评论，1986，

（1）：20-32．

[125]周扬．略论孔厥的小说[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